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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1930年12月，年末岁首，蒋介石面对着一、二次“围剿”惨遭失败，第三次“围剿”决定亲自出马，兵力增到三十万。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下面兵分三路：中路由他兼任司令，陈铭枢任右路总司令，朱绍良任左路总司令。以嫡系部队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五个师作主力军，每师九个团，共约十万人马。其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个师，共约四万人马。次为两万多人马的孙连仲部队。其余皆是杂牌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但在总攻击时都处于最前线或距前线较近的地区。
经过日、美、德各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蒋介石满怀信心地改变了他的战略，他不再采用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一变而为长驱直入的打法，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一鼓作气而消灭之。他这次所以有信心还有一根据：红军在第一次“围剿”后获得四个月的休息，这次距二次“围剿”结束只有一个月，他以为红军在体力上将不堪一击。而且，二次“围剿”时红军仅三万多人苦战，这次红军不但没有休息，而且尚未补充，拿三万多人应付三十万人，蒋介石心里明白，这就像当年上海交易所里大户吃小户一样，他这次“围剿”赚定了。为了“剿匪”胜利，夫人宋美龄身穿旗袍裙、脸涂胭脂、嘴抹口红、脚蹬高跟鞋，打扮得风采动人，手提打字机，也来“从军”助蒋。
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9月初，庞大的攻势开始。红军那时已经绕道千里，又回到了赣南苏区西部山区，集中在兴国一带。但蒋介石三十万兵马已经分路直逼面前。红军当时的战略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蒋军后方空隙地横扫过去，置对方主力深入苏区无用武之地。尔后等对方回头北上必甚疲劳之时，红军便乘隙打其弱点。但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蒋介石发觉了，立刻调派陈诚、罗卓英两师星夜兼程地迎上去，满以为可以一举歼之。谁料想红军一个大转身，队伍又回到了兴国西部的高兴墟。蒋介石心想这下子你可跑不掉了，立刻下令大包围；但二十四小时以后情况突变，红军已离开高兴墟，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蒋介石、宋美龄以及一批外国顾问们正在后方上官云湘军中静待佳音，不料蒋鼎文、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几路兵马并未扼住红军退路。相反，红军乘夜暗通过了那几路人马中间的四十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便同上官云湘、郝梦麟两个师发生前哨战，这情况突如其来，上官云湘那个师挨打了一整天，接着郝梦麟师又挨打了一整天，把蒋介石、宋美龄吓得心惊胆战，彻夜不眠。宋美龄的《从军记》当然写不下去了，眼见炮弹雨点似地落在周围，耳听杀声震野，鬼哭狼嚎，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宋美龄双手捂耳，欲哭无泪。蒋介石在屋内来回踱着脚步，右手紧按腰间，准备随时拔枪自杀。这场面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直待炮声稀落，红军打垮了上官云湘和韩德勤两个师之后，不等到蒋介石的大兵增援开来，已经矫若游龙，以三天的急行军赶到黄陂找到毛炳文师痛打了一仗。这三仗直打得日月无光，天地失色，蒋介石折兵损将三个师，枪枝被缴逾万，方脱重围，大骂一声“娘希匹！”立刻同宋美龄连夜夺路奔回南昌城，同时下令所有位于西方、南方的全部主力转旗向东，集中火力到黄陂，猛力开进，采取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准备狠狠地展开“围剿”。
且说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红军突地又在蔡、蒋、韩军和陈、罗军之间的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坳中偷越过去，由东向西再度回到兴国境内集中。那边厢蒋介石各路人马正步步为营，眼看着红军便可被一网打尽，待到时机成熟，一声令下，各路兵马不惜血本从四面八方杀将过去，不料想又扑了个空。蒋介石既恼且怒，下令紧追。于是这二十几万人马又掉头西进，可是红军已获得半个月的休整，人强马壮，准备迎击。蒋介石手下将领纷纷向南昌的总司令诉苦，说人困马乏，不能再打，除了退却，毫无办法，如若再战，必然失败！
