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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二节（2）
她把头仰得高高的走了出来，我们在暗地里沿着公路旁边的明沟漫无目的地行走。我们两人的帆布包都由我拿着。我们呼吸的是夜晚带有寒意的雾气。我最后决定同她一起再逃避一次，天大的事明天再说。我们进了一家汽车旅馆的院子，花四块来钱租了一个舒适的小套间——有淋浴、洗浴毛巾、嵌在墙壁里的收音机等等。我们紧抱着，长时间严肃地谈话，洗了淋浴，先开着灯，然后又熄了灯，讨论问题。我们证明了某些事情，我让她相信了某些事情，她接受了，我们在暗中达成协议，气都喘不过来，然后像羊羔似的很满意。
早晨，我们大胆地按照我们的新计划采取行动。我们乘公共汽车到贝克斯菲尔德，去干摘葡萄的活儿。干了几星期后，我们就按正常途径去纽约，也就是乘公共汽车去。那天下午天气好极了，和特雷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公共汽车上，心情松弛地聊天，看窗外的田野景色朝后退去，无忧无虑。傍晚时到了贝克斯菲尔德。我们的计划是找当地所有的水果批发商。特雷说我们可以在工作地点住帐篷。住帐篷，趁着加利福尼亚凉爽的早晨摘葡萄的想法很合我心意。但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大家帮我们出了无数点子，搞得我们晕头转向，然而没一个管用，工作不能落实。尽管如此，我们吃了一顿中餐，补充了体力，重新出发。我们跨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到了墨西哥镇。特雷唧唧呱呱和她的同胞说话，打听工作方面的事。夜晚已经降临，那个墨西哥小镇的街道上满是耀眼的电灯：电影院的挑出帐篷、水果摊、小游乐场、小零售店、几百辆停着的卡车和车身溅满泥点的旧汽车。拖家带口的墨西哥摘水果工人吃着爆米花在街上闲逛。特雷逢人就谈话。我开始绝望了。我需要的——也是特雷需要的——是喝点酒，于是我们花了三毛五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到铁路调车场去喝。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流浪汉搬来板条箱，围坐着生火取暖。我们坐着喝酒。左面是漆成红色的货运车，在月光下显得凄凉肮脏；前面是贝克斯菲尔德市的灯光和机场的柱子；右面是一座庞大的铝制匡西特①仓库。啊，美好、温暖的夜晚，月光如水，搂着你的姑娘，喝喝酒，说说话，啐啐唾沫，简直是天上人间。特雷是个能喝的小傻瓜，酒量不比我小，甚至超过我，我们一直聊到午夜。我们始终没有从板条箱旁边挪开。偶尔经过的有流浪汉，有带着孩子的墨西哥母亲，巡逻车停后，警察下来撒尿，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受打扰，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融合，越来越难分难舍。午夜时，我们站起来，磨磨蹭蹭朝公路走去。
①Quonset，一种用预制构件搭成的长拱形活动房屋。
特雷有个新主意：我们不妨一路搭车到她的故乡萨比纳尔，住在她哥哥的车库里。我反正怎么都行。到了公路上，我让她坐在我的帆布包上，装得像是遇到困难的女人，没过多久，一辆卡车停了下来，我们兴高采烈地奔跑过去。开车的是个好人；他的卡车却很糟糕。他轰隆隆地把卡车开出山谷。我们在拂晓前两三点钟到达萨比纳尔。特雷睡熟时，我喝光了瓶里的酒，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了车，在南太平洋铁路线一个加利福尼亚小镇的落叶覆盖的、安静的广场上漫步。我们去找特雷哥哥的好朋友，从他那里可能知道特雷的哥哥在哪里。家里没有人。天亮时，我仰躺在小镇广场的草坪上，不停地说：“你不会说他在威德干什么，不是吗？他在威德干什么？你不会说的，是吗？他在威德干什么？”那是电影《人鼠之间》①里布尔格斯·梅雷迪斯和牧场工头说的话。特雷咯咯笑了起来。她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意思。我可以一直躺在那儿，等妇女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她不会在意。但我最后决定，由于要去找她哥哥，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准备，我便带她到铁路旁边的一家老旅馆，我们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
