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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影故事，马俪文自己的概括是：一个景，两个人，四个季节。在一处被社会、家庭、环境遗忘的四合院，一位老太太孤独地住了一辈子。然而，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位年轻女学生租住其中一间小房子后，老太太平淡如水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马俪文说：“影片拍摄历时一年半，片中的四季都是真实的四季景观，而不是摄影棚做出来的。我用了最笨的方法。”为了找到她心目中的女学生，马俪文跑了北京多所高校，最后在中央美术学院食堂外相中了当时还念大一的女生宫哲。“我追求小中见大。”惯于拍低成本影片的马俪文说，“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有话好好说》，都是很小的事纠缠出来一连串的事件，所以说，‘小’不一定就没意思。”作为导演兼编剧，马俪文坦言，《我们俩》中的人物，确实有自己的影子，她甚至连给女配角取的名都是“小马”。
马俪文说，拍摄每一部电影时，她都有那种被吸引，被折磨，跃跃欲试的感觉。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第一部片子她从1996年开始筹备，改编剧本，找投资，直到2000年才拍成，其间的辛苦、等待；让马俪文终生难忘，就因为热爱电影，她才如此地坚定执着。对于马俪文这样的新手，又不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很难找到投资，她用诚意打动了所有的人，特别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感情变成电影的女作家张洁。马俪文说：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你很难获得大投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现实，第一部电影那么点钱，我就折腾了好几年，它可能有一个被认可的（过程）；我觉得我刚出来，我肯定是一步一步来，找我合适的，熟悉的，拍电影是最没有目的。”
在中国的影视圈，女导演是非常少的，因为女导演通常要有强悍的性格，强壮的体能，还要有吹毛求疵的习惯，马俪文说自己身上并不具备这所有的一切，她认为当导演应该是随性的一种表达，是思想的一种自然的表达，是把自己珍藏的一段记忆变成影像，自然地呈现出来。
为了拍电影，马俪文经历了许多磨难，走了很多弯路，至今还是单身一个人，她有时也羡慕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但她天生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很难放弃自己的理想。好在她现在心态平和多了，把成名、成功看得平淡了，她现在把拍电影当成一次经过，一趟旅行。
最富洞察力的铁拳
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2000年作品《站台》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部分，并获最佳亚洲电影奖。这是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第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并获奖。法国《世界报》为此发表题为《大师的铁拳》的评论文章，认为《站台》表现出了惊人的电影品质，亦将成为电影史上的重要一笔。
作品列表
电影：
《小武》（1998年）第四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最佳亚洲电影奖，第二十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大奖——金热气球奖，第十七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大奖——龙虎奖，第三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大奖——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九八年度大奖——黄金时代奖，第四十二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首奖——SKYY奖。
《站台》（2000年）
《任逍遥》（2002年）
《世界》（2004年）法国南方基金大奖
记录片：
《公共场所》（2002年）
DV作品：
《狗的状况》（2001年）
录像：
《小山回家》（1995年）
贾樟柯对话录
时间：2005年7月
地点：北京中国青年电影制片厂贾樟柯工作室
《星库》（以下简称《星》）：你的电影为什么总是钟情小人物、边缘人物，甚至生活质量连普通人都算不上的人呢？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对他们很了解，他们曾出现在我生长的环境中，《站台》里展现了县城文工团里演员的生活，我姐姐就是文工团的。《任逍遥》中的那两个年轻人也很像家乡邻居的孩子。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种现实，这些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
《星》：在《站台》、《任逍遥》中都能看到一种绝望，不知主人公以后还能怎么样生活下去。通过这些你要向观众表达什么呢？
贾：比如《任逍遥》中那个女性角色吧，看起来前卫，实际上自我是不够解放的。她不能摆脱原来的生活，一段感情的结束需要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其实那个人也不是理想的感情寄托。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很普遍的一种状态。因为文化的断层，造成了物质相对丰富的现在，人们的精神还相当落后，不能为自己做主。
