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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于1917年8月末离京，从此息影津门5年之久。这5年内，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内，养花、练字、读报、骑马、溜冰、打网球，也很喜欢听戏或看电影，因为他很喜欢跟普通百姓在一起。经过5年早睡早起、勤于锻炼的生活，他虽年近花甲，却格外健康。他与政治尤其是北洋政府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对有政治企图的访客很不欢迎，对北洋政府每月致送的1000元费用坚辞不受。
在北洋政府的高层人物中，富家翁比比皆是，但大多是利用政治地位博取来的不义之财，而如黎元洪这样以经商能力扩充财富的资本家并不多见。他在天津的5年，正值西方列强忙于欧战，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所放松，中国的民族实业获得喘息之机，他于是全力投资各类企业。这5年内，他投资的企业有20余家，包括矿业、金融、工厂等，多为资本运作。这些投资大多十分成功，他的资本也因此迅速扩大，在许多公司的股东名单上，他都名列首位，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大鳄。
不过，他仍然被许多国人奉为合法和正式的大总统。冯国璋任总统尚可说是以副总统继任，而接下来的徐世昌是被安福国会选出的，安福国会则被皖系以外的政治势力视为非法。不仅西南方面对此无时不忘，就是直系的政治新秀吴佩孚也对此耿耿于怀，再加上皖系自身的嚣张跋扈，法统问题就成为各派论战的焦点。各派争执不下，乃采取实际行动，先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发动二次护法运动，并当选非常大总统，明确地与北京政府对立。之后，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频繁发表反皖声明，最终撤兵北上，与奉系张作霖夹击北京，段祺瑞兵败下野，直奉进入北京。
段祺瑞虽表明不愿离开北京，然终因不合时宜而避居天津，步了黎元洪的后尘，这也许是段祺瑞最不情愿的事情了。吴佩孚本无意为难段祺瑞，他之所以攻入北京，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全新的国民大会的政治制度。但是，他的理想于曹锟和张作霖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曹、张二人在北京刚结为亲家，只求维护眼前利益，不愿节外生枝，因此，徐世昌依旧做总统，法统依旧没有恢复。吴佩孚黯然回到洛阳，一下车就对新闻记者说：“本次胜利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然直、奉缺乏合作的基础，此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果然，双方在组阁问题上互不相让，从唇枪舌剑终至大打出手，吴佩孚摧枯拉朽般将张作霖逐出山海关，直系独霸北京。吴佩孚从来都称徐世昌为“菊人先生”，而不称总统，如今更决心逐其下台。此时，梁启超、熊希龄、金永炎、哈汉章、王家襄等人都游说直系，要求用“恢复法统”来号召天下，被曹、吴采纳。直系既要“恢复法统”，就须恢复旧国会，迎回黎元洪。
吴佩孚先是令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呼吁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位，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退位。随后，由曹锟出面表示支持，全国响应。于是，徐世昌也不得不避居天津，步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后尘，不同的是，黎、段二人都有返京再起之日，徐世昌却永远告别政坛了。
但有关黎元洪复位之事，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曹锟本人想做总统，对黎元洪复位心情复杂。黎元洪洞察到这一点，故对前来劝他出山的吴景濂、王家襄等人说：“你们还是选曹锟做总统为好！”其次，皖系余孽如卢永祥等通电讥讽黎元洪，认为黎元洪是自己辞职的，而且即便不辞职，其任期5年早已届满了，根本不存在“复位”之说。再次，章太炎等人情知黎元洪此次复出，不过是给直系做傀儡，出于旧交情而劝他暂勿出山。最后，虽然黎元洪解散国会是迫于张勋进京时的复杂局势，但旧国会议员对此事不依不饶。在这些反对声音的影响下，黎元洪一度拒绝复出。但是更多的政治势力和人物都敦劝不已，致使他在天津的私宅门庭若市，欲求往日之清静已不可得。有感于此，黎元洪乃打出“废督裁兵”的底牌，作为复出的条件。
该份强调“废督裁兵”的“鱼”电，由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起草，轰动一时。电文向国民倾诉苦衷，坦诚自己当年之所以辞职，是负疚于解散旧国会之非，并说自己5年来为此锥心泣血。随后，他又列举督军制的五大弊端，认为国家危亡已迫在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自存。他在天津过了5年平民生活，对民间呼声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因此这份电报虽有政治考虑，却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也自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高度评价。黎元洪这个黯淡多年的名字，一下子又变得光芒万丈。
然而，他提出“废督裁兵”，必然得罪全国的大小军阀。作为全国最大的军阀，曹锟对他就极为不满，但是势成骑虎，无法改弦更张，不得不委屈自己，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兵”。随后，直系诸督如河南督军冯玉祥、江西督军陈光远、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纷纷表态，表示愿听命于黎大总统。当然，这只是做姿态而已。
