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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站台》等影片不但是贾樟柯成名之作，也是他的经典之作，让世界影坛认识了贾樟柯，也让中国影坛承认了贾樟柯。
当年能离开汾阳，使渴望自由的贾樟柯兴奋不已。在太原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又让贾樟柯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汾阳。之后，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站台》等大都在家乡汾阳完成拍摄。影片不但让贾樟柯声名鹊起，也让他和汾阳密不可分。贾樟柯知道：中国就是由大多数像汾阳一样的县城组成的，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就像汾阳人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对于汾阳，他有二十多年的回忆，他熟悉，“电影终归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就更容易把握影片中的氛围。电影是贾樟柯重拾记忆的一种方式，是他对成长时代的认识。这并不是他怀念旧的东西，只是他觉得人可能很健忘，但不能失去记忆。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失去记忆也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改变不了的东西就是本质。”贾樟柯的电影表现的就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它是最真实的。有人对贾樟柯的评价是“他以电影作品最真实、最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显示社会，他成就了一个电影传奇，他塑造了另一种电影世界……”电影是想象的产物不假，可能他拍出来的东西，不是真人真事，但绝对是他对生活的积累与摸索，起码会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我们不能只生活在结果中，还要了解过程。我们不能忘却历史，每个电影艺术工作者都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比如现在我们说二战，知道结果死亡很多人，殃及范围很广，世界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这些过于空泛。如果把战争的灾难缩小到一个普通的家庭，人们就容易理解和感受到二战的过程。贾樟柯就是这样，他把某一段历史掰开了、揉碎了缩影在几个普通人身上，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时代发展的过程。只知道结果，不了解过程，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能深刻理解。
较之太多的商业电影，贾樟柯的电影更是难能可贵。它是一种真我的表现，更能被大众所接受。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他的作品里没有大牌明星，讲述也只是生活中的人们的真实感受。在国外，贾樟柯的每部电影都有不错的票房。感情无国界。每部影片，贾樟柯都始终试图融入其中，甚至也许本来就未曾分开过。他呈现给观众的是常见的、简单的生活道理和情理，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失去些什么，应该珍惜些什么。他执着追求艺术，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艺术。
贾樟柯的电影不迁就任何人。电影以外的东西，他可能会照顾观众，考虑到观众的感受。电影，他只拍自己想拍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满足自己感情的需要，没有任何讨好的成分在里面。电影是他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表达方式。在商业电影冲击市场的今天，贾樟柯仍然坚持拍艺术电影的原则。他有自己的公司，进行商业运作，但他很肯定的说这不会影响拍艺术电影。拍艺术电影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只是他喜欢，喜欢那种记录的感觉。贾樟柯的电影可以说没有明确的思想，但又蕴涵丰富。你可以从中感受那个时代的历史，观察时代的变迁，你也可以佩服其中的人物的生命力的顽强，你还可以学会珍惜……
贾樟柯是自由的，也是勇敢的。即使困难重重，他也坚持拍自己的艺术电影，因为自己喜欢。
也许有人说他太自我，但不可否认，现在影坛中，贾樟柯的确独树一帜。
现在的贾樟柯在影界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对电影的追求没有变，追求艺术电影的激情也没有丝毫的减退。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那时新片《三峡好人》刚刚完成拍摄，正在忙着进行后期制作。他说，《三峡好人》是一个意外收获，他帮朋友拍记录片时看到的一些景象，让他不得不佩服那些人生命力的旺盛以及适应生活的能力，那是很原始的、人的魅力；让他觉得有必要拍点东西。以前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被动，《三峡好人》中他塑造的是一些“大侠”。主动，有勇气和信心，自己掌握命运是为“大侠”，“大侠”不是武侠片中特有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大侠”。不变的是他们永远是时代的主题。
贾樟柯的电影，更像一部记录片。他只是用镜头不远不近地记录着主人公的生存状态、生活中的变化，他仅仅通过镜头告诉我们：他们存在着。可以说他的电影没什么开头和结尾。所谓的开头只是平淡的承接着前一段历史，结尾又悄无声息地继续平淡无奈的生活。可能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这种电影没什么看头，一切好象显得过于平淡，但它是贾樟柯的艺术，是贾樟柯的一种对时代的认知、穿越时空的记录。“电影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导演的想法与切入点不同而已。黑泽明在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说：“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电影之路，但没有找到。”电影之路需要重新开辟，或者条条都是电影之路，没有谁把它固定。每个人走法不同，他人无可非议。
