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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佩孚如何，首先，吴佩孚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佩孚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锟近在肘腋，在天津的冯国璋与曹锟也暗通消息；最后，段祺瑞自己的左膀右臂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有矛盾，徐树铮要惩罚吴佩孚，而靳云鹏却抛出“软化曹吴”的主张。因此，段祺瑞这样一个声色俱厉之人，却不得不对吴佩孚这个无名小辈忍气吞声，先是让靳云鹏取代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又一度想用湖南督军的职位来贿赂吴佩孚。不过话说回来，吴佩孚还是给他了三分薄面，毕竟没有骂到他本人！
可是，倪嗣冲、张树元等仍强烈要求惩罚吴佩孚，他正在犹疑之间，不料吴佩孚竟然主动示好，拍电报恭贺靳云鹏荣任总理，于是大家在面子上扯平了。他知道嘴上功夫不算什么，要紧的还是实力，因此更加抓紧编练他的边防军。遑知吴佩孚也不复作口舌之争，而是直接要求撤防班师，北上抗日，仿佛知道了他的用意。吴佩孚一再要求撤防，都被中央拒绝。段祺瑞知道吴佩孚是名将之具，在前线足以御敌，回北方则必然给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任凭吴佩孚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请，他只管来个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吴佩孚终于忍无可忍，乃主动撤起防来，他的军队唱着他那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满江红·登蓬莱阁歌》，一路过长沙、武汉、郑州而回到保定，段祺瑞在路上设置的人马无人敢撄其锋。曹锟和吴佩孚会合后，先是占据京汉铁路各据点，又虎视眈眈，大有直噬京师之意。段祺瑞大惊，忙召远在外蒙库伦的徐树铮返京。
1920年6月，徐树铮回到北京，段祺瑞心中为之一宽，乃电召直隶、奉天、江苏三省督军进京开会，这也正是最令他忌惮的三个地方实力派。直隶曹锟当然不会身入虎穴，江苏李纯则托言生病告假，只有奉天张作霖来了。张作霖不仅来了，还慨然以鲁仲连自居，他提出的调停手段是：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免去徐树铮的筹边使；三、靳云鹏辞职。段祺瑞原则上同意了，张作霖便拍着胸脯保证道：“这样的话仲珊（曹锟）若还不想来，我就亲自去保定请他。”但是段祺瑞的性格缺陷随即暴露，他终究按捺不住对吴佩孚的怒火。当张作霖从保定返京后，段祺瑞突然提出“吴佩孚和徐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并要以擅离防守的罪名，褫夺吴佩孚的中将衔。张作霖自认为被段祺瑞玩弄，乃大怒而去，决心与曹锟合作。
当时的局势已如箭在弦上，双方压抑数月的口舌之争终于又爆发出来。段祺瑞悍然下令捉拿吴佩孚进京，着曹锟革职留任，并大肆表其三造共和与参战胜利之功。吴佩孚则不复指桑骂槐，毫不客气地痛斥段祺瑞为汉奸。通电原文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督理东三省军务时的段芝贵
都说梁启超的笔下有“魅力”，吴佩孚又何尝不是，他在这几年中的通电，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激扬文字。如这一篇，比段祺瑞为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而以岳飞自比，这便是吴佩孚一贯的行文风格。
当时，段祺瑞已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总司令，刘询为第四路总司令。就边防军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精锐之师，不过它生不逢时，一者统帅段祺瑞政治上已经惨败；二者京津一带地域狭小，奉军入关，已与直军形成夹击之势；三者直军刚从前线撤防，富有实战经验，统帅又是天才的吴佩孚。直系的军队，当时已张“讨逆军”的大纛，直扑京师而来。
双方甫一交锋，直军被曲同丰的新式武器杀得溃逃一片，且被俘虏了一个整营。段芝贵闻讯，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夜就在琉璃河车站附近的一列花车上寻欢作乐。当夜大雨滂沱，曲同丰的大炮火药俱湿，失去效用。吴佩孚乃与士卒痛饮美酒，乘醉突袭了定国军的司令部，曲同丰被俘，段芝贵逃命。吴佩孚掩杀到定国军的第二道战线，将所有小山炮密布于前线，准备速战速决，打闪电战。有部将劝道：“如此大违兵法，若一战而败，则小山炮尽归敌手。”吴佩孚睥睨之。闪电战的一大原则即是不让敌军稍有喘息整理的时间，吴佩孚的为将之道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战争准备阶段，而真正作战时则一鼓而定。果然，“讨逆军”一战而胜，奉军则在杨村一带趁火打劫，定国军溃不成军，总参谋长徐树铮化装逃走。
直奉同时进入北京，首先宣布战犯名单：第一人即徐树铮，随后有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日本马上表现出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敏捷性，要求将徐树铮等定为国事犯，予以保护，被吴佩孚一口拒绝。但是曹锟等人认为，北洋是个大家庭，应念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于是对这些战犯皆网开一面。
