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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历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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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己来做皇帝。秦末乱起以来,各国各地军民殊死战斗,其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消灭秦帝国及其体制,否定统一帝国,恢复列国并立,这是秦末起义的大义名分,是难以违逆的。况且,秦帝国和秦王国只是收缩和扩大之别,继承秦帝国首先必须继承秦王国的领土和臣民,项羽坑杀秦军降卒,破坏秦都咸阳,已经表明了彻底摧毁秦帝国,决不让其死灰复燃的决心,他无意做秦始皇。项羽选择了第三条路,他折衷古今,调和现实,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霸王主持下的封王建国。 
    项羽首先将楚怀王升格架空,尊称为义帝,迁徙到南楚地区的郴县(今湖南郴州),使之远离于新的天下秩序之外。他将已经复国的战国七国,即楚、秦、赵、魏、韩、燕、齐的领土,以秦帝国的郡为单位,重新分割为十九王国。 
    分割楚国为西楚、九江、衡山、临江四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为首都,统治今天的安徽、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领有原属于楚国和魏国的九个郡(大致包括秦的东郡、砀郡、泗水、薛郡、东海、会稽、陈郡、南阳等郡)。封楚国将军英布为九江王,以六县(今安徽六安)为首都,统治楚国南部的九江郡。封楚国将领吴芮为衡山王,以邾县(今湖北黄冈北)为首都,大致领有楚国南部的衡山郡地区。封楚国将领共敖为临江王,以江陵(今湖北荆州)为首都,大致统治楚国南部的南郡等地。 
    分割秦国为雍、塞、翟、汉四国。封章邯为雍王,以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为首都,统治咸阳以西的地区,大致包括秦的内史西部、陇西郡和北地郡。封司马欣为塞王,以栎阳为首都,统治咸阳以东的地区,大致拥有秦的内史东部。封董翳为翟王,以高奴(今陕西延安北)为首都,领有秦的上郡。封刘邦为汉王,以南郑(今陕西汉中)为首都,统治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领有秦的汉中、巴和蜀三郡。 
    分割魏国为西魏和殷两国。魏王魏豹本来领有秦的东郡,由于东郡归了西楚,作为补偿,项羽将秦的河东郡、太原郡和上党郡封与魏豹,将魏国迁徙到河东一带,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首都,王号国号不变。封赵国将领司马卬为殷王,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首都,领有黄河北部的河内郡。 
    分割韩国为韩和河南两国。韩王成的领土和王号不变,仍旧以阳翟(今河南禹县)为首都,领有颍川郡。封赵国将领申阳为河南王,以洛阳为首都,领有三川郡。 
    分割赵国为代和常山两国。将赵王赵歇徙封为代王,以代县(今河北蔚县北)为首都,统治赵国的北部地区(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封赵国丞相张耳为常山王,将赵国旧都信都改名为襄国(今河北邢台),作为常山国的首都,统治赵国的东部地区(邯郸郡、巨鹿郡、恒山郡)。 
    分割燕国为燕和辽东两国。徙封原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以无终(今天津蓟县)为首都,统治原燕国的东部地区(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封燕国将军臧荼为燕王,以蓟县(今北京)为首都,统治原燕国的西部地区(渔阳郡、上谷郡、广阳郡)。 
    分割齐国为胶东、齐、济北三国。徙封原齐王田巿为胶东王,以即墨(今山东平度东)为首都,统治齐国的东部地区(胶东郡)。封齐国将领田都为齐王,以临淄为首都,统治齐国的中部地区(临淄郡和琅玡郡)。封另一名齐国将军田安为济北王,以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为首都,统治原齐国的北部地区(济北郡)。 
    在以上王国分封之外,对于各级有功将领,也分别做了不同的赏赐,故赵国大将陈馀,封赏南皮三县(今河北南皮一带),吴芮的部下梅涓,封赏十万户等等不一。 
    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首先是对秦始皇暴力消灭六国、建立统一的秦帝国之否认。在当时,这是历史的趋势,是反秦起义的目标,是军心民心的所向,没有人能够拂逆。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也是对怀王被拥立以来,六国复活、王政复兴的政治秩序的修正。项羽杀秦王嬴婴,对其他的六国旧王,皆做了不同程度的迁徙贬抑。他将怀王迁徙到南楚郴县,使他空有义帝之号而远离政治。他将赵王赵歇迁徙到赵国北部,贬抑为代王;将齐王田巿迁徙到齐国南部,贬抑为胶东王;将燕王韩广迁徙到辽东,贬抑为辽东王;魏王魏豹保留了魏王之号,却被迁徙到河东一带;韩王韩成也保留了韩王之号,却不让他回国,被强行带到彭城,后来加以杀害。 
    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其基本原则是论军功行赏,自己军功最高,分得天下的最大部分,其余分得好土好地的新封诸王,都是跟随项羽在反秦战争中立有突出军功的将领们。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的理念,和周初的大分封仿佛有相通之处。他所追求的以霸主名义号令天下的政治秩序,似乎又接近于春秋五霸的霸业政治。不过,仔细考察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新制度和新秩序。受封的诸国,其国内行政,皆是郡县制,领土大体为一郡或者数郡。各国自己制定历法制度,任命官员,拥有军队,治土治民,是完全独立的王国。各王由西楚霸王封授,对西楚有朝觐听命、领军随同出征作战等义务。项羽所开创的这种封王建国制度,在多国共主的天下形式上是承继了西周春秋战国,在郡县乡里的基层社会组织上已经脱不开秦制。这种融汇古今、对应现状的结果,成为秦王朝走向汉王朝、郡县制走向郡国制、中央极权走向地方分权、绝对皇权走向相对皇权之间的过渡。历史行进到这里,启动了某种先行实验,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展现出由统一帝国到联合帝国的嬗变趋势。 