《星》：你影片中的女主角好像都不漂亮，那你选女演员是什么标准呢？
贾：我被一个女人打动，一定是因为她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自己对生活有敏感的感受。她不一定亲身经历一些事，但她应该愿意了解别人的生活。她要在生活里面，这样的表演才是可信。我也见过很多学表演的漂亮女孩，很漂亮但也很空洞，也许她们也有很丰富的内心，但我没有发现什么。
《星》：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外表平和内心狂躁吗？你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是很挣扎的那种。
贾：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的世界观就是悲观、绝望，对未来及生活都不会抱有幻想。我想人的发展应该与彻底的悲观相联系吧，那样能够保持一种心境的平和。我想我该是个“精神分裂者”，我有中国人所具有的所有弱点懦弱＼浮躁、心焦不安。我也会失眠、痛苦、患得患失。更多的时候我没有思想只有知觉。
《星》：贾导先说说你新拍的《世界》这个片子？
贾：《世界》这个片子是我第一次拍摄城市的生活，主要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影片涉及到的人群非常广泛，不仅有这种背着行李来到北京寻找机会的这样的一个阶层，也有很富有的阶层，也有外国人，整个是大都会里面形形色色的人，大家在寻找自己的生活，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都会面临他们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个电影是一个当下现实生活的一个描写，这种电影是非常急需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里面，年轻人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生活上。这是一方面，每一个观众就像成泰燊说的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点。
再一个从电影的方法上来说，我希望尽量把青年人的文化的状态表现出来，包括影片里面，我们都生活在数字信息气息非常浓厚的社会里面，人和人用手机短信来沟通，手机短信变成Flash的动画，又转化为青年人心理的状态，在这个里面又有林强的电子音乐，整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年轻人的文化理念，真是在拍我们自己，我自己非常想把这种变成一个青年文化的一个影片，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从演员的表演上来说，大家完成非常好，不仅是成泰燊和赵涛，王宏伟演一个民工，黄依群也是非常出名的演员，她演一个温州的女裁缝，非常的精彩，以前黄依群的戏迷来看这个电影，会发现她是崭新的演员，她电影演的非常好，是十年守寡的温州裁缝，她的丈夫十年前去了国外打工，这种漂流不只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漂流，也不单是说中国人向国外的漂流，同时也有外国人到中国的漂流。影片里面非常动人的一幕是公园里面的俄罗斯舞蹈演员安娜和赵涛相遇了，两个人语言不通，但是她们两个人在洗衣房里面，她们用手势交流，我们拍的非常顺利，基本上拍一条两条就过了，两个女人演出了互相的影响，两个演员其实也不熟悉，一见面相互的感动，她的戏在影片里面非常有感人的力量。后来延伸出来，安娜最后临离开公园的时候，教给赵涛一首歌，在影片里面赵涛也演唱了这首歌，也做了MV。
《星》：我也不是北京人，我们生活在非家乡的人是否漂流的感觉，你自己沉下来想想自己漂流的过程，也不能说辛酸，是一件非常丰富的事情。
贾：很丰富的事情，对我来说，偶尔的思乡和想家，这种东西并不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到晚就思乡和想家，在这个影片里面是一个感受，对我来说工作完在北京城市夜空下走的时候，看到温暖的窗户我会想家，我父母的年纪很大了，他们在老家没有人照顾，我自己离的很远，500多公里，这是一种。
另外也有城市的狂欢，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我们分享这个城市提供的机会和机遇，我们站在一个时代里面，进来释放我们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在海报上商量说，你就写一句话，就写我们是漂一代，漂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漂一代，我们就选择了追求自由的方法，我们从家乡走出来，我们离开了土地，我们从体制里面挣脱出来，寻找自己的职业，我再过传统的生活，这就是漂一代，所谓的漂一代就是寻找自由和寻找自我的一代。这些感受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影片里面找到，我也把这些感受都投射在《世界》这部影片里面。
《星》：为什么叫《世界》？
贾：一日长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因为整个电影的背景是放在世界公园里面，深圳和北京两地取景，故事是在北京，我觉得世界除了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之外，还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今生今世，除了天界地界我们大家拥挤在这儿，就是拥挤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星》：你拍的前三部都是山西的生活，都是所谓的底层社会的生活，最平常的生活，这是我的了解，而且我身边很多喜欢个性化的电影的人都非常推崇你的影片？
