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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找一篇记载周代大事的诗，再也找不着了。”她的分析，大致不错。和周族中原地带的边境接邻的少数民族，在周统治政权逐渐衰落的时候，四夷纷纷入侵，他们杀掠人畜，破坏田地，对人民是一种灾难。到周宣王时，周族便组织力量，对四方入侵者进行讨伐。《诗经》中有些诗篇记载了这时种族战争的情况。《资治通鉴》：“（周）宣王元年…以尹吉甫为将，北伐玁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就是描写这次战役的：玁狁匪茹， 玁狁并不是脓包，整居焦获。 驻兵焦获战线长。授镐及方， 侵略宁夏和朔方，至于泾阳。 打到甘肃那平凉。织文鸟章， 我兵挂徽帅建旗，白斾央央， 雪白旗尾多辉煌。无戎十乘， 十辆战车打头阵，以先启行。 冲开敌垒勇难挡。类似内容在《诗经》中还有几篇。如《小雅》
中的《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等。这些诗篇，歌颂种族战争的胜利，并把胜利归功于天子，归功于将帅，夸大个人的作用，抹杀士兵的力量。但它们又不同于《颂》诗，一味地赞颂统治阶级以欺骗人民，这类诗还反映了保卫国土，抵抗外侮的主题。如《六月》说：玁狁孔炽， 可恨玁狁大猖狂，我是用急。 我军急行守边防。王于出征， 周王命令我出征，以匡王国。 保卫国上保我王。朱熹解释说：“《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可见这是抵抗外族侵略的战争，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安定，它和人民的利益是有一致之处的，是一种正义的战争，为人民所拥护的。《江汉》诗也写到了战士们认识到抵御外侮的重要，所以肯不辞辛劳地出车建旗，英勇作战。这一类诗歌不但反映宣王时代抚战的史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八 贵族的庙堂乐章及其他《诗经》中还有不少庙堂乐章，是周王或诸侯祭祀、宴会时演奏歌舞的诗。这些乐章，以《三颂》为代表，它好象汉代乐府中的郊庙乐歌一样，是统治阶级用来宣扬德威、粉饰太平，借以更好地统治人民的。这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当时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歪曲的形态。在这些乐歌里，他们强调“天命”，以为自己能统治天下，是上天的意志，而周王就是上天的儿子。《周颂·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 想那天道在运行，於穆不已。 壮美无比未不停。於乎不显， 啊！多么坦赫多光明，文王之德之纯。 文王德政真神圣。《昊天有成命》说：昊天有成命， 明白的命令降自上苍，二后受之。 受天命的是文王武王。
统治者除了用“天命”、“天子”来欺骗臣民外，还夸糟他们的武功战绩。《周颂·武》说：於皇武王， 啊！伟大的武王，无竞维烈。 不争权势功辉煌。允文文王， 诚信有德的文王，克开厥后， 子孙基业手开创嗣武受之， 武王即位继事业，胜殷遇刘， 制止杀戮胜殷商，耆定尔功。 巩固政权功煊煌。这种作品所以具有很大虚伪性，是因为他们表现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历史上统治者发动战争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依靠士兵的力量。而在诗篇里所夸祖、赞美的，只是统治者个人。这些人还认为自已是人民的好领袖，并祝祷自己长命，可以世世代代地统治人民。《载见》说：“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这和《大雅·洞酌》所说的“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既醉》所说的“君子万年，介以景福”意思差不多。那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创造
出来的农业财富，统治者也窃为己有，用来歌颂自己，说成丰收是天的降福。如《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稔， 丰年小米大米多，亦有高廪， 高高粮仓堆积起，万亿及秭。 数目成万又成亿。为酒为醴， 酿成醇酒和甜醴。烝畀祖妣。 献给先祖与先妣，以洽百礼， 牲玉幣帛一齐祭，降福孔皆。 愿帝降福与天齐。这些都是“歪曲的形态”，而且这些诗歌缺乏描写的生动性，艺术价值也很低。不过，也不应该把它一棍子全部打死。如写农业生产的《载芟》、《良耜》，反映人民畜牧、渔业生产的《駉》、《潜》，写古代各种乐器的《有瞽》，都含有人民创造的因素在内。《商颂》中的《长发》、《玄鸟》，保存了关于殷商的神话、史实，是研究中国历史和神话传说的好资料。所以我们分析《颂》的内容，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剔除糟粕后，将其情华继承下来。除了庙堂乐章之外，《诗经》中还有一部分
反映贵族生活的诗，有些是直接打发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没落情绪的如《邶风·北门》、《王风·黍离》、《唐风·蟋蟀》、《曹风·蜉蝣》等；也有一些是写兄弟之情、朋友之谊、游宴之乐和别离之哀的。《小雅》中的《伐木》：伐木丁丁， 砍树铮铃响鸟鸣嘤嘤。 小鸟嘤嘤唱。出自幽谷， 鸟从深谷出，迁于乔木。 搬到大树上。嘤其鸣矣， 鸟儿嘤嘤啼不住，求其友声。 追求朋友声欢畅。相彼鸟矣， 看那小鸟是飞禽，犹求友声， 尚且求友不断唱，矧伊人矣， 何况我们是个人，不求友生？ 道朋友不来往？神之听之， 听说人们能友爱，终和且平。 神明会把和平降。这是一首宴饮朋友故旧的诗。作者虽然是一位贵族，但诗人以鸟求友起兴作比，语言生动活泼，是《雅》中的好诗。《小雅·常棣》以兄弟关
