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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床边，他呼唤着我的名字，并说想要一辆红色的奔驰轿车，我安抚道：“放心吧，胡安，我已经在车行为你订购了红色的奔驰，放心吧！”胡安放心地离去了，他就死在我的怀抱中，也许这就是朋友。我们一步都没有离开他的家人，直到将胡安埋葬在圣路易斯。
我面对胡安的遗孀和孩子，内心萌发出为死去的朋友组织一场募捐比赛的念头，并且我也参加。我明白我在遭禁阶段，但这不是国际足联能管的比赛，是足球队员为足球队员办的比赛，而且，如果我不参加，募捐的数目会减少。不管那么多了，我一定要搞下去。
我首先打电话给卡雷卡、卡贝松、蒙托亚，他们均表示支持，广告方面更无问题，一家大公司和一位厂商已经加盟。
一切都按部就班，４月１５日，来了一份该死的传真，是国际足联的传真，开始我们都认为是恶作剧，之后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传真写道： “为了死难球员的家庭的安宁……马拉多纳和其他在阿根廷足协注册的队员对举办比赛所引起的争议将受到国际足联的惩罚。”他们居然提到“为了死难球员的家庭”，真是无耻！
我又一次有了罪犯的感觉，我通知马尔科斯：“好了，告诉格隆多纳（阿根廷足协主席），让他放心，不要乱来，我不踢这场比赛。但是记住，我只是不想连累其他队员，不是听从阿根廷足协和什么国际足联！”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他们为我向格隆多纳求情，但遭到拒绝，他首先声明任何办法都不能换取马拉多纳上场，其次愿意支付区区５万美金给死难家属，让组织者不要再和马拉多纳合作并可以考虑禁赛解冻后比赛的申请，他唯一的态度就是：谁和马拉多纳一起比赛，谁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天，我们４１个人集中一块商议，大家讲述着所有发生的事情，蒙托亚突然说：“马拉多纳，现在你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一定要踢这场球！”一直沉默的我被朋友们的感情激愤起来，比赛的组织者是我们，不是阿根廷足协，我们的裁判是退休的，也不属于为他们执法的人之列，我们的足球在那里，我们的球迷在那里。“我上场！豁出去了！”
我们是为自己的兄弟举办比赛，我相信如果阿兰维热和布拉特死了，阿根廷没有人为他们流泪。我发誓只要格隆多纳还是阿根廷足协主席，我就永远不回国家队。
在更衣室，我们看到许多人神色复杂，还是有人害怕国际足联的惩罚，我们就是要告诉人们，在足球世界谁应该是真正的主人。当我们出场的时候，简直是地震了，烟雾环绕，万众呼唤，仅仅捐款就达到１００万美金，加上广告费等总共２００多万美金，全部献给了胡安的家人和以他名字命名的足球学校。
看台上绝不仅仅只有博卡青年的球迷，那里有各个俱乐部的球迷，我太激动了，脑子里不时出现胡安的形象，但我知道他可以安息了，我们赢了，我们让全世界的足球队员都相信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强权，让那些有钱人畏惧。
１９９２年６月，国际足联不公正的禁令结束，我自由了，但我已１年没有参加正式比赛，加盟博卡青年、马赛均未谈成，西班牙再次向我召唤，当时有两个可能性，即效力皇家马德里或塞维利亚。
我是迭戈22
上期提要：因为吸食可卡因，马拉多纳被国际足联禁赛１５个月。在禁赛期间，马拉多纳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不顾国际足联的恐吓，为死去的河床队球员胡安举办了一场慈善赛。１９９２年６月禁赛令到期，马拉多纳面临两种可能：加盟皇家马德里或者塞维利亚。
准备复出
１９９２年６月，我自由了。这段时期，马尔科斯负责和塞维利亚联络，达涅与马赛队商谈。塞维利亚队教练比拉尔多更倾向于我选择塞维利亚，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愿望，因为整个塞维利亚都迷信比拉尔多，这座城市又在申办奥运会并具有发达的通讯系统，但唯一让我担忧的就是：他们似乎对马拉多纳有些顾忌，认为我太有名了，如果我发挥不好，球队降了级，实在太恐怖了。