随后，曹、吴的使者熊炳琦、李济臣到天津继续游说，说到激动处，熊炳琦等竟然团团跪了一地，黎元洪也只好跪下还礼。但他心如铁石，坚称要各省督军全体解去兵权，否则免谈出山。曹锟闻讯，便令吴毓麟持了写有“曹锟首先废督裁兵”的名片，与黎元洪互相签字为证。黎元洪才下了最后决心。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赴京，当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复职典礼。民国的总统序列，因此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黎元洪显然是第二代总统，但如此一来，冯国璋和徐世昌就皆为非法。总之，国家名器，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中，实在太过儿戏了。
他上台后，即令清流颜惠庆组阁，撤销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战。南方迅速响应，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广东陈炯明都通电表示了对他的拥护。然而现在更重要的，还是恢复国会的问题。旧国会议员经段祺瑞安福国会和孙中山非常国会的分流，已经支离破碎，出现多种版本，故要恢复国会，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比恢复国会更要命的，则是废督裁兵。黎元洪以吴佩孚为陆军总长，希望可以借此解去吴的三省巡阅副使之职，为废督裁兵做个表率。哪知吴佩孚不肯去职，此事弄巧成拙，各省督军也干脆明确地反对废督裁兵了。最终，只有江西、浙江、东北等五省“废督”成功，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不过将“督军”换个名称而已。
废督裁兵的失败，只是政治理想的破灭，而财政的危机，则是当务之急。各地因索要军饷而兵连祸结，连北京的国务院衙门也不能幸免。颜惠庆因而辞职，黎元洪好不容易说动唐绍仪组阁，却遭到了吴佩孚的坚决反对。此时，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完全是直系的一个傀儡。
孰料，傀儡也不是随便做的。曹锟置吴佩孚的劝告于不顾，坚持要马上做总统，这样一来，驱逐黎元洪就成为当务之急。最初，他们拼命寻找法理依据，指出黎元洪只应补足160日总统任期，如今却已做了330余天总统，故当自动退位。对此，拥黎派则针锋相对地找出证据，认为黎的总统任期应补三年零三个月，到1925年9月才到期。吴佩孚就曾劝告曹锟，应等黎元洪1925年到期后再准备竞选总统不迟，但曹锟不听。
曹锟先是利用一个鸡毛蒜皮的“制宪经费”问题，驱逐了亲黎的内阁总理张绍曾，又指使冯玉祥、王怀庆率领兵痞进城，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接向黎元洪索饷。总统府门外一连数日成为军警索饷、流氓围攻和市民哄闹的场所，一些所谓“公民大会”便在此草草召开，演说者时有，而主题只有一个，便是黎元洪下台。不日，又有“市民请愿团”在天安门前集会，打出“市民饿，总统肥”、“府院勾结种种失败”之类的横幅，狂呼乱喊。这些巧立名目的集会活动越来越猖獗，黎元洪的态度却越来越镇定。起初，他还以为真的是军警索饷，为此愁眉不展；等到洞悉其奸后，则转趋淡定。他说：“民国六年我受张勋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错。如今出任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我的任期若何，静听国会依法裁决，决不会再屈服于暴力，重蹈覆辙，贻害百姓。”
但直系诸人的手段越来越卑鄙，到后来，总统府连电话、自来水都被切断，而且狮子大开口，要求总统在12小时内发给军饷300万元，否则军队将自由行动，后果自负。黎元洪见此，豪气顿生，一气签署七道命令，其中有裁撤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和督理一款，并声讨此次索饷兵变之幕后指使人。该件经总统盖印后，交印铸局发表，印铸局怯辞，遂交与驻京外国记者，翌日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
早年从袁世凯编练过新军的卢永祥
此事办完，出口恶气，黎元洪自知北京不宜久留，遂于1923年6月13日，携金永炎、唐仲寅、韩玉辰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离京赴津。行前致函外交团和国会，声明北京已不能自由行使主权，故政府迁往天津，并向国会要求撤回去年复职时的辞职公文，理由是“国难方殷，万难卸任”。他的表现愈挫愈奋，颇有些“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事实上，在此前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曹锟闻讯，即刻令人去总统府取总统大印，却不见踪影。直隶省长王承斌接令后，即刻乘快车赶赴杨村车站，截得黎元洪的专车，上车讨要印信。车继续向前行驶后，一开始王承斌还虚与委蛇，拐弯抹角，黎元洪均漠然视之。看看车到天津新站，王承斌一着急，才直问印信的去向。黎元洪说放在北京了，王承斌即回答道：“总统应该讲实话！”黎元洪大怒道：“我就是不把印交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王承斌冷笑一声，命令将车头摘下，声称要开回北京。
其时黎元洪的子女四人前来接站，被军警阻止，遂央求英美两国领事上车问候起居，不料亦被阻拦。两位领事愤然道：“中国的军阀竟然可以劫持总统，真乃世界所无的怪事。”黎元洪在车上走来走去，悲愤不已，竟至举枪自杀，幸被福开森把枪夺下，子弹虽已射出，但未中要害，仅受轻微的擦伤。他欲死不得，万念俱灰，遂向携印藏身于法国使馆的姨太太危文绣打电话，令她将印交出。王承斌又呈上三通电稿，内容为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请黎元洪签字，黎照签不误，这一出“截车夺印”的好戏始得收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声称要“住在车上不走”的直隶省长王承斌，在去年敦请黎元洪出山时，曾经声泪俱下，情形感人，前尘后事，竟至沧桑如此。
黎元洪回到天津家里后，即将印信被夺与被逼签字之事通电全国，说明这三通电稿为强迫签字，依法不具效力，并强调自己决不辞职，纵国会议决，也决不受命。他高度关注北京方面的各种命令，对于重要的则以总统名义针锋相对地另发一令。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大总统，由于他离京前已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故若能重设国会，就可以在天津恢复政府。因此，他在天津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是来津议员，均以旅费名义支给500元。但是，民初旧国会的国会议员经过洪宪帝制、安福系的摧残之后，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个人品质已经很难保证，此次来津的议员虽然不少，但大多为投机分子，无非是贪图那500块大洋而已。不久，曹锟在北京出价5000元贿选总统，这些人自然就跑到北京去了。