第二天，阳光灿烂，特雷很早就起身去找她哥哥了。我一直睡到中午；忽然看见窗外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运货车驶过，平板车上躺着好几百个流浪汉，他们把背包当作枕头，有的在看报上的滑稽连环漫画，有的在吃岔线旁边摘来的上好的加利福尼亚葡萄。“妈的！”我嚷道。“嚯！这就是《圣经》里的应许之地。”那些人都来自旧金山；一星期后又兴高采烈地回去。
①Of Mice and Men，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68）于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小说，一九三八年改编为舞台剧，后又拍成电影。
特雷、她的哥哥、她的孩子和她哥哥的好朋友都来了。她的哥哥是个健壮的墨西哥大小伙子，一副爱酒的模样，人倒不坏。他的朋友也是墨西哥人，高大而疲沓，讲的英语没有什么口音，嗓门大，过于想讨人喜欢。我看得出来他对特雷很有意思。特雷的小孩名叫约翰尼，七岁，黑眼睛，很可爱。我们全在这儿了，另一个狂野的日子开始了。
她哥哥名叫里基，有一辆三八年生产的雪佛兰。我们挤进了汽车，朝不知名的地方驶去。“我们去什么地方呀？”我问道。哥哥的朋友做了回答——他的名字是邦佐，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身上有臭味。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他的营生是把粪肥卖给农民；他有一辆卡车。里基口袋里总有三四块钱，他一直都乐呵呵的，老爱说：“不错，老兄，走啦，走啦！”说罢，他就发动了那辆破旧的卡车，速度达到每小时七十迈，我们前去弗雷斯诺那头的马德拉，找几个农民谈谈粪肥的事。
里基手头有个酒瓶。“我们今天喝酒，明天干活。走啦，老兄——喝一口吧！”特雷带着孩子坐在后面；我回头，看到她由于回家而高兴得脸上泛出红光。加利福尼亚十月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疯狂向后退去。我又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准备上路了。“
现在去哪儿，老兄？”
“我们去找一个有些闲置粪肥的农民。明天我们开卡车来运走。老兄，我们能挣不少钱。不用担心。”
“大家都有份！”邦佐嚷嚷说。我发现确实如此——无论我去什么地方，人人都在挣钱。我们在弗雷斯诺乱七八糟的街道上飞快地开着车，到后街去找些农民。邦佐下车同墨西哥农民谈话，唧唧呱呱不知说些什么；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
“我们需要的是喝一杯！”里基嚷道，我们便下车进了一家十字路口的酒馆。星期日下午，美国人都喜欢在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酒；他们带着孩子；一边喝酒，一面海阔天空地瞎聊，还要争吵；一切都很好。夜晚降临，孩子们开始哭叫，父母们喝醉了。他们东倒西歪地回到家里。我在美国各地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酒时都遇到过这样的一家子。孩子们吃爆米花和炸土豆片，在后面玩耍。我们也一样。里基、我、邦佐和特雷坐着喝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声嚷嚷说话；约翰尼和别的孩子在自动唱机周围玩耍。太阳开始变成红色。我们一事无成。有什么事需要完成呢？“明天，”里基说。“老兄，我们明天干；再喝一杯啤酒吧，老兄，来吧，来吧！”
我们摇摇晃晃地出来，上了卡车；去到公路边的一个酒吧。邦佐五大三粗，话多嗓门大，圣华金山谷一带的人都认识他。我和他从公路边的酒吧出来，乘了卡车去找一个农民；结果到了马德拉的墨西哥小镇去找姑娘，有可能的话替他和里基物色几个。当紫色的暮霭笼罩在漫山遍野的葡萄园时，我像哑巴似的坐在卡车里，邦佐同一个墨西哥老头在厨房门口讨价还价，想买老头在后院种的西瓜。我们买了瓜，当场就吃掉，把瓜皮扔在老头家旁边的泥地上。天暗了，各种各样的漂亮小姑娘来到外面的街道上。我说：“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呀？”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二节（3）