    公元前206年的中国大地,依然是风云不定的变局。 
                  
行走在历史当中(代结语)
    人生如行旅。行旅的人生,进出于历史当中。 
    我是爱旅游的人,手持地图,背负行囊,行走在大漠荒野中寻找故迹遗踪,是我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入史学之门以来,国内走得多了,东渡以后,国外也多走了。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被视为华侨了。这种侨居外国的中国公民的法律定义,这种带有飘泊意味的世界公民的文化含义,似乎给我带来了一种游魂的宿命。我始终在永无止息地游走。 
    我去东南亚,追寻过华侨南下的路,捕捉到多种文化混成的异国情调。马来半岛南端的华人之国新加坡,井井有条宛若跨国公司,却让我感到文化的飘摇。我横贯北美大陆,从温哥华岛一直到圣劳伦斯河畔,自然的辽阔和历史的短浅,让我有人迹冷清之感。我到希腊,追踪欧洲文明的源头;我到罗马,景仰世界帝国的壮丽。瑞士独特幽静,我去伯尔尼访问爱因斯坦的旧居;德国整洁美丽,我到海德堡寻觅歌德的行迹。欧罗巴久远的历史,深厚的文化,让我感到人类文明的亲近。 
    我到南半球,在布利斯班从容漫游,到悉尼访亲问友。当我在黄金海岸仰望蓝天,当我骑马穿行东澳的草原森林时,我有飘然若仙之感,这里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间乐园?当我透过饭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时,我想起毛姆笔下的异国风情,眼前浮现出高更隐逸后的奇异色彩。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着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仿佛行走到半生的尽头? 
    澳洲归来后,家父敦促我去巴黎伦敦,说那才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劝诱我去纽约芝加哥,说那才是当今文明的尖顶。然而,此时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系。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仿徨。当种种新奇浮华消退以后,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幼小熟读成诵的“归去来辞”响起,陶公高远明澈,冥冥中引领我脱出迷津。 
    “悟以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我有所领悟。我欲回归中土,我欲呼唤祖灵,我欲沟通古今,我要以有限的生命,作文化和人生的归结。情思涌动之下,我萌发一种终生之志:将已经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即秦汉帝国的历史,作复活型的叙述。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系,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越,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长久苦痛之余,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历史学的本源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司马迁一部《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重读《史记》,在确认史实可靠之余,再次感叹太史公叙事之良美,思虑之周详。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我获得又一种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彩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崭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时过境迁,我重温《万历十五年》,仔细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 
    秦汉帝国的历史,古来依靠的是文献史料。这些年来,得益于数量庞大的考古发掘,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世文献,结合新旧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已经重新改写了历史。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复活历史的根据,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检之下,使我想到发掘报告书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秦汉时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数百年间亿万人生活过的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遗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常常感叹,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烛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 