贾樟柯：我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是讲一个在北京的民工，他春节要过年了，他想回去过年，想找一个人跟他一起走，他就找不同的同乡，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线索来把民工的生存状态拍摄出来，那个时候是95年，想来已经是11年前了，想起来真是，我那天突然想，王宏伟在《小山回家》里演一个小山，演一个民工头，11年之后他又再演了民工，我们没有我们的热爱的人群，我自己从山西汾阳一个很小的村出来的，说简单一点，我们的生活不容易，这些不容易的生活在银幕上很少，为什么银幕上没有拍我们这么不太容易的生活呢？我最早想拍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原因，我很幸运成了导演，真的有办法来拍电影，这个理由和这个愿望也是支持我一直拍下来的动力，直到今天我都想坚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包括在《世界》里面也是想谈，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触目皆是，不为人知，并不是不为你我知，作为一个公共的话题，是很少有人提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经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拍出来。简单来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生活的观察者，这样的观察者，最后拍出来的电影不是官方的说法，也不是一个集体意识，是一个普通人，贾樟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给了他很多的感触，他把他个人的印象拍出来，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生活的经验讲述出来。
《星》：听说某一个网站称你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在光环之前，你是用过去的边角料来完成自己的拍摄的，是不是这样呢？你现在这个片子公映之前是靠什么生活的，是何以维系前三部片子的拍摄？
贾：最困难是第一个短片，就是穷学生，一穷二白，除了精力和体力之外一无所有，电影又是要花钱的艺术，那时候我们处在让人激动的一个年龄，我们成立了一个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们这些小组的朋友每个人凑钱，你拿300，我拿500，我当时给人当枪手写电视剧，副导演做广告方面的创意，赚一点钱，我们的摄影器材是制片从父亲的单位借来的，录音器材是录音师在录音系静坐跟老师抗争拿到的，总之各种方法，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第一个片子《小山回家》。
到了《小武》之后，我们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从《小武》开始，连续三部影片都没有机会在中国公演，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新的问题，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到《世界》的时候终于可以公演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算很幸运的，我从《小武》开始，虽然没有国内的放映的许可，但是我们在国外的销售都非常好，然后我自己本人包括我们制片都是靠这些电影的销售来生活，我们一直靠电影来生活，我自己也因此能够比较专心一直在电影方面工作，没有为了生计去打拼，差不多也能够保持每一年半推出一个新片的节奏。
《星》：等于是靠国外的市场养活了自己生活，包括继续拍片的投入？
贾：拍片还是国际性投资，像第一部影片是香港跟大陆的一个合资，虽然钱很少，也是开始尝试合资的方法，从第二部影片《站台》开始，就是日本的公司，北欧的公司和法国的公司三家公司在合作，到《世界》的时候也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国际投资的一个组合。
《星》：你怎么看待国内一些导演，特别是一些名气比较响的导演和他们的作品，你比较欣赏的导演又是谁？
贾樟柯：很多了，像王小帅，娄烨，张元的《儿子》，宁赢的《找乐》跟《民警故事》，谢飞的，我是一个谢飞的影迷。像吴宇森，他是动作性很强的电影，我是动作性很弱的电影，其实他给我很多的启发，很怪，我在《站台》和《小武》里面也向他致敬，偷了他电影里的一些声音，放在我的片子里。像周星驰我很喜欢，我一直很喜欢他的电影，非常有创造性。
《星》：在《站台》里面有很多的镜头都很长，但是真的没有实际的内容，只是一个空放，当时拍摄的目的是什么？
贾：国际电影这些年里面一直增加动作性，人的动作性和事件的动作性，所有的动作性一直在加强，对我来说我想拍出一个真的生活感受来，对时间的感受并不是处在一个动作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动作和缺乏动作的，但是在那样一个绵长的时间的流逝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时间的感觉，感觉到一个真实生命的一个过程，因为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没有内容的时刻。这些都是我们要经历的一种障碍，《站台》这个电影是关于期待的影片，期待自由，期待自我，期待变化，那么对于期待来说，停滞是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因为时间深处是无所事情所发生，在电影里面，这种停滞的时刻和内心之间的冲动就是这个电影的。整个我们都是快，处在巨大的快的节奏里面，其实失去了非常珍贵的慢的时刻，无所事事的时刻。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的性格，用老家话来说我有点的“二溜子”，就是我希望生活里面有空白的，有闲下来的时候，有蹲在街道边上看行人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