系同朋友关系、妻儿关系作比较，有真情实感，也是值得肯定的名作。《邶风·燕燕》是一首贵族的别诗，作者虽然是一位卫国君主，但他送胞妹出嫁时依恋不舍的心情，溢于言表。这种惜别的情绪带有共性，故能在民间传播歌唱。关于描写统洽者宴饮享乐的诗，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单纯的赞美，一种是多少含有批判之意。《小雅》的《鱼丽》和《宾之初筵》便是这两种倾向的代表作。《鱼丽》诗说：魚麗于罶， 篓里鱼儿历录跳，鲿鯊。 鲨鱼黄睿鹿铡＞佑芯疲±弦氐木疲记叶唷！÷陈浊逑闫！侗鲋躞邸匪担罕鲋躞郏±幢龈杖胂挛缕涔А！√任卵庞止Ь雌湮醋碇梗〉彼缓茸恚欠捶础！∪菀亲灾赜纸靼谩Ｔ患茸碇梗∷押茸砝玻�
威儀幡幡。 容仪飘飘乱忘形舍其坐遷， 离坐到处窜，屢舞仙仙。 手舞足蹈真差劲。《鱼丽》中写宴饮，有酒有菜，不但要多，而且要可口；不但要可口，而且要时鲜。作者对此是毫无批判的，只能反映当时贵族寄生生活的豪华而已。《宾之初筵》则暴露那些君子未醉时象煞有介事地彬彬有礼，等到一醉，原形出现，则手舞足蹈、丑态百出了。据《韩诗》说，这是卫国武公饮酒悔过的诗。《诗经》中还有一些礼俗诗，如祝新婚的《桃夭》、《樛木》、《鹊巢》，贺多子的《螽斯》等，这些，除《桃夭》外，它的内容，多反映当时贵族间的习俗。最后还必须提一下《卫风·载驰》，作者是许穆夫人，她是卫宣公儿子公子顽同庶母宜姜私通所生的女儿。有两个哥哥，戴公和文公；有两个姐姐，齐子和宋桓夫人。她约生于公元前六九〇年左右，幼年即闻名于诸侯，齐祖公和许穆公都向她求婚。刘向《列女传·仁智篇》说：“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日：“……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
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卫候不听，而嫁之于许。”可见她从小就有爱国思想。她嫁许后十年，卫国亡于狄，懿公战死，国人分散。她的姐夫宋桓公迎接卫国的遗民渡河，迁于漕邑，立戴公。戴公立一月而死，文公即位。她听到卫亡的消息，立刻奔到漕邑吊唁，提出联齐抗狄的主张，得到齐桓公的出兵而复国于楚丘。《左传·鲁闵公二年》：“狄入卫，……许穆夫人赋《载驰》。”她的作品《载驰》即产生于此时。许穆夫人是当时一位不平凡的女子。古代礼法，凡是国君夫人父母已经死了只有奔丧可以回娘家，否则是违礼犯法的事。许穆夫人勇敢果断地冲破礼教的束缚，抗拒许大夫的阻拦，回到漕邑。在诗中提出“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向强大的国家求救，依靠他们出兵救亡）的主张，终于得到齐桓公的出兵帮助，恢复了国家。《左传》又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师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公子无亏是许穆夫人姐齐子所生，是她的外甥）。”可见《载驰》一诗在当时的政治意义与效果了。《韩诗外传》记载了孟子对许穆夫人的评论：“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
挟其变权，乃得谓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孟子说她违背礼教的常道，采取权宜的回卫办法，都是从爱国思想出发。孟子对她的评价是很高的。许穆夫人是一位有见识、有斗争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
六 《诗经》中的赋、比、兴一 赋、比、兴的含义赋、比、兴是古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归纳。首先做这种归纳工作的，可能是周代王官太师。前面我们说过，太师的职务，是配制乐调，搜集民歌，教授六诗。雅、颂是贵族献的，原来藏在官府里，风诗则是从民间采来的，《诗经》的全部诗歌都掌握在太师手里。而他最重要的一个职务，就是教授六诗。六诗的内容是什么呢？《周礼·春官》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风、雅、颂是诗歌的分类，赋、比、兴是诗歌的艺术手法。我们看《左传》所记载的吴季札观乐和列国士大夫的赋诗言志，《礼》中贵族燕会时乐工的歌诗，除几首逸诗
外，都是风、雅、颂的篇目。所以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诗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他用“体”和“词”来分别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差异，并说明赋、比、兴不是另有篇卷，而是诗的表现手法。所以我们说太师所讲授的六诗，不仅谈诗歌的体裁，还谈诗歌的表现手法。古代学在王官，官师不分，官吏就是教师。民间无私学，只有贵族能受教育，人民是得不到学习、研究的权利的。诗歌既为太师所保骨，六诗又为他上课教材之一；那么，担负总结诗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的工作，可能就是周代的太师。《周礼》六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风、雅、颂既然是诗歌的分类，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为什么太师将风诗放在表现手法的前面呢，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因为赋、比、兴都是从具体诗篇里总结出来的，风诗里不论是民歌或文人创作，多半是在民间流传的诗歌。赋、比、兴是风诗的艺术特征，而