段祺瑞是事实上的第一战犯，他既不愿逃，又不愿被俘。正进退维谷时，老将姜桂题来访，颇含怨怼地说道：“我早说你打不过吴佩孚，你非要打，结果落得如此下场，这都是徐树铮害了你呵。”他听毕羞愧无地，乃拔枪自杀，幸被侍从夺下手枪。死虽未死，却不得不宣布辞职。吴佩孚想将他迁于汤山加以保护和优礼，他则坚持要留在其在府学胡同的私宅，表示不离开北京。吴佩孚也就不曾难为他。
不久后，他还是避居天津日租界段芝贵的私宅。他整日吃斋念佛，但争名夺利之心全无稍减。其寓所依然门庭若市，其表现依然长袖善舞，他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实力人物之一。他秘密派段芝贵联络张作霖，派徐树铮交好孙中山，结成了一个半透明的三角同盟，以对抗直系。孙中山在向人解释为什么要跟段祺瑞这样的军阀合作时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军人，可以跟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一起革命自然最好，不然，就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
别人认为他是军阀，他却认为军阀是别人。他在天津礼佛，常与人喋喋不休：“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转世，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其实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也有些道理，“军阀”一般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之武人，而他却始终雄踞中央，地方军阀正是他的一大攻坚目标。如今被“军阀”打败，忿忿不平，故有此言，也就不足为怪。
六、徐树铮之死
徐树铮对府院之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徐决不止是一个阴恻恻的小人。在民国初年，府院之争本有其必然性，徐树铮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只是不能突破这时代局限性而已。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少时应科举失败，赴山东投奔袁世凯，未遇。但不经意间结识段祺瑞，却受到段的赏识，被留在段的身边做书记官，1905年被段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后，正式进入段的幕府，赞襄帷幄，这一年他才27岁。民国肇立，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以军学处处长的微职调理部务，将次长国民党人蒋作宾架空。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后，徐树铮更升任次长。袁世凯称帝时，他极力劝说段祺瑞反对帝制，被袁世凯免职。“二造共和”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他为院秘书长。他处处维护段祺瑞的利益，为此与总统府的张国淦、丁佛言以及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打出手，甚至不惜与黎元洪针锋相对，成为府院之争的症结之一，为各派人士所忌，于是有“小扇子军师”的诨号。究徐树铮其人其事，可归纳为四大特征：
徐树铮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惨死对民国是一大损失
一是忠心耿耿。特指他对段祺瑞的忠诚。他是段祺瑞的第一亲信，他们的君臣之谊，较冯国璋和李纯更为亲密，与曹锟和吴佩孚差相仿佛。因为，李纯是冯国璋的忠臣，绝少有自作主张的时候；而徐树铮不仅是段祺瑞的忠臣，且能越俎代庖地为段祺瑞策划大事，段祺瑞对他则绝对信任。这一点，吴佩孚之于曹锟也是类似的。在陆军部时，段祺瑞并不常常到部视事，大小事务多委之于徐树铮。徐树铮说一不二，不徇私情，有时是连段祺瑞的面子也不给的。这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与小站练兵时的段祺瑞相似，真可谓人以类聚。
二是才华超群。他是北洋系中一等一的人物，有纵横捭阖之能。他记性过人，思维敏捷，口才绝佳，可以一边会客，一边办公，一边还拿电话与人说话，真可谓五官并用。他又是林琴南的门生，文字功夫过硬，写一手好诗词，是徐世昌“晚晴簃诗社”的诗友。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国家大势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并能组织策划重大的政治行动，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有儒将之风。如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这两次北洋系重大的洗牌行动，其幕后总策划人都是他。徐州会议引发了张勋复辟，驱逐了黎元洪，玉成了段祺瑞的“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呼吁“北洋团结”，孤立了冯国璋，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因此，徐树铮在两次府院之争中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天津会议后，他又出关连横张作霖，以对抗直系，自己则出任奉军副总司令。此外，臭名昭著的安福系，也是他组织起来的。
