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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政府首班，施政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沟通皇帝和大臣的枢要，上上下下的各种指责非难，自然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李斯尽管年迈自保，毕竟执掌秦王朝国政多年，政治经验丰富，通过陈胜叛乱骤起、急遽扩大蔓延的事件，他认识到先帝晚年以来的急政是事件的原因。先帝统一天下以后，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南征南越，屯戍五岭，通驰道连接各地，筑直道通达边境，骊山陵园尚未竣工，阿房宫又开始修建，所有这些工程，都征发百姓服役承担。徭役过重，贻误农耕，民生不能安定，逃亡犯法增多，帝国法制严密，有罪必罚，又引来避刑抗法的蔓延。陈胜、吴广之乱，就是役重法严之下人民铤而走险的结果。为了迅速平定叛乱，安定帝国，在坚决实施军事镇压之外，帝国的施政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减轻徭役，缓弛刑法。
李斯的看法，代表了二世政权内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方面的意见，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先帝老臣都支持李斯。由于事关帝国安危，三人决意向二世皇帝呈情上书，上书由李斯起稿。李斯不仅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家，他在上书中分析形势，辨明利害，委婉地表达宽刑减徭、转换政策的必要。对于二世，他也从先帝顾命老臣们的立场，希望年轻的皇帝以古代圣王尧和禹为榜样，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在危难之后，重振帝国万世江山。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李斯的上书，不但没有促成二世对于转换政策的认同，反而招来了二世的严厉非难。二世不仅不同意宽刑减徭的政策转变，而且对李斯以尧、禹要求自己的提法极为反感，提出尖锐的质问。
二世下书李斯说：对于丞相所言，“我有自己的看法。韩非子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殿堂只有三尺高，栎木的椽子不作雕饰，茅草的房顶不作修剪，即使是驿站客房，也不至于如此简陋。冬天披鹿皮，夏天穿麻衣，吃粗粮，喝菜汤，用土盒盛饭，用土碗装汤，即使是里监门房的饮食，也不至于如此粗糙。禹穿凿龙门，开通大山，疏浚九河，筑堤九曲，引涝水通于大海。然而，禹自己腿胫掉毛，手足生茧，面目黝黑，最终死于都外，葬身于会稽，即使是俘虏奴隶，其劳作也不至于如此酷烈。这种行为举事，是愚戆不肖的人之勉强所为，不是聪明贤达的人之自然行事。贤人拥有天下，重在贵有；贵有之要，在于使拥有的天下适用于自己。所谓贤人，必定是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的人，若是连自身都不能安逸得利，如何能够统治天下？出于这种考虑，我愿肆志广欲，长享有天下之利而不受有天下之累，难道不可以吗？”
二世皇帝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帝室公子，他年方二十出头，敏感早熟而神经质。多年来，目睹父亲一生汲汲于政务，宛若尧王禹帝般劳苦，而当天下伟业大成时，却面临病痛的折磨，苦于生命的短暂，寻药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脱，终于违愿逆情，撒手葬身于暗黑冷彻的地下。贴近父亲一生的真相，特别是亲临父亲垂死的阴冷，胡亥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强烈感受。
即位之初，胡亥曾经私下将他的这种心境向老师赵高透露过。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希望能够穷尽耳目之所喜好，享尽心志之所欲望，同时也安定宗庙国家，使百姓和乐，如此长有天下，享尽天寿，办得到吗？”