蒋介石当然不肯放手，但三军将领一齐诉苦，说队伍饥寒沮丧，无能为力，与其挨打，不如退却。退却之后，还可以养精蓄锐，卷土重来；挨打殆尽，那就连本钱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利息？蒋介石想想也不错，只好下决心退却。没料到红军又乘胜追击，消灭了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把蒋介石气得双脚直跳。“围剿”失利，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人马接连撞板，夫妇俩却几乎被红军俘虏，幸亏红军以少打多，不愿穷追细寻，终算逃过了一关。第三次“围剿”就这样失败了。
◎蒋介石手举驳壳枪：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52、59师失败的惨痛！我还要继续剿匪！立刻发动 蒋介石面对着三次“围剿”失利，决心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剿共”。正在这当儿，“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关东军特务机关板垣大佐通知日本领事馆，说柳条湖铁道爆炸，中国军队“侵害”了日本的重大权益，关东军决定武力应付，要总领事馆“共同协力”，于是激战发生。
日本军要强占东北，并把罪名强加在中国军队头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烟幕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清楚。
他获知这个消息，在三军面前，佯装吃惊不已，后来有人来报告，说东北军张学良来电话，问蒋怎么办？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戏园里看戏，回答他的秘书说：“区区小事，何以请示。告诉他，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都随他们占吧！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这句话不许声张。”
蒋介石身藏皇家驳壳枪，其意不言自明。
当时全国舆论都集中在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主义”上，全国老老小小都痛骂张学良，骂他个狗血喷头，没想到张学良却是代人受过，哑巴吃黄连，有口无处诉。日冠占了辽宁省城奉天，在各地烧杀奸淫。就在两个星期中，日寇杀害的中国同胞几乎接近两百万，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停止屠杀共产党。
但蒋介石置东北人民惨绝人寰的遭遇于不顾，却集中精力注意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暗盘交易”，同时坚持不抵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9月24日上海数万大、中、小学生罢课，三万五千码头工人反日大罢工。26日上海十余万人民反日示威。全国各地反日情绪激昂，广州、香港等地日本工厂中的中国工人均自动辞工。28日京、沪学生群集南京政府门前，抗议蒋介石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当晚上海七千余游行学生被强逼押回学校。
10月3日，湖南民众举行反日大会。开封中学等学校学生八千余名赴省政府请愿抗日。南昌中、小学教职员工四百余人召开抗日救国会，要求政府强硬对日。10日，广州学生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并检查日货，被军警开枪射击，死十余人。
中共中央的通电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第五天便发了出来，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当白山黑水间的义士前仆后继，同日寇作殊死战的时候，当这些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子孙饿着肚子喋血乡土，打击敌人的时候，南京政府蒋介石又手举驳壳枪，发动了对共产党的第四次血腥“大围剿”。
此役，蒋介石动员了九十个师，七十万人，兵分三路向苏区进发。事前他决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杨永泰的保甲制度、连坐法，以及成立地方上地主的武装保安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等等，十八般武艺件件都用上了，外加一个“三光政策”。第四次“围剿”终究也没逃脱失败命运。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全军覆没，两名师长也被活捉；十一师大部被歼。孙连仲、吴奇伟等部也被击溃。东路主力军，也是心腹部队又被红军吃掉一个师，让老蒋好心痛。
