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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宝玉的变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
《红楼梦》虽然描写贾府的盛衰历史，而以荣国府为主。而在荣国府之中，又以宝玉为中心，配以“金陵十二钗”，并副以侍妾丫鬟等“十二金钗副册”二十四美，所以我们讨论《红楼梦》，不能不述宝玉之为人。
宝玉生长于富贵之家，中举之后，出家为僧。王梦阮、沈瓶庵所共撰的《红楼梦索隐》，以为是书全为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而作，“董鄂妃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南下，为清将所掠，辗转献于清世祖，有宠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至极，乃遁迹五台山为僧”。胡适对此考证，根据孟纯荪的《董小宛考》，谓“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清世祖生时，小宛已有十五岁了。若以顺治七年入宫，时清世祖方十四岁，而小宛已二十八矣。小宛比世祖年长一倍，何能入宫邀宠”（见三民版《红楼梦》，饶彬著《红楼梦考证》）。
余虽然不同意王、沈的考证，亦不赞成胡适的反对理由。胡适根据顺治与小宛的年龄，以为十四岁的男孩绝不会爱上二十八岁的妇女。但世上固有畸恋之事。畸恋多发生于两性关系不大正常的家庭之中。顺治之母即孝庄后有下嫁皇太极（顺治父）弟多尔衮的传说，多尔衮“本称为皇叔摄政王”，寻又晋为“皇父摄政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张苍水《奇零草》有《建州宫词》十首，其七云：“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迎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摄政王死于顺治六年，则皇太后与摄政王私通，寻又嫁之，当在顺治冲龄之时。顺治幼失母爱，及长，爱上年龄较大的妇女，乃是畸恋的普通现象。远代不谈，即以明代言之，明宪宗年十六即位，万贵妃已三十有五，宠冠后宫，即万贵妃比宪宗年长一倍以上。此犹就宪宗即位时言之。其实，宪宗在东宫时，万贵妃已擅宠，即宪宗未志于学以前，已经爱上了万贵妃。（《明史》卷一百十三《宪宗后妃各传》）宪宗为英宗之子，英宗北狩，代宗即位，代宗性忌刻，自己无子，而又深嫉英宗之子，英宗回国，居南宫，不自得，此时与英宗相伴者乃无子之钱后（同上卷一百十三《英宗钱皇后传》）。宪宗自幼，由于代宗的监视，即与生母（周贵妃，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隔离，万贵妃之能邀宠，至死不衰，亦由于宪宗的畸恋。吾引宪宗与万贵妃之事，并不是赞成王梦阮、沈瓶庵的考证，而是反对胡适谓“小宛比顺治年长一倍，何能入宫邀宠”之说。
宝玉于性欲方面，似有变态心理。他看到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第七回），即动了遐思。他在冯紫英家里，遇到蒋玉函，“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取出玉玦扇坠相赠，蒋玉函亦解下一条大红汗巾以报（第二十八回）。吾国古代以魁梧奇伟为男子之美，《诗》云：“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诗经注疏》卷五之三《国风·猗嗟》）这是形容鲁庄公之美。子都为古代的美男子，他所以美，美在身体魁梧，孔武有力。郑伯伐许，他“与颖考叔争车，颖考叔辀辀以走，子都拔棘（棘戟也）以逐之”（《左传·隐公十一年》）。“争车”不对，“拔棘以逐”更不对，但可证明子都的勇敢。魏晋以后，美的观念就不同了。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魏志》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是则此时人士之所谓美，非刚强的美，而是病态的美。卫玠风神秀异，“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然“多病体羸”，卒时年仅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晋书》卷三十六《卫玠传》）。降至南朝，凡风貌昳丽的，常见重于朝廷，而侍中之选竟然“后才先貌”（《南齐书》卷三十二王琨等传论）。由是傅粉施朱就成为膏粱子弟的习气。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颜氏家训》第八篇《勉学》）南朝人士以柔弱为美，于是起自“关中之人雄”的北军，一旦南侵，便势如破竹，南朝遂至于亡。
宝玉自己也是一个美男子，“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第三回）。他有三位女性中表，无不貌美如花，但他不爱“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的薛宝钗（第四回），也不爱“英豪阔大宽宏量”的史湘云（第五回），而只爱言语尖刻，胸襟狭隘，多愁多病，肺病已入第三期的林黛玉。此种变态的爱好乃发生于变态心理。
宝玉生于富贵之家，长于娥眉堆里，日夜接触的尽是娇娆的妇女，环境可以铸造性癖，因之宝玉的性癖，一言以蔽之，是重女轻男。他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
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观宝玉之轻男重女，可知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谓《石头记》是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书，“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引自三民版《红楼梦》，饶彬著《红楼梦考证》），极有问题。何以说呢？清乃“女”真之后，明的皇室则是“汉”人。世多以“汉”指称男人，最通行的则为“男子汉”一语。《红楼梦》果是抑清捧明，何以宝玉常常有捧女抑男的思想？“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第三十六回），这更可证明宝玉如何讨厌男子“汉”。换言之，《红楼梦》果如蔡元培的考证，则《红楼梦》作者绝不是抑清捧明，反而是抑明捧清。明宪宗有变态性欲，又因口吃，不欲接见大臣，与其交谈。自是而后，明代天子多匿居宫中，不见朝臣。（《陔余丛考》卷十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宝玉长于裙钗堆里，入则在丫鬟之手，出则唯小厮清客，习以成性，故和明宪宗一样，深居简出，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这样，更助长了他轻男重女的观念。