赵高是善揣人意的人，他顺应二世的心思，肯定二世的想法是唯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实行的两利良方。赵高又是心机深刻的人，他诱导二世不安和享乐的心思去消灭政敌。在赵高的诱导下，二世将兄弟姊妹们几乎杀了个精光。二世骨肉相残，目的是消灭帝室中可能的竞争对手，求得在位的安心，为享乐创造条件。兄弟姊妹们斩尽杀绝，孤身一人承继父业以后，在亲情的孤寂之外，似乎一时得到某种安心，可以寻父亲的足迹，驱车外游，安享有天下之利。殊不知突然间晴天霹雳，天下大乱，叛军兵临城下，不仅个人生命，连带整个帝国基业毁于一旦的寂灭突然出现在眼前，受此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这时候的李斯，已经七十有余，相对于刚刚二十岁出头的胡亥，如同爷爷辈。李斯身处宫廷之外，军国政务缠身，无法与胡亥朝夕沟通。他从政近五十年，人生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施政的行动，对于他来说，当前政治的要务，就是危难之后重建帝国的安稳。对于胡亥明确表明的纵情逸乐的强烈愿望，他感到意外和惶然；对于他来说，二世的心境宛若天外的玄音。
我整理历史到这里，戚戚然感到李斯与胡亥之间有难以逾越的代沟。这种代沟，不仅是二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所至，更是不同时代间精神的错乱所由。秦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经过诸子百家知识启蒙的汉民族，刚刚步入壮年，大丈夫轻生重义，鲜廉寡耻，精神外向于国家社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实实在在地追求高位富贵，正是时代风气，也是人物时尚。李斯其人，正是如此英雄时代的模范。至于英雄迟暮，生命觉醒，个人在内向自省的反归中，感受到时间流逝、生命速朽的虚玄精神浪潮，还远在四百年以后的魏晋时代。然而，迟暮未来有前期预告，往往出现在早熟而衣食不愁，养尊处优的王室侯门中。二世皇帝胡亥，当为其先知先觉。
胡亥的感悟，这种生命苦短的烦恼，如果绝世出家，流布有道，可能创立解脱的宗教；如果宣泄于个性表现，辞章文字，可能成为哲学家和诗人。然而，胡亥与时代错位，他生长在秦汉时代，从小接受法律教育；胡亥又与人生错位，他被错误地安置在与他的天性气质完全不相适合的位置上，被决定的人生是皇权高位。他没有宣泄内省感悟的通道，他没有同鸣共感的友人，他的被压抑的心境，一步步转化成了及时行乐的欲望和行动，他的感悟和先觉，一步步走向了疯狂和破坏。
李斯重读《韩非子》
李斯懂得，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高于政见，与道德无缘。在权势利害和政治主张冲突的时候，权势利害优先；在权势利害与道德伦理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伦理。
李斯不能理解二世的烦恼，无法作适宜的引领疏导。李斯是实干的政治家，长于权衡利害的政客，他在二世的下书中更多地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不安。二世皇帝在下书里有如下的质问：“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谴责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自己。李斯紧张了，他感到杀伐的危险。李斯再次仔细阅读二世皇帝的下书，开始体会和揣摸。
二世皇帝下书引用韩非子的话展开。《韩非子》一书，在秦王朝宛若政治教科书。始皇帝在世时，读《韩非子》爱不释手，向往赞誉之情，竟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始皇帝冷峻严厉，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然而，他却曾经在朝议时引用《韩非子》，当着群臣面前动情感慨道：“啊，寡人如果能够面见作者，亲身同他交游，愿遂事成，死也无所遗憾了。”俗话说，楚王爱细腰，天下多饿死。有先帝的推崇，王侯公子，将相大臣，人人诵读《韩非子》，舍《韩非子》不能议政，舍《韩非子》不能施政，庞大的秦帝国，宛若成了韩非子法家主张的实验场。
二世皇帝引用韩非的话，出于《韩非子》“五蠹”篇。为了体察二世的行文，李斯再次打开《韩非子》。韩非子说，古代和当今习俗不同，新政和旧政措施有异，如果想用宽大缓和的政策来治理急世乱民，等于是不用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实在是不明智的毛病。上古时代，以道德高下较量胜负；中古时代，以智谋多寡较量胜负；当今时代，以实力强弱较量胜负。因此之故，仁义宽政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当今时代，臣民慑服于威势而不心服于仁义，贤君明王必须严刑峻法，诛杀无赦方能治理。字字句句，都是李斯熟悉的话，重温之下，他不禁有寒冷僵硬之感。
