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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身体变得坚韧强硬，使得普通的刀剑枪矛比较难以刺穿而已。某些咒语和法术也被使用，但那只不过是为了最后一搏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姿态而已。
因为他们并没有排满的政治目标，和颠覆性的宗派势力也没有任何瓜葛，大刀会便受到了李秉衡巡抚的宽容，让他们作为一支非正式的乡村民团。巡抚大人已经下令，要他们消灭山东西南部的强盗，还派出一位名叫毓贤2的满人地方官作为代表，协助剿匪。巡抚大人和按察使毓贤都对大刀会平定强盗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疲于奔命的省军也由于他们的成功而松了一口气。这使得他们动了这样的心思：或许可以在谨慎的满清朝廷的默许下，利用大刀会作为一支非正规秘密武装的核心。
在他漫长事业生涯的早期，1880年代中叶，他还是个军事指挥官的时候，李秉衡就曾在中法战争中使自己名扬天下，在中国人的凉山大捷中贡献甚巨。在印度支那，他就观察过一支游击部队“黑旗军”行动，那是在广西和北圻（此地以暴利走私闻名）交界处的一次三方联合军事行动，李鸿章的指挥官左宗棠将军把黑旗军征召了过来，作为一支秘密的游击军帮助中国人抗击法军。他们渗透到法国人的阵地，并且在河内华商的帮助下在法国人的防线背后自由活动，以一个犯罪组织的灵活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组织。为了鼓励他们，满清政府为每个法国人的脑袋出了一大笔赏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行动，再加上法律也对之鞭长莫及，黑旗军得以能够执行捣乱和暗杀行动，而不必担心激起国际社会直接针对北京的反弹。他们是笔糊涂账，可以一赖了之。
在中日战争期间，李秉衡作为山东巡抚，目睹了自己辖区内的中国正规军的溃败，这个教训给了他太多的思考。这时候李秉衡已经65岁了，不再是个鲁莽冲动、懵然无知的初生牛犊，而是一个深沉老辣的行政官，有相当的组织才能，小心翼翼地表现得诚实正直，是个够廉正、有效率、肯担当的男人。“余为朝廷效力，凡二十五载，”他写道，“所积蓄者，负债银二万两而已；厨下之米，殆不足一月之储。”他对那些投身于义务警察的农民深怀感激。那些关于黑旗军的经历教给他：这帮义务警察作为非正规游击军所发挥的作用，或许能够为铁帽子们驱逐所有外国人的计划提供一种颇有价值的手段。所以，他想方设法通过按察使毓贤为大刀会推波助澜。
大刀会开始一直把强盗们枷送地方官过堂审问。当地方官对这些案子穷于应付的时候，他们就请求简化审判，就地砍头了事。毓贤谨慎地称赞了他们的做法。有一次，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参加本地的一次庙会，在那儿，他可以仔细观察大刀会，查视他们与日俱增的声望。他们的人数大增，已经越过边境进入邻省。至少达三万人——有人说已达十万之众。毓贤开始静悄悄地将大刀会最精干的成员吸收进省属民团组织的一个特殊单位。
辖区内一个最大的土匪团伙，匪首名叫岳二米子，他指挥着三千玩命的穷苦农民劫掠本地村庄。当大刀会把岳二米子抓住并砍头之后，他的数千名追随者转眼间全都成了天主教徒，然后他们就奚落大刀会，说他们所谓的能抵挡刀剑枪矛的本事纯属瞎扯，中国的异教神灵压根就不管用。这使得这场争吵演变成了撒尿比赛，那帮天主教徒决心要赢得这场比赛。他们开始了一场正式的诉讼活动，宣称大刀会毁坏了他们的教堂。争吵蔓延到了江苏境内，在那儿，战斗以教堂被焚烧、教民被洗劫而告终。外国传教士撤走了，在李秉衡巡抚的命令下，按察使毓贤被迫出面干涉。他将两个最著名的大刀会首领抓了起来、杀了头，此事就这么平息了。其余的人，全部允许回家，没有别的大刀会成员受到惩罚。
此事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乡民们只要不排满，就可以组织他们自己的义勇队，并可以为所欲为然后逃之夭夭，甚至包括迫害天主教徒，只要他们不会激怒外国列强而给北京制造麻烦。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乡村防务力量有了戏剧性的增加。尤其是和直隶省接壤的边境地区那些最贫穷的乡村。1897年11月，巨野县一个名叫薛田资的德国牧师，特别好斗，引起了当地乡民的愤怒，一天夜里，一队前来刺杀他的武装村民，误将另外两位睡在他卧室里的德国传教士给杀了。而薛田资，因为把自己的卧室让给这两位朋友，自己睡到了仆人的住处，而躲过一劫，并成了一场国际危机的中心。