    我读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感慨于作者作为史家的博学多识和他高超的表现技巧。我读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他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当我读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叙述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十二册大著《罗马人的故事》后,我明白秦汉帝国的宏大历史画卷,需要连续系列的形式。法布尔的《昆虫记》我是小时候读过的,重新浏览之余,我记下了一条笔记:“《昆虫记》以科学报告为材料,以散文形式写出,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内容以昆虫学为基础,掺入观察叙述,往事回忆,理论性议论,经历讲述等,可谓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值得试一试。” 
    地理空间是历史的基本要素,没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的历史,宛若一锅迷糊的酱汤,不辨东西南北,始终晕头转向。地理空间决非文字说得清楚,自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面世以后,我们对中国历代的历史地理,才有了可以索图查询的可靠依据。然而,仅仅索图查询而不亲临实地,仍然是纸上谈兵。山川气候,道路城邑,民俗风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触摸才能晓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旧地,古往今来的交通,需要借助于实地考察。 
    田馀庆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是影响我学术和人生最深的两位恩师。田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导师,进东大以后,我成了西嶋先生的门下弟子。田先生在精湛考论之余,极重实地考察,他主持大运河访古之行,行旅中解决曹丕征吴之战中的地理问题。西嶋先生几乎年年到中国,研究所及,脚步几乎随之而至。 
    日本的中国古代史学界有出行考察的传统。近年来,同行中出了几位好走的友人。早稻田大学的工藤元男,他追踪大禹的传说,一头扎进四川西北的高山谷地,不时销声匿迹。学习院大学的鹤间和幸是秦始皇的研究者,他东西南北,追随始皇帝踪迹,求索在史实和传说之间。至于爱媛大学的藤田胜久,他寻司马迁足迹,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地,独行之余,也不时邀我结伴同行,同享行旅的甘苦。 
    国内同行,艰苦的田野工作,从来是由考古学者担当,他们不仅行走,几乎就住在田野上。我在阳陵发掘现场见到王学理先生时,对烈日下宛若乡野老农的考古学者,油然而生敬意。北师大的王子今先生是考古出身的历史学者,他主治秦汉交通史,木车牛马所及,怕已经走得山穷水尽。北大的罗新先生从中文到历史,他好访古奇,携西人驱车西行,寻觅中恍惚与西天西王母失之交臂。更有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尝试用行走触摸文化的心髓,自称行者无疆。行笔至此,看到最近的报导,央视的崔永元也带队开始万里长征,追寻红军的故迹,要作行走的主持。 
    行走是人类的天性,行走是古来的传统,行走是时代的新风。在古今风流的时尚当中,我再次开始新的旅程。这次新的行旅,不是去海外世界开眼,也不是去繁华都市染风,而是回归故国河山,深入荒山野地,去追寻先民故迹,去寻找往事遗留,去寻求梦想,去复活历史。这次新的行旅,我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周详检讨史料,再三索图查询,往事史实烂熟于胸,所求所索明了于心,往往是书中笔下所及,我随之跟踪而去。 
    我随历史去丰县沛县,寻访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我去芒砀山怀古,连通了古今的武装割据。我又随历史去临潼始皇陵,哀泣亡秦的骨肉至亲;我远望驰道深入阿房,感慨秦帝国兴起之暴,瓦解之急。当我行走在渭水骊山之间时,复活的兵马俑军团就在我的眼前,云水濛濛中,为我重演一场史书失载的大战。亡秦之战,决定于巨鹿。我随历史渡漳水,用屈原《九歌》悼念秦军阵亡将士,在感叹秦楚融和的瞬间,仿佛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终章,圣洁美丽的欢乐女神,在呼唤人类和平。河南是中原文明的核心地,我曾经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停留。我随历史去陈留、开封,当我凭吊了信陵君的故宅,步步进入黄河中下游文明的深层时,我在失而复得的文明进程中感受到人类历史的顽强和坚忍。 
    我是历史的行者,当我行走在历史当中时,历史就复活在我的心中。我将复活的历史停留于纸上,笔录写成本书。 
                  
感谢词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象牙塔”网站和站主陈爽先生。 
    我写作本书,完全是出于个人意愿的新尝试,从形式到内容,皆自放于经院式学问主流之外。写成以后,难以归属,有幸得到陈爽先生首肯,在“象牙塔”上刊出,得到世人的认可,不至于埋没了我那些不入流的奇思怪想。陈爽先生,基于个人之喜爱,以个人之力营造一块古代史的学术园地,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当是何等的一种境界,我深沉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定力和历史精神的凝聚。 
    今天,借本书出版之机,在感叹互联网为个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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