雅、颂则多半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他们往往从民歌中吸取一些养料，所以太师将风诗放在第一，雅、颂放在赋、比、兴之后。孔颖达说：“六诗次第如此者，…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孔颖达的话，指出了赋、比、兴是民歌风诗的艺术特征，所以在风诗下即次赋、比、兴。雅、颂虽然也运用这些手法，但他们殊少创新，都是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的。什么叫做赋、比、兴？从文字的含义讲，三者的区别是极其明晰的；而古人最早用赋、比、兴三宇的，就是《诗经》时代的诗人。《大雅·烝民》说：“明命使赋。”《毛传》：“赋，布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说：“赋读为敷。”…朱熹《诗集传》：“浦，布也，布其师旅也。”按古时赋、敷、铺、布都是同音通假字，所以《诗经》里赋和敷、铺互用，都训为布，就是平铺直叙的意思。比字最初见于《卫风·谷风》的“比予于毒”。按这句的“于”字，当作“如”字用，如果译作今语，就是说“你比我象毒物似的”。《谷风》的作者用人们对毒物厌恶的心情，来比方她丈夫对自己的遗弃。可见比就是比喻。至于兴字见于《诗经》者，共
有十六次《大雅·大明》：“维予侯兴”。《毛传》：“兴，起也。”中国最早的两部字典《尔雅》和《说文》，都训“兴”为“起”。按“起”和“启”也是同音通假字，就是启发的意思，所以《释文》训“兴”为“发”。《论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里的“兴”和“起”，都含有“启发”的意思。不是单纯的“起头”或“开头”的意思。由上看来，《诗经》时代赋、比、兴三字已经被诗人普遍地应用。赋是铺陈，比是比喻，兴是启发，三字的意义非常清趋，是决不会互相棍淆的。古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对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多半下了定义。现在选择我认为较确切的四家，介绍如下：一、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①二、刘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②“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①《周礼·春官》郑玄注引②《文心雕龙·诠赋》
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①三、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②四、李仲蒙：“序物以言惰，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③以上四家，对于赋、比、兴的含义，说得比较清楚。赋是铺叙，比是比喻，大家是一致的。至于对兴的解释，各人也都说出了它的特点。郑众的“托事于物”，即指兴的手法，是诗人将自己心中的本事或思想感情，寄托在自然界的景物上，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兴句在全诗起了塑造形象、点出主题思想作用的特点。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李仲蒙的“触物以言情，谓之兴；物动情也”。三人的话虽不相同，但都指出了兴句是诗人触物联想的特点，也就是刘勰所说的“起情”。不过刘勰的话，又多了“依微以拟议”一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诗人借自然界——————————————————————————① 《文心雕龙·比兴》② 《诗集传》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引
的鸟兽草木、山川日月这些东西来歌咏人事，表现其歌颂或暴露之意。这就发挥了郑众的‘托事于物”这句话的意思。李种蒙所说的物，即指诗人所见的或所要写的客观事物，情即指诗人所表现的主观的思想感情。他认为赋、比、兴就是情和物之间不同的联系，而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语极精辟。朱熹的定义，简单明了地说出了三者的特点，博得后人广泛的应用。二 《诗经》中的赋赋在《雅》和《颂》里用得最多，《国风》中也不少，可见赋是诗人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古代有人曾为《诗经》中的赋、比、兴做过一番统计工作。谢榛《四淇诗话》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他的统计可能有出入，但结合诗篇的实际情况看来，赋句确实占多数。孔颖达说：“赋直而兴微。”①赋是比较直捷、明显，不象兴那样复杂、隐约，使读者不易识别。因此后人对它的研究也较少。这倒不是他们轻视赋，相反的，赋对后————————————————————————————① 《毛诗正义》
世的影响并不亚于比、兴。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① 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②作为六义之一的赋，到了汉代，成熟地发展为一种文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③两汉是赋的盛行时代，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写作者仍然不少；于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了。《诗经》诗人运用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约可分如下几种：一、全诗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