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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漫话 程俊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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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形象就象米酿成酒一样,已不是原来的形象,而是一个使人为之“醉、具有很强感染力的新的创造了。我个人认为吴乔分析比兴的本质是十分深刻的。研究、分析我国自从《诗经》以来的古典诗歌中比兴手法,在含义上、用法上、作用上的发展,并进一步批判地继承这种手法,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九 二千多年来对《诗经》的研究一 四 家 诗上面说过,周代一切书籍,都由王宫保管,只有贵族有学习、研究的权利。到了春秋,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社会上才发生私方讲学的事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教师,有弟子三千人。学习课程分为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文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六经。古书里说孔子生徒“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的高材生是子游、子夏,六经多半由他们二人传授下来的。《诗经》是由子夏五传而至战国荀卿。荀卿又传给他的学生浮丘伯等。秦始皇时,焚书坑儒,《诗经》也被烧掉了。可是,现存的《诗经》,比较其他经书最完整,也没有伪作;因为它是古代士大夫必读   
 的一本教科书,大家都背得烂熟。在民间,靠口耳相传,不靠书籍。这就是班固说的“讽诵不赖竹帛”。到了汉代,传授、研究《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据《汉书》的《儒林传》和《艺文志》说,鲁人申培公受诗于苟卿弟子浮丘伯,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申公曾担任楚元王儿子的太傅,后来居家教授,弟子从远方来的一干多人,其中当博士官职的有十几人,任大夫官职的有百余人。孔安国也是申公的学生,当博士和太守。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在《史记·儒林传》中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则首列孔安国。刘向是楚元王儿子的曾孙,著有《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谈《诗经》的,多根据鲁说。鲁诗武帝时立于学官,用官府的力量,让学者学习。它亡于西晋,其遗说犹存于《史记》、《说苑》等书中。齐诗:齐人辕固生是景帝时博士,作《诗传》。《汉书·儒林传》说:“齐之言诗者皆本诸固,一时以诗贵显,悉其弟子也,而夏候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苍,撰《齐诗故》及《后氏诗传》。”后苍同时传《礼》,戴德、戴圣都是他的弟子,    
 《礼》中所引诗,都是齐诗。郑玄本来是研究《小、戴礼》的,他注《礼》在笺《毛诗》以前,所以他注《礼》引诗多根据齐诗。班固父子,世传家学,崇奉齐诗,《汉书》中引诗多半根据齐诗。又如汉焦延寿、桓宽都是学习齐诗的,焦著的《焦氏易林》,桓著的《盐铁论》,都有齐诗的成分在内。齐诗西汉时立于学官,亡于魏,其遗说见于《仪礼》、《礼记》、《易林》、《盐铁论》等书中。韩诗: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作《内传》四卷,《外传》六卷,今存《外传》。韩婴是文帝时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他的弟子著有《韩故》、《韩说》、《韩诗章句》、《薛氏章句》等书,今都不传。而后人所作类书,引诗多半根据韩诗。韩诗西汉时立干学官,亡于宋。其遗说除现存《韩诗外传》外,多散见于类书中。三家诗皆先后亡佚,它们的遗说,仅存于后人著作中的证引。专门作此项搜集工作的,有宋王应麟的《诗考》,清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丁晏的《诗考补注补遗》,阮元的《三家诗补遗》,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以及马国翰《玉函房辑佚书》有关《诗经》部分。而清末长沙人王先谦集诸家之大成,作《诗三家义集疏》。此书内容    
 极为丰富,旁征博引,发掘群籍,共二十八卷,三家遗说,都包括在这本书里,是一本研究三家诗的最好的参考资料。毛诗:毛诗也是传自子夏,六国时人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传授汉赵人毛苌。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北海太守。西汉时三家诗均立于学官,惟《毛诗》不被重视。后来郑玄阐明《毛传》的意义作《毛诗笺》,自从此书问世,《毛诗》风行一时,在东汉平帝时立于学官,而学习三家诗的人就渐渐少了。唐孔颖达为《毛诗》、《郑笺》作《疏》,名《毛诗正义》。后人将双卫宏《序》、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合刻一本,称为《毛诗注疏》,共七十卷。三家诗与毛诗用字多不相同,三家诗用汉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写的,称为今文。毛诗是用先秦摘文写的,称为古文。如《柏舟》:“我心匪石”,鲁诗作“我心非石”。又三家诗多用本字,毛诗多用借字。如《汝坟》:“惄如调饥”,《韩诗》作愵如朝饥”。“愵”、“朝”韩都用本字。三家诗释诗多与《诗序》、《毛传》不同,如《伐檀》,《毛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鲁诗》:“《伐檀》者魏国之女所    
