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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掌国-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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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锋的是徐树铮的东路军,徐树铮自知不敌,弃军而逃,皖军遂致完败。 

  直皖战争的结果是,段祺瑞下野,皖系瓦解,直、奉共同进入北京。然直系鄙夷奉系渔人得利,且不忿奉军四处抢夺军械,双方矛盾顿生。不久,双方又在安徽、江苏等省的督军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矛盾日益加剧。为解决矛盾,徐世昌命总理靳云鹏召集曹锟、张作霖以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天津召开了一个高峰会议,时称“四巨头会”。但会上唇枪舌剑,摔杯打盏,终未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在利益的争夺中,直系总是占据上风,令奉系十分不满,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任命张作霖为蒙藏经略使,以勘平蒙古之乱,并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亦有全权。张作霖满载而去,然他对外蒙不如徐树铮那样热心,惟对热、绥、察三区极为热衷,他的势力范围于是进一步扩大。

  但张作霖野心极大,欲壑难填,他与直系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稍为缓解,双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国务总理的人选问题上。靳云鹏总理是张作霖的亲家,但他为了表示公平,反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向直系,久而久之,各派对靳云鹏都失去了信任,他只好辞职。张作霖遂推荐梁士诒组阁,吴佩孚虽不满意,但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梁士诒则素有“财神”之称,又许诺上台后会优先解决直系的欠饷问题,吴佩孚也就默许了。不料梁士诒上台后,对财政问题一筹莫展,许诺给直系的300万元欠饷也毫无着落,曹、吴对此十分不满,加之梁士诒是张作霖举荐的,又有亲日的嫌疑,曹、吴便决心要倒梁了。吴佩孚仍然发挥他善于文战的本色,通电痛斥梁士诒亲日卖国,事实上梁士诒与日本的接洽尚无实际进展,但国人宁信其有,形成了举国讨梁的声浪,上海还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吴佩孚且在骂电中含沙射影,指向幕后的张作霖,气得张作霖拍案而起,反唇相讥,二人一个骂梁,一个护梁,针锋相对,文采斐然,令时人叹为观止。不过吴佩孚文章自拟,而张作霖都须文案捉刀而已。

  梁士诒最终挂冠而去,令张作霖十分愤怒,但他自知非直系对手,尚须韬光养晦,以待时日,故令张景惠撤回驻关内的奉军,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不久后,他和段祺瑞、孙中山达成同盟,胆气为之一壮,遂又大量调动奉军入关。这一去一来,引得吴佩孚十分恼怒,遂决定对奉一战。曹锟当时已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本不愿妄动干戈,但他对吴佩孚言听计从,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不料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出于对吴佩孚的不满,对奉军的步步进逼竟步步退让,直至让出天津。

  战争于1922年4月28日打响,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在战争的人事部署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派邹芬的第16师驰援梁朝栋旅,但该师原是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如今两兵相接,倒戈者比比皆是,加之直军破天荒地出动了飞机,将奉系炸得人仰马翻,西线奉军遂败。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线奉军败绩后,东线也渐不能支。5月4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自己逃往滦州,不久又下令全部退出山海关。吴佩孚虽想收并东北,但自忖无此实力,加之孙中山已开始北伐,只好作罢。但是此役与直皖战争,都足以证明吴佩孚的军事天才,他了解战争的全局性,因此其准备期可长达一年,热战却不过几天,此即闪电战之精髓。而这一点,是张作霖所不及的。

  但张作霖有自己的长处。这次战败后,徐世昌即在直系的胁迫下,下令免去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职,且改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以离间奉系内部。但奉系是张作霖的奉系,冯德麟已退出江湖,吴俊升等人则完全以张作霖马首是瞻。直系此举,反倒激怒了张作霖,不久他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在关外励精图治。

  吴佩孚为防张作霖坐大,联络了东北的失意军人高士傧、卢永贵等,准备从内部策反奉系。高、卢的军队组织纪律性有限,结果被张作霖派张宗昌轻易地击败,高、卢还赔上了项上人头。张宗昌因懂俄语,还顺便收编了一支白俄武装。这些白俄军人都是十月革命后逃入中国的,装备精良,且具有军工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奉系拥有了中国最早的铁甲车炮兵,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