蒋介石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他抓耳挠腮，绕室彷徨，暗思道：“这回官长死亡之多，是自我带兵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我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惨败过！”他一拳打在沙发上：“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失败的惨痛！我还要继续剿匪！立刻发动！”蒋介石边说边喊，再一次举起了驳壳枪。
◎张灵甫“剿匪”有功，驳壳枪改姓张
一阵紧锣密鼓，第五次“围剿”便拉开战幕，蒋介石再次亲自出马，南京军队百万，飞机两百架，在“军事顾问团”设计下进攻苏区，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
这时，中央红军也发生了战略思想和路线方针的争执，无疑给国民党军队钻了空子。
蒋介石吸取了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略，预防红军再度与之周旋。这第五次“围剿”奏效了。蒋介石的心腹部队第十一师三十四团，团长张灵甫，据说是蒋的老部下，黄埔四期毕业。该团担任阻击任务，这次被围困的红军主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想采取第四次反“围剿”时所采取的战术－－从蒋军的鼻子下溜之。没想到张灵甫为人机灵，亲聆过蒋介石的口授，加强防备。红军一下子撞到了张灵甫的重重堡垒上。张灵甫抢先开火，两军相战，打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改道向西突围。第一战役结束，蒋介石“哈哈”大笑，连忙将张灵甫“浴血杀敌”的战况通报三军将士，以资鼓励。蒋军的第五次“围剿”祝捷庆功大会是在位于南昌西郊的军工礼堂举行，下设三个分会场。当蒋介石把军功勋章别在张灵甫的胸前、又把大红奖状送入他的手中时候，张灵甫热泪盈眶：
“谢谢总座，没有您的栽培，也没有我的战功！”
镁光灯在闪烁。
“有言道：枪杆子打天下。你是战场上的英雄，”蒋介石说着，从腰间摸出那支用红绸缎缠包的驳壳枪，双手递给张灵甫，道：“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从今它就姓张了。要说是奖品也算一层意思吧！”
张灵甫双膝跪地，双手高举头顶，接过此枪，他已声泪俱下了。此时，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呢！用行动兑现主子的信任，用枪杆为老蒋打天下。
第三十一章：西征路上
◎一天清晨，许世友在师指挥所附近的山坡上，忽听见嗡嗡飞机声，他当机立断 秋风无情！一夜之间的猛刮狂袭，把山山岭岭的气色都改变了。树叶萎缩缩的，草儿黄焦焦的，生机盎然的川陕边区，一下子变得凄凉、冷落。
被蒋军赶出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向西疾进。人流，前边看不见头，后边望不到尾。几个战士汗流浃背地抬着一副担架，夹在队伍中间，飞快地跑着。跟在担架旁边的张青蓝军医不停地唠叨着：“不行，师长，你一定要去住医院。”
“哎呀，我的张医生同志，你看这种时候，我怎么能去躺医院？”躺在担架上的许世友师长，不停地跟医生打嘴巴官司。
敌人太狠毒了！他们把我军赶出革命恨据地后，上有飞机轰炸，下有追兵残杀。战斗打了三天三夜，我军才算摆脱了“尾巴”。战士们太疲乏了！他们到了独山，真想睡它三天三夜，可是就在这一夜，一帮地方土匪又偷袭了我军。若不是许世友睡得晚，伤亡还会更大。然而许世友也受了伤，子弹从左前肩胛打进，从右后肩胛穿出，伤势很重。他在医院呆了几天，就跑出来了。这时，上级要他担任二十五师师长，率部进抵川北。他率部出发，由于伤口未愈，加之天气转冷，冬季来临，又犯病了，只有躺在担架上行军。张医生一直盯住他不放，他只好一路放帐，说：“到了川北，我一定好好躺几天，行吗？”
“到川北再躺几天，”这显然是一句敷衍的活。因为，眼前敌我双方的形势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有利于我乘虚而入。而作为一师之长的许世友怎能躺下去呢！“活着是条龙决不变条虫！”这是许世友的人生观。自从许世友献身于革命以来，刚强的汉子、铁打的硬骨还没被困难吓倒过，眼下负了点伤算得了什么？大敌当前，红军只有主动出击，没有退却的道路。川北地形、民情较好，是我红军生存并有待于发展的好地方。总部战略何等正确，许世友跟党跟定了！