“别担心，老兄，”大邦佐说。“我们明天能挣许多钱；今晚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回去找到了特雷、她的哥哥和孩子，在公路的灯光下开车到弗雷斯诺。我们都饿得慌。我们跃过弗雷斯诺的铁轨，进了弗雷斯诺墨西哥小镇杂乱的街道。模样古怪的中国人把身子探出窗外，看着星期日晚上的街景；一拨拨穿着长裤的墨西哥小姑娘招摇过市；自动唱机放出喧嚣的曼博舞音乐；街上的灯彩像是过万圣节。我们进了一家墨西哥餐馆，吃了玉米饼裹捣烂的菜豆，味道很好。我掏出身上最后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付了特雷和我的账。这五元钱本来计划用到新泽西，现在只剩下四块了。特雷和我面面相觑。
“我们今晚睡哪儿，宝贝？”
“我不知道。”里基喝醉了；他现在的声音柔和疲惫，不断地说：“来吧，哥们——来吧，哥们。”这一天真漫长。我们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仁慈的上帝安排了什么。可怜的小约翰尼躺在我怀里睡熟了。我们开车回萨比纳尔。半路上，我们在九十九号公路边上一家饮食店前猛地刹车。里基最后还要喝一杯啤酒。路边小店后面停着汽车拖车，支着帐篷，有几个破旧的汽车旅馆式的房间。我打听了一下价格，回答是两块钱。我问特雷怎么样，她说行，因为我们现在带着孩子，要让孩子舒服些。酒馆里有个牛仔乐队在演奏，一些脸色阴沉的流动农业工人歪歪扭扭地在音乐伴奏下跳舞，特雷和我喝了几杯啤酒后，带着约翰尼进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准备睡觉。邦佐还在外面转悠；他没有睡的地方。里基到葡萄园他父亲的棚屋里去睡了。
“你住在哪儿，邦佐？” 我问道。
“没有地方住，老兄。照说我应该同大罗塞住在一起，可是她昨晚把我撵了出来。我打算去把卡车开过来，今晚睡在卡车里。”
响起了拨弄吉他的声音。特雷和我一起望着星星，我们亲吻。“明天，”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很好，你说呢，亲爱的萨尔，哥们？”
“当然，宝贝，明天。”老是明天。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听到的总是它——明天，一个可爱的词，这个词儿也许意味着天堂。
小约翰尼衣服也没有脱，在床上蹦了几下就睡了，他的鞋子里撒出了沙子，马德拉的沙子。特雷和我半夜里起来把床单上的沙子掸掉。我早晨起身，梳洗后在附近转转。我们在棉花地和葡萄园中间，离开萨比纳尔有五英里。我问经营宿营地的胖女人，有没有空的帐篷出租。最便宜的帐篷没人住，租金每天一块。我掏出一块钱，住了进去。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炉子，支杆上挂着一面有裂纹的镜子；气氛很令人愉快。我进去时得弯下腰，进去后看到了我的宝贝和我宝贝的孩子。我们等里基和邦佐开着卡车来。他们带着瓶装啤酒来了，开始在帐篷里大喝起来。
“粪肥怎么啦？”
“今天太晚了。明天，哥们，我们挣许多钱；今天我们喝啤酒。你说呢，要啤酒吗？”我不需要别人怂恿。“来吧——来吧！”里基嚷道。我开始理解，我们要靠粪肥卡车挣钱的计划永远行不通。卡车停在帐篷外面。它发出的气味同邦佐身上的一样。
那天晚上，特雷和我在带露水的帐篷里上了床，夜晚气氛甜蜜。我正要睡时，她说：“你现在想同我做爱吗？”
我说：“约翰尼怎么办？”
“他不会察觉的。他睡熟了。”其实约翰尼没有睡，不过他没有作声。
第二天，小伙子们开着粪肥卡车回来，又开车出去寻找威士忌；他们回来后在帐篷里欢饮了一场。那天晚上，邦佐说外面太冷，于是裹了一张散发着牛皮气味的油布，睡在我们帐篷里的地上。特雷讨厌他，她说邦佐整天围着她的哥哥转，目的是接近她。
看样子，除了特雷和我快要挨饿之外，什么事也成不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去田间走走，打听打听有没有摘棉花的活儿。人们让我出了营地，到公路那边的农场去问问。我去了，农场的主人同女眷一起在厨房里。他从里面走出来，听了我的要求，提醒我说，每摘一百磅皮棉，他只付三块钱。我估计自己每天最少也能摘三百磅，便答应下来。他从仓库里找出几条帆布长口袋，对我说，摘棉花的工作天亮就开始。我十分高兴地跑回去告诉特雷。半路上，一辆运葡萄的卡车在路上一块高出来的地方颠了一下，震出好几大串葡萄，掉在滚烫的柏油路上。我捡起来，带回家。特雷很高兴。“约翰尼和我跟你一起去摘，帮一把手。”