三是面冷心狠。徐树铮在国务院期间，素以不徇私情而闻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便是对段祺瑞本人，也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每次他到段祺瑞处报告公事，都是干净利索地交代完就走，向来不耽搁时间，也很少参加段公馆的宴会，更极少陪段祺瑞打牌。对段祺瑞如此，对别人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也有失公允，比如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处处刁难，气得蒋百里在学员大会上拔枪自杀。他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大多投身南方的革命事业，在北洋系中多遭排挤，惟徐树铮是个例外。他面冷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心狠！1918年，第二次府院之争渐趋白热化，冯国璋援引北洋元老陆建章为高等顾问。陆建章先是策动甥婿冯玉祥反对对南方用兵，又策动吉林督军孟恩远反对张作霖，以对抗皖奉二系，为冯国璋清除路障。当时徐树铮正在为段祺瑞争取张作霖，对陆建章的拆台自然十分不满。在一般人看来，陆建章是北洋元老，无论有多讨厌，也决不至于该死。但徐树铮不同于常人，他竟然请陆建章赴鸿门宴，从身后开枪将其击毙，手段之毒辣令人侧目。然而一报还一报，7年后，他终于还是血债血偿。
曹锟、张作霖、李纯、王占元、赵倜、陈光远、马福祥、蔡成勋、王廷桢等人讨伐皖系及徐树铮的通电
四是好大喜功。徐树铮自视甚高，精力过人，亦好大喜功，其在陆军部和国务院的独揽大权，可谓路人皆知。然而其好大喜功，客观上却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劳。徐世昌任总统后，为将徐树铮调离段祺瑞身边，特任其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并兼外蒙善后督办，负责收回国家在外蒙的利权。民国初年，外蒙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虽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仅冠以“自治”之名，但实质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权已丧失殆尽。但是十月革命使俄国暂时无暇东顾，也使部分外蒙王公对赤色的俄国心生排斥，决定回归中国，但被外蒙“议会”否决。对徐树铮的任命正当此时，他知道自古以来军人最大的光荣便是开疆拓土，于是慨然赴任。1919年10月，他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挺进库伦，软禁了外蒙伪政权的一干人等。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完全回归中国怀抱！徐树铮更驻军于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发动人民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从各个层面上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其中的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7年之久，这次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此番功业，可与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相俦，只是民国政局太乱，终于不能保持他的胜利果实而已。
综上可见，徐树铮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他既纵横捭阖，播权弄非，又辟疆开土，功在国家，对他决不可片面论定，而应全面了解。然其最终惨遭横死，撇开江湖恩怨不论，实在是民国的一大损失。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息影津门达4年之久。这4年内，他与军政人物依然往来密切，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居然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然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当时段祺瑞在天津的公馆门庭若市，奉、苏、鄂、浙、皖、闽、赣、豫八省联电拥他出山，他本人亦登高训话，大有舍我其谁之意。1924年11月24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以避免府院之争，但翌年12月始又重设了国务总理。执政名义上是大权独揽，但由于段祺瑞今非昔比，除浙江卢永祥外已无兵可用，因此他这个执政处处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比之当年黎、冯、徐等几位总统受制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此十分愤懑，经常不到府视事，在家中下棋打牌消遣。
但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竟全无改变。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并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视孙中山为政敌和“外人”，故反其道而行之。他针锋相对地抛出“外崇国信”之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针对“国民会议”，他亦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并付诸实践，在此“善后会议”上，他由“临时执政”变为正式“执政”。孙中山乘兴而来，却遭此反戈一击，身心俱废，不久病死。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未参加孙的致祭。其心胸之窄，竟至如是！
拥段祺瑞组织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