 作也。伤贤者隐避,素餐在位。闵伤旷怨,失其嘉会。……”又如《硕鼠》,《毛序》:“《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鲁诗》;“履亩税而《硕鼠》作。”《齐诗》:“周之末涂,德惠塞而耆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关于《伐檀》的解释,鲁说不及毛;而谈《硕鼠》,则鲁、齐可以补毛之不足。所以我们研究《诗经》,必须全面地参考四家诗。四家诗在字、释方面虽有不相同之处,但他们有一点是彼此完全相同的,他们都不是把诗歌当作文学去研究,而是把它当作“经”,当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多半歪曲诗歌的原意,用封建道德观点释诗,达到他们维护封建礼教、巩固政权的目的。《召南·小星》本来是一位小官僚出差,叹息自己不幸的诗,而他们都说它是“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齐风·东方之日》本来是一首恋爱诗歌,可是《诗序》说;“《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诗三家义集疏》说:“三家无异义。”他们把《野有死麕》说成“恶无礼”,《柏舟》说成“女予守节不嫁”,都与    
 原诗的内容不合。他们释诗的时候多半抹煞诗篇的战斗意义,粉饰太平,往往将暴露诗说成歌颂诗。说《七月》是“周公陈王业”,说《东山》是“周公劳上卒”。按这两首诗的内容,都是真实地暴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现实,他们所说的都与诗篇的原意相反。有时他们还剥夺人民创作的权利,将民歌说成贵族的作品,说《柏舟》是寡妇共姜所作,《鸱肺芄鳌K晕颐墙袢绽斫馐闹魈猓Ω镁褪凼灰撬杀巍6 妒⌒颉贰短鼐防锩渴资那巴罚加幸欢涡颉>菸涸纯贾ぃ场⑵搿⒑沂哺饔行颍嗉菏Т:罄慈私驳健妒颉罚苁侵浮睹返男蚨裕凰浴妒颉酚殖莆睹颉坊颉睹颉贰5妒飞厦挥斜昝餍蚴撬鞯模虼撕笕硕运拿坪妥髡撸蹈鞑灰唬晃蚁朐谡饫镒饕恍┘蛞慕樯堋9赜凇妒颉返拿疲叭擞小靶⌒颉焙汀按笮颉敝帧3艘酝狻跋蟪檀蟛妒邸烦菩虻目   
 头一句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为“古序”,程颐在《程氏遗书》中称它为“前序”,郝敬《毛诗原解》则称为“首序”。龚橙《诗本谊》称序中开头一句的后面的话为“续序”,范家相《诗瀋》称为“后序”,郑樵《六经奥论》则称为“下序”。按以上几种名称,“小序,和“大序。”比较流行,其它的很少有人采用,这里就从略了。“小序,和“大序”之分,前人说法也不一样,归纳起來,约有三说:第一说,将《诗经》第一首诗《关雎》的前面有一段较长的序文,叫它作“大序”。《关雎》以下的各首诗,每首的前面有一段序文“叫它做“小序”。如宋李樗。黄櫄的《毛诗集解》说:“诗皆有序,独《关雎》最详,先儒以为《关雎》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第二说,将《关雎》前面的序文,从第一句到“用之邦国焉”,认为这一段是说明《关雎》一首诗的,叫它做“小序”,从“风,风也”到最后一句是总论全部《诗经》的,叫它做“大序”。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云:“起此(“《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    
 第三说,称每首诗歌的序文的第一句为“小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第一句以下的话,叫它做“大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从上看来,古人对“小序”、“大序”的看法,各不相同。当时已经有人反对过,如《释文》说:“今谓此序正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读风偶识》说:“余按《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后人自以意推度之耳。”陆德明和崔述的话,都非常正确。把序任意分为大小,既分裂了首尾完整的原文,在研究《诗经》上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我们今天提到它只是为了阅读有关《诗经》的参考书的时候,如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他们经常用“大序”、“小序。”的名称,我们了解它指的是什么就够了。    
 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说法尤多。郑玄以为“大序是于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魏王肃、唐孔颖达都说序是子夏作品。《孔子家语注》说:“子夏所序诗义,今之《毛诗序》是也。”《毛诗正义》说:“诗三百十一篇,子夏所序。”唐魏徽认为序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隋书·经籍志》说:“先行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范晔认为《诗序》是东汉卫宏所作。王安石说:“《诗序》者,诗人所自制。”程颐以为小序是国史作,大序是孔子作。苏辙《诗经传》说序是孔子弟子、毛公、卫宏先后合作。郑樵《诗辨妄》则斥“《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言,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以上九说,归纳起来,比较有根据而有影响者约有三说:一、子夏作。二、子夏、毛公、卫宏合作。三、卫宏作。按子夏作序的传说,前人多不相信,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子夏是孔门传诗的人,《汉书·艺文志》有记载;至于子夏序诗说法,不但经传无明文,而且毛公也未提及。    