贾樟柯生于七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成就与九十年代。他是时代的记录者。通过他的有真实性的艺术电影，贾樟柯解读时代，观众解读贾樟柯，了解时代的中国。
贾樟柯的电影，是闭上眼睛回味的……
饱满的灵魂和感情
张元，满族，1963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新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锐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将影响下个世纪的100位青年人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授与文化和平奖。
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元，没有去任何一个电影制片厂，而是自筹资金23万，拍了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电影《妈妈》，后来挂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标，全国发行只卖出3个拷贝。
从1989年到现在，张元一共拍摄电影、纪录片16部，其中6部通过审查，获准公映。张元的电影题材涉及患幽闭症的儿童、前卫艺术家、无业游民、精神分裂者、同性恋者、重刑犯人、变性人……因为这些电影题材太独树一帜，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张元的电影惨遭冰冻，无法在国内公映。
作品列表：
电影：《妈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1992年的《北京杂种》（获瑞士洛迎诺电影节特别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1996年的《儿子》（获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东宫西宫》（正式入选1997年法国嘎纳电影节、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获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以及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8年的《过年回家》（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大奖等四项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西班牙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数字电影《金星小姐》。
2002年《绿茶》、《江姐》
纪录片：《广场》（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国际民族电影节最佳人文纪录片奖）；
2001年的《收养》。
MTV：1990年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MTV亚洲最佳MTV奖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4年《飞了》；
1999年的《疯狂英语》（获米兰电影节最佳影片）。
张元对话录
时间：2006年3月
地点：北京夕照街5号
《星库》（以下简称《星》）：你小时侯生病的经历和你后来的电影关注‘边缘状态的人’有关吗？
张元（以下简称《张》）：小时候得过一场肾病，吃药吃成了个胖子。后来肾病好了，又得了喘气病，小学上体育课，要围着操场跑很多圈，跑完之后，像要死了一样难受。我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爸就围着床转，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搓着手没办法。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顺畅地呼出和吸入每一口空气。那时我奶奶对我讲，日子混过去就得了。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但什么是边缘，什么不是边缘？
《星》：1999年，对你来说很特别，过年回家》通过审查，在国内公映了。
张：筹拍《过年回家》之前，我和编剧朱文、宁岱、余华去了30多个监狱。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不仅在国际上获奖，也终于能与国内观众见面了。
《星》：2002年，你一下子拍了3部风格不同的电影——《我爱你》、《江姐》、《绿茶》，其中，你的转变，会不会被认为越来越商业化？而这种种尝试，是不是说明你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张：说商业化也没什么。我的很多电影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但有些影片也是很商业的，像《过年回家》就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过。至于说到表达方式，的确，去年我拍了3部不同形态的电影，可以算是比较焦躁地寻找一种表达自己情感的语言方式，《绿茶》已经开始接近我所要的状态和风格，我开始清楚创作风格的方向在那儿，以后的作品会将这种风格和表达方式沿袭并探索下去。
《星》：你的戏曲电影《江姐》一直都没有公映的原因，我从院线方面得到的回答是它不会有太多观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江姐》一直没公映应该说是市场问题，不过在《绿茶》之后，它就会和观众见面了。其实拍一个作品的感受不会那么煽情，我只是很冷静地完成这样一个影片，也许它不会有很好的票房，但我相信它会有很好的效应。
《星》：我看过《绿茶》的文学剧本，金仁顺当时的短篇怎么打动了你？
张：王朔向我推荐了这个短篇，只有8000字，但很打动我。我觉得写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准确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那种感觉既真实又有诗意。后来我邀请作者金仁顺到北京，完成了《绿茶》的文学剧本。
《星》：你和姜文合作愉快吗？