德国一直在寻找借口以强占山东的胶州湾作为自己在中国的海军基地。北京的德国公使海靖男爵，正需要找个法子挑起一次事变。此刻碰巧正在柏林的安治泰主教敦促外交部，就巨野传教士被杀发表一篇外交照会。沙皇尼古拉二世发来电报，答应俄国到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有了这样的担保，威廉皇帝派出了一支海军编队，去夺取守卫着青岛市的要塞，并占领胶州湾。12月，增援部队随后赶到。
李秉衡巡抚力请北京应战，但遭到拒绝。他发现自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因为德国公使馆试图将传教士被杀归咎于他，并把他从现在的职位上赶下台。他们知道他憎恨外国人，并且相信：他一直在怂恿遍及乡间反教暴行。李秉衡还一直阻挠德国人努力取得在山东采矿和开设工厂的权利，对于柏林来说，这可是桩比两个传教士的厄运要大得多的事件。作为对他们被杀的补偿，德国提出的要求是：获得在山东建造铁路及开办煤矿的专有权，在胶州湾建造军港的权利，补偿给受害者家属6；000两白银，还有，让李秉衡巡抚滚蛋。北京屈服了，同意了德国人想要的那些权利，再加上租借胶州湾和青岛99年。
德国人赢了，但在这一过程中，无意地使得朝廷上的天平向有利于铁帽子们的方向倾斜，通过不断激怒温和派官员，驱使他们临时站到了端郡王的队列中。
最高当局已经计划奖赏李秉衡，为了他实实在在的治河功绩以及他在山东异常诚实的管理，擢升他为四川总督，那是遥远的西部。海靖男爵坚持认为，决不能让李秉衡再去管理一个省。回想起最近日本所带来的羞辱，朝廷顿时没了勇气，便撤回了对李秉衡的晋升，那是他完全有资格得到的。这时，铁帽子们插了一杠子，要给这位老战士一项秘密的任务，让他回到满洲里南部老家，在那儿他可以训练一支秘密部队，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可以支持抗击洋鬼子，不过这位凉山英雄实在已经丢尽了老脸。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能释怀。1898年1月，标志着铁帽子们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的美梦的转折点，算命先生开始掐算日子了。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安排李秉衡出任长江上所有中国水师的最高指挥官，那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算命先生这回选的日子是1900年7月，也就是短短7个月之后。长江允许西方船只深入中国内陆，留下易受攻击的侧翼。当战斗打响，李秉衡就可以在长江口阻截住所有的外国军舰。
张汝梅接替他出任山东巡抚，此人是个不太保守的儒教徒和狡猾的行政官，他投入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来构建一支省属民团，给他打下手的仍然是按察使毓贤，他曾经在是李秉衡的代理人，帮着他促进大刀会和其他乡村义勇军的发展。毓贤这回被任命为布政使，他和张汝梅太热衷于自己的秘密计划了，以至于忽视了治水和维护至关重要的黄河堤防，这是山东巡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从前李秉衡每年要花6个月的时间专门对付此事。在他解职之后，黄河在1898年夏天因为其大堤的疏于维护而决了堤，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整个华北地区千里泽国，汪洋一片，大片的农作物荡然无存，饥荒接踵而至。数十万农民倾家荡产，百万草民无家可归，山东西部更是一场浩劫。接下来，又是一场蝗灾和两年干旱，导致了更大的饥荒。一份传单这样警告中国人：“鬼子不除，天将不雨。”
这时候，又一场排外宣传正在进行之中。乡村义勇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对外国传教士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天主教牧师在惩处李秉衡巡抚时所取得的成功，鼓动了一大批将信将疑的入教者。草民和传教士一直支持他们狮子开大口，夸大他们的抗议和要求，漫天要价地勒索赔偿。在与教民的争执中，败下阵来的非基督徒乡民被迫在教堂内摆下酒席，款待胜利者，在教民们戏弄嘲笑、大放鞭炮的时候，跪在地上向他们呈献每一道菜。血债不断被创造，他们偿还的日子也慢慢临近。