  高、卢死后,吴佩孚策反奉系的计策作古,张作霖在站稳脚跟后,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他对奉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他做如此调整,是基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新旧派将领的表现大相径庭,例如,若非杨宇霆富有应变能力,抓紧时间在滦河架起浮桥,则奉军就有可能被歼灭在滦河边上。旧派将领如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都是他在绿林中的兄弟,可以生死与共,却未必是打天下的材料,这好比周勃、樊哙,不能与韩信相提并论一样。在与直系的战争中,旧派诸将的军队溃不成军,且军纪很差,这些都对张作霖的触动很大。因此,他不仅要重用新派,且要申明军纪,此外,还广揽军事人才,明确提拔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建设兵工厂,引入新式武器,建设海军,甚至组建空军,誓要把奉军建设为一支国内无敌的武装。他请书法名家在心爱的折扇上写了“勿忘吴耻”四字,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吴耻”二字一语双关,既是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又明指被吴佩孚击败的耻辱。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吴佩孚

  奉系空、海两军的建设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即便是1926年“吴耻”已雪后,其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其全盛时期,海军的舰只吨位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空军则拥有飞机近300架,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为奉系的历次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除军事外,他在财政、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财政方面,他重用王永江,撤换贪官污吏,整顿税收,收回利权,协调官民经营,如此不出数年,奉系即还清外债,且有相当节余。教育方面,他派王永江、张学良等人多方筹措,创办了东北大学,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罗文干、黄侃、章士钊、梁思成、林徽因、曹靖华、刘仙洲等都曾任教于此。

  王永江可说是张作霖麾下的第一能吏,他主持奉天行政的几年内,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财政盈余充沛,商民两利。王永江希望用财政盈余广兴百业,保境安民,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张作霖不听,他要用这充沛的财政支持杀出关去,一雪前耻。

  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对手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3年,曹锟不顾吴佩孚的反对,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并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贿选完全蔑视民意,将刚刚部分恢复的国会摧残至万劫不复,使直系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的三角同盟更加巩固,一为声讨直系,二为对抗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然而,张作霖在关外,孙中山在广州,段祺瑞的势力仅余东南一带,对独霸中原的直系还不足以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仅有这个三角同盟还不够。此时,直系内部已分化为津、洛两派,津为曹锐等亲贵,洛为吴佩孚,他们之间争斗不休,而除了这两派外,负责京师卫戍的冯玉祥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冯玉祥本来被吴佩孚保举为河南督军,然因专横妄杀被吴佩孚所痛恨,在曹锟的庇佑下始免一死,因而与吴佩孚矛盾很深。张作霖便专力在冯玉祥身上下功夫,两人一拍即合。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本次战争比第一次直奉战争波及范围更大,浙江卢永祥与江苏齐燮元之间之江浙战争也应是此战的一个部分。卢永祥本属皖系,在直皖战争后日益倒向奉系,成为奉系安排在南方的一支奇兵。卢永祥对上海的控制,以及他持续的招兵买马,引起了江苏等省的妒忌和猜疑,遂致爆发江浙战争。此役9月3日开始,13日结束,卢永祥敌不住苏、皖、赣、闽四省的围攻,兵败后逃亡日本,不久又辗转到了奉天。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即下达动员令,组建了镇威军,决定讨伐曹、吴。15日,奉军开始向山海关移动。此时的奉军虽说兵强马壮,然较直军少数万人,且吴佩孚一直在洛阳练兵,也未曾懈怠,因此论实力双方旗鼓相当。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其军事部署并无大错,只是后来两件意想不到之事,将作战计划完全破坏而已。一是他本来安排海军,拟偷袭辽东半岛,以包抄奉军后路,不料战争中海军司令温树德按兵不动;二是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这两件事使直军迅速瓦解,吴佩孚仓惶浮槎南逃。事实上,当冯玉祥倒戈之际,直军在吴佩孚亲临前线的感召下,已经声势大振,战局即将逆转。因此,张作霖此役之胜,计首功的是冯玉祥。

  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奉系进入北京,与冯玉祥共掌中央,重演一出一山二虎的好戏。 

四、四民主义

  张作霖一向敌视革命党人,甚至因此仇视南方人,但他却称孙中山为“我的老友”,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孙中山是民国的开国总统,是名震中外的革命家,又甘于让贤给袁世凯,口口声声“天下为公”,论其品德之馨,声望之高,举国无人可匹,自然不是张榕、蓝天蔚之流所可比拟。张作霖是个绿林豪杰,受戏曲评书中忠奸之辨的影响很深,在他心目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是奸臣,那么,揖让天下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的刘备!