“啐！”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要知道，摘棉花是非常吃力的活儿。我做给你看。”
①Simon Legree，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96）所著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凶狠毒辣的奴隶贩子。
我们吃葡萄，傍晚，里基带来一个面包和一磅汉堡牛排，我们吃了野餐。有一个比较大的帐篷紧挨着我们，里面住的是一家流动摘棉花工人，爷爷整天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年纪太老，干不动了；儿子、女儿以及孙子辈，每天破晓时穿过公路，到我干活的农场主人的地里去摘棉花。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说，由于沾上露水的关系，清晨的棉花比较重，挣到的钱要比下午多。话虽这么说，他们仍旧从日出干到日落。爷爷是三十年代天灾时期从内布拉斯加迁移来的——全家坐了一辆破旧的卡车。我的蒙大拿的牛仔朋友也告诉过我，那场天灾就是沙尘暴。此后，他们就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爱干活。十年来，老头儿子的子女增加到四个，其中几个的年纪大得可以摘棉花了。那时候，他们的境况有了好转，摆脱了西蒙·勒格里①式种植园的极端贫困，住进了比较体面的帐篷，那就足够了。他们为现在的帐篷感到非常骄傲。
“还打算回内布拉斯加吗？”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二节（4）
“啐，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们盘算的是要买一部拖车。”我们弯下腰，开始摘棉花。景色很美。田野那头是帐篷，帐篷后面是干枯的褐色棉田，一直延伸到远处褐色的旱谷的山麓小丘，再后面就是早晨蓝色的空气里白雪覆顶的内华达山脉。这比在南大街洗盘子要好多了。但是我对摘棉花一窍不通。我把白色的棉桃从发脆的底托分离出来花费的时间太多；别人轻轻一夹就行了。此外，我的指头开始流血；我需要手套，或者多一点经验。有一对黑人老夫妇和我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他们摘棉花时的从容同战前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祖辈一模一样；他们弯着腰，忧郁地慢慢沿着行株移动，挂在腰际的盛棉花的帆布袋子逐渐鼓起来。我的腰背开始酸痛。但是跪下来躲藏在地里的感觉很好。我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把脸贴着湿润的褐色泥土。小鸟伴奏似的歌唱。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终身的工作。约翰尼和特雷从炎热的正午阳光下跑来，朝我挥手招呼，和我一起干起来。小约翰尼摘棉花的速度比我还快——特雷当然比我快一倍。他们赶到我前面去了，给我留下一堆一堆摘净的棉花，让我加进我的帆布袋——特雷留下的是摘棉能手的大堆，约翰尼留下的是孩子气的小堆。我伤心地把它们塞进袋里。我算是哪门子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用说他们了。整个下午，他们都和我一起。太阳发红时，我们一起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去。我把摘好的棉花卸在田头的磅秤上；重五十磅，我领到一美元五十美分。我向一个流动农业工人借了辆自行车，沿着九十九号公路骑到十字路口的食品杂货店，买了煮熟的意大利细面条、肉丸子罐头、面包、黄油、咖啡和蛋糕，装了一纸袋，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回家。驶往洛杉矶的车辆迎面隆隆而来，驶往旧金山的车辆在背后撵我。我不停地咒骂。我抬头望望黑暗的天空，祈求上帝让我时来运转，好为我爱的那两个小东西做些事情。谁都不把我当一回事。我应该有自知之明。特雷使我重新有了生气，她在帐篷的炉子上加热了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