 第二,《毛诗》和鲁诗、韩诗传授之原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子夏;然《毛序》的释诗,和鲁、韩很不相同。如《汉广》,韩诗以为‘悦人也”,《毛诗》则以为“德广所及也”。《柏舟》,鲁以为卫宣失人作,毛则以为“言仁而不让也”。《诗序》如果是子夏所作,决不会和鲁、韩相差这样远。第三,子夏的学生有不少人住在鲁国,齐、鲁人既然传授予夏的《诗经》学,一定也传授他作的序。为什么传齐、鲁诗的人都不知道有序,只有赵人毛公能得到序?第四,《毛序》和《毛传》解释诗意,往往不同或互相矛盾,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传》谓“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可是《序》说:“德如丝梢耘溲伞!苯馐汀熬淤衫希斌橇臁保睹匪担骸澳苡刖淤衫希艘司幼鹞唬⒎!笨墒恰缎颉匪担骸肮食氯司拢沃ⅲ擞刖淤衫稀!奔偃纭缎颉肥敲龅模换帷白韵辔レ迦绱恕薄>萆戏治觯酉幕蛎餍蛑担疾荒艹闪ⅰD敲聪执娴摹睹颉罚降资撬吹哪兀课胰衔呛喝说淖髌罚赡芫褪嵌何篮晁鳌!逗蠛菏椤と辶执匪担骸拔篮曜志粗伲H艘病!酰沤宦洌啤睹罚宋溲担弧   
 宏从曼卿受学,因为《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在范晔以前,晋陆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说:“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卫宏作序之说,不但《后汉书》有明文记载,而且陆璣说的和他差不多。他们说卫宏“作”《毛诗序》,指的是他自己作的,而不是修改或润色前人之作。他们说:“善得风雅之旨”,是对卫宏作序的评价。范书说:“于今传于世”,是范晔亲眼看到卫宏的《诗序》,不是一种猜度的话。再从《序》的内容来看,有一部分话是因袭《礼记》的,有一部分是根据《左传》、《史记》的,可见作序的人,必出于以上诸书流行之后。从《序》的文字看,语言平易浅近不同于孔子、卜商时代言简意赅、提纲式的《春秋》和《论语》。吕思勉说:“哀窈窕之‘哀’字,乃‘爱怜’之义,魏晋间人多如此用,汉人用者尚少,先汉更无论矣。知《序》之著于竹帛,必在东汉时也。”他这几句话,确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诗序》的语言,带有时代的烙印。从上看来,东汉卫宏作《诗序》的话,是比较可信的。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序》是孔子或子    
 夏作的呢?为什么离卫宏作序不久的郑玄,有时说《序》是孔子作,有时说是子夏作,有时说子夏、毛公合作呢?韩愈说得好:“汉之学者,欲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郑振铎《读毛诗序》也说:“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原故,不外借重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韩愈和郑振铎的话都切合汉代学术界情况的。自秦焚书坑儒以后,古籍多数亡佚。汉统治者欲实行复古的思想统治,通令天下能得到一种古籍的,就赏赐他较高的官职禄位;当时学术界就出现一种托造伪书的风气。如《后汉书·儒林传》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据后人考证,杜书是伪造的,可是他借此当了大司空的高官。《儒林传》又说:“卫宏后更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由是古文大兴,光武以为议郎。”后来,“济南徐巡师事宏,亦以儒显”。他们师生三代都以儒显贵,可见卫宏作《诗序》的动机所在了。上面说过,《诗序》的话,多数歪曲诗歌原意,但不是毫无是处的,如《关雎序》提出诗歌    
 的特点,诗歌与乐舞的关系,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手法,诗歌的作用等问题,给后世研究文艺理论者很大的启发,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宝贵资料。在《二雅》中,如五篇史诗、农事诗以及反映文武成康西周盛世诗,宣王中兴的五篇种族战争诗,《毛序》所说的大致不错。至于厉王、宣王、幽王时代的讽刺诗,《毛序》也指出了西周由盛到衰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诗歌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后人认识这一动荡的时代有很大帮助。《国风》中以《二南》被歪曲的为最多,其主要错误,在于将《二南》列为文王时代的作品。其它各《风》,歪由的也不少。我们读诗时,当分别对待。总之,对《毛序》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至于《毛传》、《郑笺》和《孔疏》虽然精华与糟粕杂揉,但也是研究《诗经》者必读之书。三 从宋到清的《诗经》研究到了宋代,一般学者企图冲决汉学的藩篱,特别对《诗序》》表示怀疑与攻击。欧阳修作《诗本义》,为攻《序》的先锋。郑樵的《诗辨妄》与程    
 大昌的《诗论》,攻《序》尤力。朱熹的《诗集传》与《诗序辩说》出,《毛诗》的传统才开始动摇。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严粲的《诗缉》,虽为信仰《诗序》的著作,且其中亦有精辟之见,但他们的声势,远不如废《序》说的浩大。以上儿本书,也是我们必需参考的。朱熹虽为攻《序》名家,但他说诗的基本观点,和汉人是一致的。如《关雎》,《诗序》说是“后妃之德”,《集传》说:“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为之配。介又如《桃夭》,《诗序》以为“后妃之所致,《集传》说为“文王之化”。可见他同样地受《毛序》的桎梏,不能就诗论诗,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而且他在训沾方面也不及汉儒;关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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