李斯与韩非，关系非同寻常。两人同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在楚国时，两人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成为荀子最为赏识的两位高足。李斯出身下层平民，精明干炼，能言善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施才从政，追求出仕成功和荣华富贵，是他的人生目标。韩非子出身韩国王族，口吃不善言谈，孤僻内向，思想深刻，文辞犀利，是战国晚年第一流的政论家。自从荀子去世以来，对于韩非子的思想文章理解得最深刻的人，对于韩非子其人其事知道得最透彻的人，怕就是李斯了。
韩非子对于人性和权力的分析，冷峻而近于苛酷。在韩非子的眼里，至高无上的是国家权力，君王就是国家权力的绝对体现。君王的意志是公益，臣民的愿望是私欲，二者的逆反相悖，君王为了支配和统治臣民，必须掌握和使用法、术、势三件神器。法，就是治国治民的法律和章程，必须公开；术，就是支配臣下的权术，必须隐秘；势，就是强制臣民服从的政治强权，必须独擅。韩非子说：“权术，深藏于胸中，外面应对物事，暗中驾御群臣。”施权术驾御群臣时，可以“握明以问所暗”，“宣闻以通未见”，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情况去查问尚未显露的隐秘，宣布传闻的材料去追究尚未暴露的奸私。询问臣下时，不妨预先设定隐藏的目的，叫作“挟智而问”。“挟智而问”时，可以摆明臣下的过失，诱导臣下的暴露表白，叫作“举错以观奸动”，“明说以透避过”。经如此权术考核，君王手握赏罚两大权柄，封赏功劳，诛伐罪过，致于大治。重温《韩非子》到这里，李斯不寒而栗，禁不住感到脖子上刀刃的冰凉。
“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皇帝言辞激烈，指斥的对象，明明白白，无所掩饰地指向自己。举过明说的后面，必有急于查询的阴奸；预先设定的目的，隐藏着诱导的圈套。李斯已经了解到，章邯军消灭张楚政权后，二世皇帝的监察使者分部出巡，开始调查叛乱各地的地方长官，追究玩忽职守、导致叛乱急遽扩大的政治责任。出任三川郡守的长子李由，首当其冲。在御史的调查中，李由遭到严厉查询，受到严重的警告，呈报到朝廷的报告书中，指责的矛头和追究的线索，已经指向自己。
李斯紧张了，他感到事情后面有看不见的危险和恐怖。李斯在秦国政界沉浮多年，深明政治的底细。他懂得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高于政见，与道德无缘。在权势利害和政治主张冲突的时候，权势利害优先；在权势利害与道德伦理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伦理。权势利害优先的原则，贯穿李斯的政治生涯。当年，在门主吕不韦的教化恩遇和秦王嬴政的权势之间，李斯选择了后者；在扶苏即位的正统和胡亥篡夺的利益之间，李斯也选择了后者。对待同学韩非子，他出于权势利害的计量，全面接受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坚决阻止韩非子参与秦国政治，直接策划了迫使韩非子自杀的冤案。往事如烟，要在当前。如今的李斯，尽管明白当前安定国家之要在于宽政抚民，及时作政策的转换，然而，为了避祸解脱，他再一次算计求全，做了权势利害的选择。
李斯的邪恶美文
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论，几近邪恶；以文学成就而论，堪称先秦散文的名章；以功效结果而论，二世政权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诛灭，皆可以由此查验。
李斯彻夜不眠，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再次修书呈送二世。李斯上呈的这篇奏书，被称为《奏请二世行督责书》。这篇文章，行文老到深峻，论理紧凑有序，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全文巧妙引经据典，高明顺意曲解，以铿锵的气势，将白说黑，将黑说白，有理有据地为最高统治者提出一套兼顾个人享乐和专制独裁的督责方案。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论，几近邪恶；以文学成就而论，堪称先秦散文的名篇；以功效结果而论，二世政权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诛灭，皆可以由此查验。由于此文不仅关系历史动向，也堪为千古鉴戒，我不惜笔墨，将司马迁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的这篇邪恶美文，通俗转述如下：