慈禧曾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说：“中国的洋教徒是些最坏的人。他们劫掠穷苦的乡下人，抢田霸地，横行乡里。而那些传教士还护着他们，为的是自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
1899年3月，张汝梅巡抚因为防治洪水的失败而被革了职，取代他的是毓贤。此人和端郡王一样，也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仇外者，梦想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势力。毓贤成了铁帽子们在山东的新前锋，那个地方与外国人之间的对抗眼看就要爆炸了。他并不是德国人想要的人：一个优先考虑他们利益的唯唯诺诺的官吏。正相反，他是一个比李秉衡还要狂热的极端分子。
在领导山东反教运动的团体中，也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像大刀会这样的乡勇来说，有一个难题就是需要耗时费力让每一个新来者成为精于肉搏格斗的行家。如果要让反教运动不断得到大规模普及的话，那么它就不得不拿出更容易、更快捷的结果。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个难题似的，一场被称为“神拳”的新兴运动出现了，他们着重于“武术”的魔力方面，而不太强调严格的身体训练。用不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去练习技击直至他们成为徒手格斗方面的行家里手，“神拳”拳师的传授时间不足一周（甚至常常不到一天），在法术、仪式和咒语的帮助下，很快就能进入一种宗教迷狂状态。在迷狂持续期间（从几分钟到一小时甚至更长），年轻人就会被他们所喜爱的神明（来自中国小说和乡村戏剧中的人物）附体，然后就变得刀枪不入，子弹也奈何他不得。展示完这许多癫痫发作的症候之后，他们就会参与暴烈的运动，表演每个中国孩子打小就开始玩的那种拳打脚踢的把戏。这是速成武术，每个人只需要通过最小的努力就可以表演。拳不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明附体，因为正是这种刀枪不入的集体性假想，才使得拳师们觉得自己锐不可当。
他们的教练是那些巡回流动的“师傅”，穿着打扮或僧或道，走村串户，来去无踪。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宗教仪式方面颇有造诣，包括催眠术方面的基本知识。他们在装神弄鬼方面堪称专家，在招募无知的年轻乡民方面也同样技艺非凡，这些年轻人很容易被从事反教大业的辉煌前景所点燃。或许，年轻的“神拳”只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乡村现象，至于那些巡回师傅来自何方，当时又是什么导致他们当中有这么人全都去了山东西部，以及后来为什么转到了北京，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些教练是作为组织者和煽动者而被派出来的，同样，那些印刷的宣传品得以散布流传也是为了煽动乡民。他们或许是由前强盗头子董福祥将军为铁帽子们招募来的，其途径便是他和强盗们的地下秘密帮会以及乡村庙会上的江湖骗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董福祥的一位把兄弟后来领导了一帮拳师的中坚分子，其组成人员就主要是那些“师傅”。这些都符合这个模式。
1896年，神拳最初出现在山东的西北部，大约与此同时，最有前途的大刀会被吸收进了民团组织。李秉衡和毓贤曾鼓励他们成长，并想方设法要引导他们，控制他们。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78节 草民（3）
辛博森讲述了当时外国使馆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他们：
获得批准的政府官员正式参观了那些新兵，他们表演了整套恐怖的仪式，勇敢地站在一个身上插满羽毛的拳师的前面；观看了拳师往他的老式短枪里装填火药，用一个枪塞堵住了顶部；目击了一小把铁弹被装填了进去，但没用枪塞填充通常的位置，还注意到了“师傅”用他致命的武器比划了一下，以便在点火之前给他的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铁弹已经愉快地蹦出了那生锈的枪管；到最后，当火引子向外喷射火焰，震耳的声音在距离新兵一人远的地方炸响，他们，还有其他数千人都看见了，他毫发无损。