另一方面，我也向往马赛，那里为我提供的庄园深深地吸引了我，况且还可以参加冠军杯的比赛，法国联赛又那么宁静、优雅，但是我不喜欢马赛市的环境，马赛和那不勒斯太像了。语言的障碍也是让我犹豫的原因，这里当然还有博卡青年，没有人会怀疑我对博卡的忠诚，就像我对阿根廷国家队一样。但这一时期，博卡俱乐部需要大量资金，我不能再去分一勺汤，等到时机再成熟一点再说吧……
我已经开始了训练，随时准备返回球场，体重减了７公斤，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有着强烈的比赛欲望。我还写了很多歌曲，人们都知道我是“探戈”的发烧友，但此时我唱不出来了，因为那不勒斯不愿轻易放过我，俱乐部那位主席的策略我很清楚，他想拖到最后时刻，逼得国际足联出面，他也可以对媒介和球迷有所交代，所以他在回答我们的邮件中非常蛮横，并且单方面降低我合同价值的４０％，处罚我１６。８万美金。他要寻找战争，他会得到的。
这些日子里，老阿兰维热多次说“我对马拉多纳就像对儿孙一样，我爱他。”真是见鬼了！
拿那不勒斯当筹码
和马赛的谈判很不顺利，该俱乐部主席将气氛搞得非常不和谐，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战略预订和那不勒斯方面谈判对话，我们将地点选在巴塞罗那，因为国际足联的人都在那里参加奥运会。但是，那不勒斯更狡猾，他们最终没有露面。国际足联不得不出面了，在苏黎士确定了谈判的时间，我的电话开始要爆炸了，无数人在关注这一约定。
８月１１日，在奥运会足球决赛西班牙国奥队战胜波兰后，这个重要的会议就要举行了，可就在前一天，马尔科斯的一个电话差一点击毁了我的心脏，他说：“迭戈，我将对他们说我们回那不勒斯。”我听后简直要发疯了，我不可能相信，也不懂这样做是为什么，只听到马尔科斯不住地说：“迭戈，迭戈！听我解释。”我不能听下去，我们终于到了和那不勒斯分手的一刹那，现在又要我“举起服务生的托盘”！在我镇静一些后，马尔科斯对我说：“我们只是表面上答应回去，但接着我们会提出一系列条件，那不勒斯不可能接受，一定的！”我的脚又一次颤抖了，万一那不勒斯接受，我就完了。
会议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许多报刊都在说马拉多纳要回那不勒斯，意大利的俱乐部赢了。我的妻子开始流泪，我的父亲也一样，我在接受了马尔科斯的指教后，对新闻界表示：“最理想的结果是不回那不勒斯，但我需要球场，需要队伍，需要教练的指令，我知道那不勒斯接受我的条件是及其困难的。”
１４日，有消息了，那不勒斯接受了我所有人道方面的要求，但在经济问题上不作让步，这已然是我走向自由的一个预兆。
此时就差塞维利亚正式邀请我转会的文件了，在此之前，他们充满恐惧和害怕，因为欧洲足联不想有第三家俱乐部介入我的转会，况且又不是西班牙的大牌俱乐部，但是现在他们不用害怕了，只管买我好了。糟糕的是塞维利亚迟迟没有动作，俱乐部主席不紧不慢，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们对我有顾虑，因为我的名气。可是现在那不勒斯开始反攻了，他们放出话来说，已经为我定了加布利岛上的一座庄园，外加直升飞机每日往返，还有快艇，那不勒斯的球迷永远和我在一起，眼下他们又开始了不要我离去的运动，他们唱着：“我们没有住宅，没有学校，没有汽车，但是我们有马拉多纳。”可怜的人们，不是他们的错，不是的。
１８日塞维利亚正式发传真给那不勒斯，询问我的价格，我真的叫他们气疯了，那不勒斯从来不理睬书面文件，必须有人亲自去。上帝呵！他们还是西班牙人，还号称斗牛士呢！９月９日，国际足联的布拉特不知从哪里发来传真，确立了国际足联的态度：“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不勒斯放弃马拉多纳，塞维利亚买下。”我也继而向马尔科斯下了期限：１２日前不结束此事，我就彻底离开足球……
我是迭戈23
上期提要：马拉多纳的禁赛令到期后，马赛、那不勒斯、塞维利亚纷纷邀请他加盟。最后国际足联出面干预，布拉特建议“最好是那不勒斯放弃马拉多纳，塞维利亚买下。”
飞抵塞维利亚
１９９２年９月，带着所有的混乱和法院允许我出境的那张证明，带着逃出意大利的感觉和伤痛，我吻别了家人、女儿，再一次踏上了赴欧洲大陆的征途。临离开阿根廷的时候，我对记者说：“我此次在西班牙的第一场比赛将献给监狱里的犯人。”
９月１３日早晨７点，我降落在马德里，从那里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塞维利亚，我第一次见到了俱乐部主席路易斯，我很想对他说为什么行动如此迟缓，但还是没有问。
