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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拿祝蟮墓翊泶蠡幔腔煜轮蠡�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1993名代表,以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的议案。不日,一干文武大员又由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领衔,推戴袁世凯为皇帝。由此可见,袁世凯之称帝,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及普通民众也是难辞其咎的。可是到了护国运动如火如荼,袁世凯日暮穷途之时,举国上下又气势汹汹地讨逆惩凶,将所有罪过推在他一个人身上。从黄袍加身到众叛亲离,前后相隔不过100天而已,而100天前列名推戴书的人物,不少又出现在100天后的讨袁檄文上,连光芒万丈的蔡锷将军都如此,何况别人呢!
可是袁世凯既然称帝,就须学习古代帝王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罪在朕躬一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皇帝岂是那么好做的? 十三、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像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二十一条”密约摘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21条。主要内容是:
袁世凯墓铁门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施,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此时条款已不足21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尽管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声泪俱下。他说:
袁世凯墓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5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40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3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一、壮士蹈海
1894年的甲午海战,是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战争。后人普遍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跌入不可救药的深渊,甲午战争只是众多屈辱中的一幕而已。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其差异之大,堪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鸦片战争后,清廷尚能剿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以及营建近代化的海军,由于这些成就多发生或发端于同治年间,后人便将这段历史称为“同治中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西方列强都逐渐开始正视中国,尤其是当中国营建出一只实力居世界前六的海军时,列强更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敬而远之,拭目以待。因此,甲午海战爆发时,列强大多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然当中国惨败于日本后,列强在震惊之余,对中国的轻视和厌恶之心也陡然增加。
由于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被后人大加抨击,除了邓世昌等少数壮烈牺牲的军官外,余者皆与那些被击沉的船舰一起,沉入黄海之底,永不复见天日。事实上,这场战争固然暴露了中国政治军事体制的腐朽堕落,失败有其必然性,但也确实有许多不可解释的偶然性,比如,我军几发关键的炮弹失之毫厘,否则整个战争的结果就可能改写。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北洋水师并非惨败,中日双方在海战中的表现是旗鼓相当的。如英国人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很有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而亲历黄海海战的外国人马吉芬也以惋惜之情写道:“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腐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舰,同散殉国之花。”可见,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广大的北洋水师官兵们,是同仇敌忾、士气高涨的,不惟邓世昌的致远舰如此,便是被冤杀的方伯谦之济远舰也是如此,而最令人唏嘘的,则是真正临阵脱逃的广甲舰。当时,“济远号”因丧失作战能力而退出战团,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看到后,即在未受一炮的情况下紧随出逃,结果慌不择路,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数日后被日军发现,吴敬荣乘小艇逃生,余下的十余名官兵则凿船自沉,决意殉国,最终只有四人生还。
黎元洪
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四个逃出生天的壮士中,有一个叫黎元洪的后来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中国历来有“造神”传统,大总统的“士有蹈海而死”正是上佳的题材,比之汉高祖“斩白蛇”实在得多。
黎元洪字宋卿,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汉阳。黎家本居黄陂,家道殷实,然在太平军西征中田庐荡然,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愤而投军,以镇压太平军有力,得擢游击之职,然家境并未得到明显好转。黎元洪幼时曾为人放牛,也曾偷挖邻舍的萝卜,都是家境所迫。后来,黎朝相升任把总,俸银增加,黎元洪才得以入私塾读书。不久,黎朝相又将黎元洪接到其驻戍所在地直隶北塘,同去的且有黎元洪的童养媳吴敬君。这一路山山水水,令14岁的黎元洪心潮澎湃,终身难忘。
他在北塘继续私塾学业,学习勤勉,常挑灯夜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对那个时代特定的军营氛围的感受。当时,清军已开始抛弃大刀长矛,代之以洋枪洋炮,并聘请西人按西法操练。黎元洪对这些情景耳闻目濡,小小年纪便壮志满胸。他说:“大丈夫建功立业,何必株守科举仕进一途?弃文修武,学习新式军事,效命疆场,为国捐躯,一样可以成就功名。何况,武德既深且大,经邦济国,理政安民,抚远驭外,无不与武德相关。武德昌明,则天下安宁;武德大行,则天下太平。”从此决心从军报国,对此,父亲黎朝相十分支持。
于是,他于1883年报考了属北洋系统的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虽然苛刻,他却轻松通过。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成立于天津,设管轮和驾驶两个专业,学制五年,其中上船实习一年,课程包括英语、地舆、数学、驾驶、测量、气象、物理、化学、力学等,要求十分严格,每年秋试不及格即予除名;而实习期间,须能完全将理论付诸实践,确认无误,方可毕业。当时,中国八股取士制度犹在,绝大多数读书人仍醉心于此,而军队的改革也只是刚刚起步,如天津水师学堂这样不仅标新立异、而且精益求精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实为凤毛麟角。黎元洪既有闻鸡之志,能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也正是得其所哉!
开学典礼后不到20天,父亲黎朝相病故,遗言嘱他求学上进,谨慎处世,学成报效国家云云。父亲的遗训对黎元洪来说,是永不磨灭的纶音。在天津水师学堂的5年中,他便不时崭露过人之处。在学业方面,轮机驾驶和引擎修理都不在话下,时常受到师长和同学的称赞。而其品德之馨,更是令人称道。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回答道:“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因此,他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有长兄气度,师长如严复、萨镇冰等也十分赏识他。
父亲死后,俸禄断绝,黎元洪作为长兄,担负起了支撑全家的重任。而他的收入,不过是学校每月发给的四两银子而已。因此,每次他从天津回北塘家里,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而行。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精神,对他日后在政坛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无影响。
清朝一意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对水师学堂的学员是十分重视的。因此,黎元洪于1888年毕业后,即赏官六品,年纪轻轻便做到了把总,这是父亲拼搏半世才获得的职位。他先在北洋海军“来远”号服役,两年后又奉调广东水师“广甲”号。广东水师与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是清廷大力营建的三支海军舰队之一,但由于经费问题,惟北洋水师得到较大规模的投入,规模与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然而,无论北洋,还是南洋、广东,水师内部的风气都非常差,诸如赌博、吸毒之类皆司空见惯。然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