也有一些偶然的错误，一个家伙用炮弹轰击另外两个人，而另外的人却忘了偏移行刑队的子弹。这些失误被解释为准备工作不到位：受害人没有严格执行他们的仪式。西方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大多数中国农民和许多士绅是坚信不疑的。唯其信仰，所以才敬畏。为了传播他们的宣传品，拳师用上了恐吓连环信：“如果你不传递此信，你将不得好死。另一方面，如果你复制此信并交给他人一次，你的家庭就是安全的。如果你复制十次并将副本交给他人，你们整个村子就是安全的。”
一种巨大的激情逐渐席卷到了山东之外，这种激情由于令人绝望的贫困而不断高涨，他们仅有的装备是棍棒和火把，扛着的旗子写着他们的口号“扶清灭洋”。在“义和拳”的名义下，他们开始攻击性地搜寻基督教民，打伤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家洗劫一空，再一把火烧掉。除此之外，少数教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这样的事变成倍增加，伤害赔偿被传教士们夸大为谋杀赔偿，北京的公使馆被迫提出抗议。
伦敦传道会的分会在1899年的5月、8月和10月，先后受到袭击。10月，袁世凯将军的堂弟被派去驱散一大队正在恐吓基督教徒的拳民。在靠近平原镇的一座庙里，他把一千多名拳民逼到了绝路，然后就开了火。凭着一些木棍、几杆步枪和一门老古董火炮，拳民奋起还击，把老袁的堂弟打得抱头鼠窜。政府的援兵很快就赶到了，杀了28个拳民，包括一位本地首领。当战斗结束，一位赶来为那位年轻拳民辩护的乡村老者被士兵开枪打死了。他的被杀激起了巡抚毓贤的强烈反应，他建议北京剥去袁世凯堂弟的兵权，调到别的职位上。在山东的乡村，毓贤的行动清楚地表明这样的信息：拳民享受巡抚大人的保护。
有了这样的鼓励，义和拳的队伍迅速壮大，来的人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本地小青年、退役士兵、失业船员、流浪汉、无赖、江湖骗子和机会主义者。他们装饰着红色的头巾、护腕和腰带，焚烧写有咒语的裱纸，然后把纸灰吞进肚子，进入具有表演意味的迷狂恍惚，然后被他们所喜爱的超级英雄附体。接下来，他们就为乡村地方清除他们共同的敌人。
1899年11月，一大队拳民在大名鼎鼎的朱红灯3的带领下，在劫掠了许多基督教村庄之后，正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就在这时，他们遭到了中国天主教徒的埋伏。拳民们反击，结果三名教民受伤，两名被杀，他们的镇子被烧。因为这些凶杀，冲突戏剧性地逐步升级。毓贤巡抚被迫采取行动以恢复秩序——骚乱是一回事，杀人，则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当义和拳的首领们开始内讧的时候，政府军突然袭击，把朱红灯抓了起来，因为他扮成一个撒播大粪的农夫试图逃跑。
毓贤巡抚显然指望他逮捕朱红灯的举动能够对公使馆方面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就像几年前他杀掉两个大刀会的头目一样。然而，关注焦点突然从天主教传教士转移到美国新教徒的工作上来了。他们的抗议提交给了北京的美国公使爱德温·康格，最后有了一个结果。12月初，总理衙门通知毓贤：康格“暗示要酌将（该巡抚）免职。”因为康格先生并不是个“惯于爱管闲事的家伙”，所以总理衙门认为他的抗议并非没有道理。第二天，毓贤的位置就被袁世凯将军取代了，他（由于他对李鸿章的忠诚要胜过铁帽子们）立即开始着手改变毓贤对待拳民的策略。
甫一抵达山东，袁世凯就发布了一篇公告，宣布采用严厉的标准，以镇压所有匪帮和麻烦制造者，不管他们披的是什么虎皮。如果这些标准得到全面执行，那么义和团运动就很有可能突然走向终结。不过，在他到任后的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了不下于三篇谕旨（毫无疑问是端郡王促成的），警告他要“格外小心”。
然而，12月里最重要的发展，是义和团的一位新的战地指挥官从陕西到了山东，有人要取代毓贤的位置了。此人是一位能力超凡的强盗，名叫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