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球场，那次是塞维利亚主场迎战拉科鲁尼亚，我们输了，是的，我已经感觉到是我们了，我觉得就像在家里。球场上奔跑着西蒙尼，他已经开始出名了。我真恨不得冲进去，就像为当年的那不勒斯奋斗一样，因为那不勒斯和塞维利亚都在我需要的时刻向我伸出了手。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喜欢我的俱乐部并不多。而阿兰维热和布拉特在这个时候也是支持我的，因为我完成了惩罚，不管它是否公正。
我被安排在塞维利亚郊区一座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切都很好，但也会随时变坏。那不勒斯不会轻易放掉我，塞维利亚俱乐部也不急于出最后结果，原来我是计划回阿根廷等待最后的消息的，不过在一个星期五，我发现门缝下面有一张纸条，是我女儿写的：“爸爸，不要回来，我们去西班牙！”这比合同还要宝贵的信，让我坚定信心留在了塞维利亚。
“我自由了！”
我开始了艰苦的体能训练，在酒店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我经常身穿迈克尔。乔丹的球衣长跑，在跑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乔丹就在我的前面，我知道意大利人的镜头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一定要咬牙跑下去，我要让那不勒斯俱乐部主席看到我还活着，我没有死。
９月２２日，星期二，我和我的全家在酒店进餐，已是下午３点左右，我无聊地玩着餐桌上的面包屑，马尔科斯匆匆赶来了，他看上去神采奕奕，脸上充满喜色。他径直来到我身边，自上而下盯着坐在椅子上的我说：“孩子，你自由了！”“我不相信，别再耍我了。”我没有在意。“迭戈，我是在严肃地对你说，你真的自由了。”
我仿佛整个人都在下沉，我坐到了桌子上，紧紧注视着在场的所有亲人，克劳迪娅、我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我哭喊着：“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９月２８日，为了庆祝我重返足坛，我们与拜仁慕尼黑队踢了一场球，我终于又披上了１０号球衣，我们以３比１赢了这场友谊赛，但这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在乎可以听到比拉尔多的命令，可以和克罗地亚人苏克尔并肩作战，可以等待西蒙尼的传球，可以罚角球直接入网……我太爱足球了，又一次可以面对巨星，比如马特乌斯，比赛后，他特意到酒店来看我，他的造访使我重新感到了足球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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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提要：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２日是马拉多纳真正自由的日子，为了庆祝他重返足坛，塞维利亚队与拜仁慕尼黑踢了一场友谊赛，马拉多纳在比赛中攻入一球。赛后，拜仁队的马特乌斯到酒店看望了马拉多纳。
面对仇敌毕尔巴鄂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４日，这一天应该是我重返足坛的首次联赛亮相，它对我的历史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毕尔巴鄂队，他们的教练是德国人海因克斯，在赛前他对媒介说：“我知道，在马拉多纳与塞维利亚的合同中已经注明他将不在两个球场踢球，一个是坎帕诺（巴塞罗那主场），另一个是圣马梅斯（毕尔巴鄂主场）。”真是笑话，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两个球场踢球？我对这场比赛比其他的比赛都更向往，况且还可以给这个德国人一个教训。