贤明的君主，一定是道法周全而能行督责之术的人。君主督责臣下，臣下就不敢不竭尽全能以事君主，君主臣仆的名分可以由此确定，君上臣下的地位可以由此分明，天下无论贤达还是不肖，也就没有人敢不殚精竭虑地服从君主了。如此而来，君主独断制控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穷尽享乐的境地至于无极。贤明的君主，对此不可不体察洞明。
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能放纵恣肆，可以说是以天下为桎梏。”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别的理由，由于不能行督责之术驱使臣下，只能以身替代，不得不为天下之民受苦受累，宛若尧和禹一样，自入于桎梏当中。如果不能修炼申子和韩非的权术，不能施行督责的道法，不能制控天下以适应自己，反而去劳累身体，苦痛精神，徇身百姓的话，只能说是黔首的仆役，而不是奴役天下的主人，毫无可贵之处可言。
使他人适从自己，自己尊贵而他人低贱；使自己适从他人，自己低贱而他人尊贵。所以说，适从他人者，低贱也；被他人所适从者，高贵也。古往今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古来凡是被尊贤的人，是因为他高贵；古来凡是被鄙愚的人，是因为他低贱。尧和禹，是以自身适从天下，为天下所奴役的人，竟然被流俗尊贤为圣人，真是失去了尊贤之所以尊贤的根本真义，可以说是大谬大误。尧和禹的为人行事，是宛若桎梏般的为人行事，以自戴脚镣手铐比说，当是再贴切不过了。尧禹的自贱愚行，归结为一句话，都是不能施行督责之术的过错。
韩非子说，“慈母膝下有败家之子，严父之家无逆子悍奴”。之所以如此，是严惩必罚的结果。所以商君之法规定，扬弃土灰于道路者，处以黥鼻之刑。扬弃土灰是轻罪，黥鼻之刑是重罚，商君仰赖明主在上，所以能深行督责重罚轻罪。犯轻罪而有重罚，何况犯重罪？威慑之下，庶民哪里敢稍许有所触犯？
韩非子又说，丈余布帛，庸人不愿放手；千两黄金，盗跖不去攫取。之所以如此，不是庸人贪心重，盗跖欲望浅，也不是布帛利益大，黄金被轻贱，而是攫取黄金必有斩手之刑，入手布帛未必有处罚相随。城壁高五丈，勇士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食践踏其上。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因为楼季困于五丈城壁而犯难，跛羊反而以百仞泰山为平易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丈城壁峭峻难以攀登，百仞泰山和缓可以援行，取决于艰险之势的不同。同样的道理，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久处尊位，长执大权，一人独擅天下之利，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因为能够独断专行，精审于督责之术而使用重罚之刑，使天下不敢有所冒犯。如果不致力于防止冒犯的要事，而是纠缠于慈母之所以导致败家子的琐事，则是没有体察到圣人所论的精髓。若不能专断行圣人之术，反而舍身服事于天下，当是何等悲哀。
俭节仁义的人立于朝廷，荒唐放肆的欢乐止息；谏说辩理的诤臣近在身旁，散谩疏懒的心志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彰显于世，淫逸康乐的期待废失。唯有明主能够离弃这三种人，独操主上之术以御控顺从之臣，明法严察，所以能身位尊而权势重。大凡被称为贤主的人，必定是能够迕世变俗、废其所恶、立其所欲的人，在世有尊重的权势，死后有贤明的谥号。由是之故，明君独断，权不下臣，然后才能灭绝仁义之道，堵塞谏说之口，困阻烈士之行，绝听无视外界，专听独视内心，既不受仁义烈士之行的影响，也不被谏说争辩之辞所左右。如此才能茕然独立，畅行恣肆享乐之心而无人敢于违忤，如此才可以说是修明了申子、韩非的权术，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权术明而天下乱的事情，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说，王道简约而易于操作，唯有明主能够实行。督责专精则臣无邪心，臣无邪心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主上尊严，主上尊严则督责必成，督责必成则所求必得，所求必得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则君主丰乐。所以说，督责之权术设定，则欲求无不可以求得。督责设定之下，群臣百姓救过不及，哪里还谈得上图谋不轨？帝王之道如此齐备，则可以说是君臣之术明了，纵然申子、韩非复生，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