宝玉憎恶士大夫，不欲与之接谈。案士大夫阶级乃发生于春秋之末，到了战国，人数愈多。他们或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或出身于城市的商贾，或出身于农村的地主。单就儒家一派言之，孔子为孔父嘉之后（《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则为宋之司马（《左传·桓公二年》），其后裔畏华氏之迫而奔鲁，遂为鲁人。孔门四科，“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孔子门人有子贡，善货殖，家累千金；有子华，适齐之时，乘肥马，衣轻裘；又有子路，衣敝缊袍；复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同上）。即孔子门人贫富皆有，而形成为士大夫阶级。此辈士大夫之富裕的，固可如曾晳“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同上），作优闲的生活；其贫穷的则入仕途。春秋时代，士大夫人数甚少，求职不难，所以在《论语》一书之中，孔子门人虽有学干禄的子张（《论语·为政》），而多数均不以出仕为意，甚至如闵子骞者，辞费宰而不就，若必强制其就职，他将远避于汶水之上（同上《雍也》）。到了战国，士大夫人数增加，而令他们不能不注意出仕问题。所以在《孟子》一书之中，其门下喜欢问仕，而孟子且以出仕为君子（士大夫）的职业。吾人读周霄与孟子的对话，即可知之（《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下》）。孟子不但以出仕为士大夫的职业，且以出仕为士大夫救贫之道，故说：“仕非为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同上卷十下《万章下》）士大夫出仕，目的多在干禄以救贫，所以宝玉憎恶士大夫而斥之为“禄蠹”（第十九回）。“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并说：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第三十六回）
他本来以甄宝玉为“知己”，及听到甄宝玉所说的话，又认为“近了禄蠹的旧套”。宝钗问“那甄宝玉果然像你么”，宝玉道：
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第一百十五回）
吾国自汉以后，士大夫要想干禄，必须经过考试。考试之法开始于汉文帝十五年之亲策郡国所选举的贤良，当时所谓选举是令郡国守相察贤举能，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所谓考试则注重佐国康时之论，而不尚空言浮文。西汉以后，历代均稍有变更，简单言之，唐用诗赋；宋分诗赋与经义以取士。元代取士乃以经义为主，由《四书》内出题，用《朱子章句集注》。所以韩性说：“今之贡举悉本朱熹私议，为贡举之文，不知朱氏之学，可乎。”（《元史》卷一百九十《韩性传》）明兴，依元之制，取士专尚经义，由朱注《四书》内命题，文有一定格式，称为八股，文章不在于穷理，更谈不上佐国之言，康时之论。清室开科取士，纯依明制。宝玉对此考试方法，极力抨击。袭人述宝玉之言：“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宝玉心里又想：“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宝玉听黛玉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宝玉接着说道：
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第八十二回）
宝玉反对念书，即由反对“禄蠹”而来。叶适说：“今者化天下之人而为士，尽以入官。”（《水心集》卷三《法度总论三》）入官的目的不在于治平，而在于发财，这是宝玉反对禄蠹，因又反对士大夫的原因。吾人观上述宝玉的见解，可以分析为三点，兹试述之如次：
一是反对《四书》。“明明德”一语出自《大学》，而《大学》与《中庸》本来是《礼记》的一部分，朱子取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复为之章句集注。案《论》、《孟》两书乃孔、孟门人记录其老师的言论及行事。王充说：“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论衡》第九卷《问孔篇》）王氏举孔子对子贡及冉子之言以为证，他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问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语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贡去食而存信，食与富何别，信与教何异，二子殊教，所尚不问，孔子为国，意何定哉？”（同上）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后人多不研究那一句话是孔子说在年六十以前，那一句话是孔子说在年六十以后，而致孔子之言不免有前后矛盾之处。至于《大学》、《中庸》两书之所言，与《论语》矛盾之处甚多。举一例言之，《论语·为政》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大学》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郑氏注“放去恶人，独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感服”。孔颖达疏“既放此蔽贤之人，远在四夷，是仁人能爱善人，恶不善之人”。《中庸》说“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孔颖达疏“或安而行之，谓无所求为，安静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谓贪其利益（即爱赏）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谓畏惧罪恶（即畏刑），勉力自强而行之”。此即《孝经》第七章《三才》所谓“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邢昺疏云：“示有好必赏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归善也。示有恶必罚之禁，以惩止之，使其惧而不为也。”此与法家由人性之有好恶，悬刑赏，奖民为善而禁民为恶，又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这不是“齐之以刑”么？朱熹不察《四书》之中，矛盾的思想甚多，乃合之而为之注，所以宝玉才说“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混编纂”三字值得吾人注意。《四书》自元以来，用为取士的工具，固然多系孔孟嘉言，学者均崇之为“道德铁则”。然而王阳明乃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所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阳明全书》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李卓吾之言更为激烈，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氏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书》）又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词，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柳宗元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耳。”（《柳河东集》卷四《论语辩上篇》）。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教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孰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同上卷三《童心说》）宝玉谓当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