张：我和姜文是老朋友，我觉得他很适合陈明亮这个角色。他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他塑造的很多形象我都很喜欢，也很喜欢他导演的作品。我和他合作很轻松，他是一个很认真、很执著，很有追求精神的一个演员。
《星》：很多观众都习惯了姜文的硬派形象，在《绿茶》里，他只是一个和另一个女人发展情感的男人，他把握得好吗？
张：把握得很好。我觉得展示了他的另外一面，塑造了另外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姜文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他对情感的表达非常纤细，很打动我。
《星》：赵薇呢？她在两个角色间的转换自然吗？从剧本来看，朗朗是那种颠倒众生的女人，她给人这样的感觉吗？
张：我和赵薇是第二次合作了，在《绿茶》里，她表现得很复杂，将角色表现得很好。你说的颠倒众生，是商品化和职业化里的问题，但在生活里，你要征服的，永远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之间真正的情感交流是由这两个演员来传达的，至于他们是否传达出了，只能由观众来看了。
《星》：《绿茶》遭到评论家的质疑。
张：你觉得呢？他们现在能有什么看法？我曾经听过一个电影评论家说：艺术家是豆腐，我们就要把他们切碎了做成一碗汤。这句话我听了很奇怪：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心是自由的。就切成豆腐片，他会感到不舒服……
其实在拍完《东宫西宫》之后，我已经厌倦了地下电影的模式。《东宫西宫》发行了四十五个国家，得了十几个奖。但在祖国的观众没有看到这部电影。我心里很部平衡。那之后我就开始转换操作模式。
我可以给你一个线索：其看看西方艺术史吧，其看看文艺复兴出现的原因。在那之前，艺术家都为教会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艺术家开始满足有地位的资本家的需求。慢慢的，艺术创作中出现了生活中真是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要研究艺术家的转变，就得研究其服务对象的转变……
《星》：“第六代导演”几乎个个是拿奖高手，在国际上得奖有个速成公式——边缘文化＋本土特色＋被禁……你怎么看？
张：参加影展、电影节拿奖，其实就是把作品放在评论界的菜刀底下的过程……这是整个社会的习气——作秀。但只是世俗生活必须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它和艺术无关。
我给你打个比方：敦煌是伟大的艺术作品吧？但它的画匠大多是囚犯——艺术家有时候必须戴着镣铐跳舞。再拿我这回拍的《看上去很美》举例：我们拍的是孩子的世界，其实完全是成人世界的折射。成人中有棱角的也要被磨平，变成世俗中的规律作品。
《星》：谈谈你的新片吧，听说你为《看上去很美》筛选演员时，看了十万张小男孩的照片？
张：实际数字可能还超过这个。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找个小号“王朔”最适合这个角色，我向王朔要他小时侯的照片，他死活不给我，我只好按自己的想象找了。
《星》：《看上去很美》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你为什么选择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小说和电影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张：《看上去很美》１９９９年就出版了，当时我非常喜欢，在王朔目前为止出版的小说中，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也是最幽默、最有趣味的一部。小说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里面经常出现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身份互换，有时候王朔用大人的身份去回忆过去，有时候又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这种互换带出非常冷、但又非常幽默的气氛。拍电影时，我主要选取了小说的前三分之一部分，也就是集中在幼儿园发生的那个部分。
《星》：为什么只选取幼儿园部分呢？
张：因为幼儿园是三岁到六岁儿童的世界，但这个儿童世界也可以被看作成人世界的折射，或者说，它是成人世界的寓言。
《星》：寓言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我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灵魂和尊严。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一样的，孩子的心里也有群体和个人之分，但孩子的孤独更加悲哀。所以我在电影的后半部，做了一个变奏的处理。影片的前半部分显得轻松幽默，但我不希望我的电影仅仅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愉悦，同时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儿童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大人尊重的，童年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回忆的，童年的世界是能够给我们成人的世界、成人的思维带来一定参考意义的。
《星》：那么变奏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
张：影片最重要的一幕是方枪枪在梦游之后，把自己夜里的遗尿留在了南燕的床上，随后老师们把他抱走，让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把他围在中间。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长的方枪枪的特写，是他从笑到哭的过程，这里就是变奏的开始，它代表着方枪枪的转变。这其实是我拍这部电影前最早想到的一个镜头。
《星》：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对你本人有什么影响？你觉得自己拍摄前后有什么变化？
张：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是很幸福的，我的幸福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