黎元洪又想重弹张勋复辟时的老调，与段祺瑞再度合作，再来个马厂誓师。但此时不具备“三造共和”时的客观条件，加之段祺瑞的心胸本就狭窄，宁可与张作霖、孙中山合作，也不愿与他再度联手。此时，孙中山、卢永祥等人在上海组织反直同盟，邀他南下，章太炎等故人也一再邀请他挺身而出，认为此正其时，他遂于9月8日南下。但他一到上海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孙中山、卢永祥对他的态度本来就有些敌视，而唐继尧、张作霖方面则对他太过客气，国民党人张继甚至在会议上痛骂他为“民国第一号叛徒”，林林总总，都令他心生退意。后来，他得知卢永祥催他南下的电报竟然是别人伪造的，才恍然大悟。此时，他的老友张謇、唐绍仪等人劝他放弃，他本人也渐渐意气萧索，对政治突生惧意，最终宣布自己将赴日本养病。
他于11月8日东渡日本，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安心做寓公。他于实业兴致高昂，曾对人说：“我两次做总统，皆赔累不少，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自在。”他晚年投资的企业达到70余家，包括银行、证券、矿产、森林、造纸、食品、贸易、保险、运输、市政、文教等许多行业，投资地区覆盖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辽宁、香港等省市，积财极丰。他爱穿西装，吃西餐，做西式体操，看西洋电影，与他资本大鳄的身份极为相合。时人认为他资本主义民主意识较浓，且醉心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此言不虚。
他最重视的节日不是春节，也不是清明，而是“双十”国庆节，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功臣，他自然对这个节日情有独钟。不过，他宁可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来过这个节日，再不愿卷入政治的漩涡了。后来，段祺瑞执政府曾两次邀请他出山，他均予谢绝。
1928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到达山东临城时，欲没收中兴煤矿。这是黎元洪投资最多的企业，也是黎家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便托谭延辏蚪槭登椤＝槭担骸氨鹑说奈铱梢悦皇眨杌期榈奈也荒苊皇铡！钡牵狈ゾ故窍蛑行嗣嚎筇闪诵矶嗑眩迫粲馄诓唤唬阌枰悦皇铡５笔崩柙榛继悄虿∫延惺比眨糯擞映林兀罩敛恢危�6月3日病逝，留有遗嘱十款：
一、国民对于济案应以沉毅态度，求外交正义之解决，不能有轨外行动。
二、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三、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
四、调剂劳资，应适应民族心理及世界经济趋势，统筹兼顾，制定详细法规，行之以渐，不可破坏社会秩序与家庭关系，俾免各趋极端，庶共产萌芽无从发现。
五、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六、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七、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八、参酌近今中外情况，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不可逮思废除国界，为列强所利用。
九、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十、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
另有对家人遗嘱云：“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国民政府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勋，对他实行了国葬之礼。吊唁者名流荟萃，如逼宫之冯玉祥、摊派之蒋介石、跪呼“请王爷受封”之江朝宗等等，都赫然在目。段祺瑞也来吊唁，三鞠躬后，喟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而最别致的，则是老友章太炎的一幅挽联：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一、龙、虎、狗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京、津、直隶地区。没过多久，就有若干虎狼之兵游弋到直隶和山东的边境，正习惯性地要烧杀抢掠时，冷不丁地看到那些砖墙土壁上用白灰大大地写了许多各国文字：“此山东境。”不禁面面相觑，缓缓点头，而后掉头离去。
原来，当时的山东巡抚是驰名中外的袁世凯。他于1895年小站练兵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人物，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他极感兴趣，认为他是新派人物，是中国的栋梁之才。1899年，鲁西北的义和团率先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朝廷受到洋人的压力，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职务，以袁世凯暂代之。袁上任后，果然对洋人相当友善，对团民则坚决镇压。当然，仅仅态度友善还不足以令洋人的虎狼之师折服，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山东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到3个月后他实授山东巡抚时，麾下已有两万精兵了。洋人消息灵通，知道山东不同于直隶，不是个好捏的软柿子。
庚子之乱中，袁世凯响应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的“东南互保”策略，而对慈禧太后自杀性的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