我和这家巴斯克地区的球队有太多的恩恩怨怨，我第一次在西班牙踢球的时候就是他们破灭了我两次夺得联赛冠军的梦想，同时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国王杯，我在巴塞罗那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也是和他们踢的，比赛在混乱和谩骂中结束。该队的象征戈伊科切亚，不但第一次铲伤我，第二次更是让我停赛了１０６天，而我伤愈复出的首场比赛又恰恰是和塞维利亚对阵。真是有很多巧合，也正因为如此，有不少理由说明我不应选择这场比赛作为复出的“处女作”。
比赛前我在酒店休息，楼下通知有客人，我不耐烦地问是谁，当被告知是戈伊科切亚时，我毫不迟疑地冲下楼梯，那个男子汉站在那里，这是９年前那次恶性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像两个真正的男人，没有提过去的事情，他祝贺我返回足坛，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女儿和各自的生活。
我还是参加了这场比赛，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场内环境差极了。我扫了一眼观众席，看到无数标语中的一幅，上面写着：“马拉多纳，假男人，让你尝尝恩迪卡的进球！”恩迪卡就是我在效力巴塞罗那时，在国王杯比赛中将球射进我们球门的人。比赛一开始，观众就一遍又一遍呼唤戈伊科切亚的名字，这是冲我来的，真是奇怪，铲伤我的人在这里是绝对的英雄！同样的，这场比赛我也饱受对手的“暗招”，幸好一一化险为夷，其中，对方有一个动作差一点又重伤我。距比赛结束还有２０分钟，浑身小伤的我只好下场了。
回到主场，我们队凭借我的一个进球赢得了和萨拉格萨队的比赛。之后，为履行合同，我前往阿根廷参加塞维利亚与博卡青年的对抗赛，和历次一样，前４５分钟我穿塞维利亚队球衣，另外半场换上让我心跳的博卡队服。
麻烦接踵而至
带着所有阿根廷朋友的祝福，我回到塞维利亚，一切进入正轨，在塞维利亚最好的小区西蒙维尔德，我度过了平静的３２岁生日。然后，安达卢西亚人给了我难得的平静，我得以让技术人员认真分析我的身体和体能，结果证明我仅仅比标准体重多出两公斤，一切阻碍我足球事业的主观因素均不存在。
但是客观因素就难以克服了，巴塞罗那的报纸又开始攻击、诽谤我，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夜生活频繁，我没有反驳，在维戈市与塞尔塔队之战中我以一个漂亮的任意球和客场胜利回敬了他们，但我心里明白，我又一次成为了焦点。
我不能忘记和特尼里弗队的那场比赛，这实际上是我和雷东多的对抗，当然也是“比拉尔多主义”和“梅诺蒂主义”的较量，因为对方教练是梅诺蒂的高徒巴尔达诺。比赛前，我和雷东多只是握了握手，准备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表达都留给后面９０分钟的拼搏。人们注意到，又有一帮被他们称为“流氓球迷” 的人在为我打气，但我们还是输了，而且很惨，０比３的比分出现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３日，真令人寒心。
和巴塞罗那对阵，我也上了，那场比赛更过分，球迷们在球场外搭了个马戏台，塞维利亚主场第一次爆满，我们只赢得一个体面的０比０平局。
所有的问题开始出现，原因只有一个，我不可能拒绝阿根廷国家队的邀请，我甚至将此当作一种荣誉，而这直接与俱乐部的本意冲突。我在参加了阿根廷足协百年纪念比赛后，俱乐部不同意我再参加和丹麦队的比赛，当我不予理睬、坚持和丹麦队比赛后回到塞维利亚时，一切和以前都不同了，俱乐部雇佣私人侦探监视我，掌握我做什么、说什么、如何生活。没有人理解我，只有比拉尔多了解我的内心深处，我开始觉得一生中又一次走错路、投错门了。
与比拉尔多翻脸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２日，我们和孔波斯特拉对阵，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因为伤痛没有训练。比赛中，我感到不适，但我坚持着，因为在我的头脑中有“比拉尔多需要我”的固定概念，我不能为他怯场。可是，突然裁判叫停，并示意换人，换下队员的号码是１０号，我简直不能相信，所有的摄像机都拍下了我大骂比拉尔多，然后扬长而去的镜头。
我离开球场，径直回到家中，没有毒品，没有海洛因，我看电视也哭，看电影也哭，我无法控制自己，想起了几天前的事情，俱乐部的头头们对我亲口说：“迭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