同年10月，红军到达了川北。革命烽火照亮了巴山蜀水，革命惊雷回响在天府之国。川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不仅严重地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使国民党头子蒋介石、汪精卫大为心惊。蒋介石在他任命的“川北剿匪督办”田颂尧被打垮之后，又于7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同时又拨给刘湘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陕红军的“围剿”。敌重兵压境，我军面临着进入川北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大规模围攻已经迫近的情况下，我军理应停止进攻，迅速转入反围攻作战的准备。出人意料的是，宣达战役于10月下旬刚刚结束，方面军总部就命令许世友率九军二十五师向开江进击。殊不知这是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幻想用“不停顿地进攻”，“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结果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使我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
11月1日，许世友率二十五师进入开江城北的永兴场地区，与首先向我进攻的敌第五路第三师遭遇，揭开了反六路围攻作战的序幕。王陵基的第三师是刘湘的主力部队之一，实力较强，装备较好，还未受过我军打击，又刚在军阀混战中获胜，气焰甚为嚣张。我们的二十五师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装备较好。最近虽然连续作战两个多月，部队有些疲劳，但因连战皆胜，士气相当高昂。这样的两强相遇，就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激战。从11月1日开始，我们在开江西北的永兴场、天师观、回龙场地区与敌连续激战六、七个昼夜。敌人虽然被我杀伤三、四千，但后续部队却不断增加，战斗的发展逐渐对我不利。许世友找来陈海松政委反复思考和研究着整个战场的敌我变化，一致认为：刘湘的主力投入战斗，说明敌人新的围攻已经到来，如果继续执行进攻的命令，和越来越多的敌人拼消耗，后果不堪设想。两人把情况向方面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建议对当前的作战方针作出新的决定。
在日益严重的敌情面前，方面军力排张国焘的重重干扰，决定停止进攻，转入防御，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求得在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消耗敌人，促使敌我优劣形势的转化，创造条件转入反攻。
根据新的作战方针，红二十五师和四军、二十军等部队由进攻转入防御，实行节节抗击，逐步撤至宣汉、达县、南坝场一线与敌对峙，一面作战，一面进行反围攻的动员和准备。这时，根据地党政军民也全力投入了反围攻的准备工作，动员民众，扩大红军，武装保卫赤区，消灭刘湘！
不久，川北的一次敌我双方大交战开始了。
一天清晨，许世友在师指挥所附近的山坡上解小便，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抬头望去，几架敌机正向我军阵地飞来。敌人的飞机来得这么早，是往日少见的，这预示着新的行动。许世友当机立断，跑回指挥所，命令作战参谋：“通知部队，迅速作好准备，敌人要渡河了。”接着一排排炮弹像飞鸟似地落在指挥所的前方，响起一阵爆炸声。
许世友在指挥所里，神情自若，静静地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一会儿，敌人在曾家山东南的东林河渡口附近开始渡河。有的乘船，有的坐筏，有的徒涉，成群的士兵在其指挥官的威逼下，像下饺子似的跳进齐腰深的河水中，边打枪边向西岸冲来。
“打！”敌人刚到河心，许世友把拳头猛地一挥，嘹亮的军号声骤然而起，各种兵器一齐开火，密集的枪炮弹暴风雨般地倾泻在河面上，平静的州河顿时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乱成一团的敌人在河中绝望地挣扎着：死伤的，在河水中沉浮；幸存的，狼狈地逃向对岸。清澈、冰凉的州河水，对王陵基之流似乎也特别无情，一下子就吞掉了他的一两千士兵。
第二天，气急败坏的王陵基又派飞机炸，又调大炮轰，组织了更猛烈的进攻。可是当他们渡过河时，我军已按照预定的计划向后转移数十里，进入双河场、北山场一带预定的新阵地。敌人得到的只是炸毁的工事和大量的我军宣传品。
转移新阵地后，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迫敌逡巡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世友关门不出，集中精力考虑着怎样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机会果然来了！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