  其次,张、孙建立关系,孙居主动。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袁世凯窃国后,他先是组织了党魁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到了护国运动时期,又与南方军阀互相援引。但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他很自然地认识到,对北方军阀有分化的必要,因此,他对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情有独钟。早在1919年,他就已经定下了联络张作霖的计划,次年即派奉天人宁武前往游说,结果张作霖也有意向,乃派张亚东回拜孙中山。

  张作霖见宁武的第一句话是:“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可见他对孙中山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他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这种感觉,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那里是找不到的。

  但惟一令张作霖感到不满的是,孙中山也有和段祺瑞建立同盟的意向。张作霖很厌恶段祺瑞,因此他跟宁武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说是这样说,但一者由于孙中山的感召,二者由于直系的威胁,孙、段、张三角同盟终告成立。

  直皖战后,这个三角同盟是十分活跃的,而孙中山也并非只借助段、张的力量,而是有相当的主动表现,如他曾对张作霖说:“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次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军只须扰乱其后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能把雨公的一生事业给毁了。”使张作霖心头为之一热,乃慷慨答道:“要干一起干,我也派兵出关。”然而,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流亡上海,这一计划遂告流产。奉军孤军深入,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奉军遂败。但他并未迁怒孙中山,他说:“此事是被陈炯明和张景惠两人耽误的,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虑。”他且令人给孙中山送去10万元生活费。从此,双方信使往来更加频繁,如汪精卫、程潜、孙科等著名革命党人都常在奉天出现,而孙中山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常有书信往来,张学良的居室且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横幅。

  至于段祺瑞方面,也并未被冷落在外。张作霖虽不喜段祺瑞,但直皖战后,直系如日中天,奉系不得不连横皖系,因此信使同样不绝于途。而对皖系最后的实力派人物卢永祥,张作霖也不吝资助。1924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曾碰头开会,时称“三公子会议”。而这些后辈们对彼此的长辈,如孙科对张作霖、张学良对孙中山,都是十分钦佩的。

  郭松龄旧照。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密约,达成联合倒奉协议

  三角同盟中,论交际能力,以孙中山为第一。除段、张外,他还将直系的冯玉祥感化到自己的国民军阵营中来。冯玉祥之倒直,虽符合其一贯作风,却也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游说有关。尤其因为冯玉祥早在辛亥滦州起义时,就曾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此时,孙中山又命李大钊等人前往游说,冯玉祥不动心也难。何况,此时冯玉祥已得到了苏联的军事资助,自然就要靠近“联俄”的南方国民政府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掌北京,很快应了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双方都曾策划暗杀行动。为平衡矛盾,他们只得推出一个国家元首,人选有二,一是段祺瑞,二是孙中山。此时,军阀的劣根性起了作用,他们认为惟有请段祺瑞上台,才能不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段祺瑞已无兵无地,注定只是个傀儡而已;至于孙中山,此公号称“孙大炮”,做事一往无前,主义至上,精神象征意义巨大,届时若要消藩裁军,势必很难应付。此外,国内大多数利益集团也希望段祺瑞重新出山。

  但孙、段、张三角同盟犹在,因此虽然段祺瑞上台已基本确定,碍于面子,段、张、冯等人仍热烈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此时,孙中山认为自己跟段、张的主张已大致相同,且认为此时乃13年来最难得的一个谋取和平的机会,故很快发表《北上宣言》,整装北上。中山北上,未必没有入主中央之意,但不久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便发出拥段的通电。段祺瑞即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将国家元首抢在手中,并组织“善后会议”,以对抗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的“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矛盾焦点在于:“国民会议”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善后会议”则声称要外崇国信。段祺瑞等人的态度转变太快,对孙中山的打击不小,孙中山不久即病死与此必有关系。

  至于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关系,也在击败直系后出现了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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