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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两位军校的大学生就可以生下他们可爱的小宝宝了，要知道，他们是多么想要那个孩子啊！可是现在，他们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悔恨？还是愤怒和仇恨？他们在一起了吗？他们的理想被无情地砍断了，他们的爱情也被无情地打击了，他们还在一起吗？他们后来生了孩子吗？对那一个不幸的生命，他们又是怀念呢还是已经忘却了？他们周围的人还是那样戳他们的脊梁骨吗？他们的父母一直在怨恨他们吗？他们又是怎么一生仇恨那个毫无同情心的老师的？他们丧失了多少啊！
如果今天他们要重新站在法庭上，以神圣的名义要求学校和社会给予赔偿，谁胜谁负呢？也许我们还会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我们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那么，我们有权以今天的立场来对历史做个判决。
武汉大学据说是第一个出台大学生可以在校期间结婚的高校，但第三天却又否认这种政策。教育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自我国调整大学生入学年龄以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该发言人指出，这个决定要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由学校自己决定。
刘达临：这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在他们在校期间没有能够结婚的基础，如经济上和心理上等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问题跟我们那时候当兵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有点相同，就是结婚的青年能不能服兵役。没有结婚的青年在服兵役期间是不能结婚的，而结婚的青年是可以服兵役的。如果说上大学以前没有结婚的青年，年龄也比较小的话，最好就是要谈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第56节 性教育是人性的教育
徐：现在大学生入校的年龄放宽了，而且各各大学都在试行学分制，就是大学生可以在一定的年限内修完学业，不一定非要在四年里修完本科学业，这样就有一部分青年有了创业的机会。这些青年若返校时的经济基础和年龄可能要比其他人大，他们能不能结婚？
刘：这个不太好处理，不能一刀切，如果他们的条件允许了，我想是否应该允许他们结婚，但可能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全部学生。
徐兆寿：第三个问题便是，大学里面要不要开性教育课，谁来开这样的课？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达临：在我们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中，在问及谁传授的性知识丰富有用的问题时，认为是同学、朋友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42。5％，大学生占80。7％；认为老师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58。9％，大学生只占0。6％。大学里基本上就没有性教育课。所以有85。1％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太保守。但是大学阶段是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这就造成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大学里面必须要加强性教育，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性教育。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开这样的课呢？我觉得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自身要破除性神秘感，有一种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观念；2、知识面要广，因为性教育涉及教育、生理、心理、社会、民俗、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3、自身作风要正派，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4、善于清楚地、生动地有分寸地表达，因为性教育要讲究“适时、适宜、适度”；5、很重要的一点是，性教育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能和老师讲心里话，使老师更有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徐兆寿：第四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受众只是大学生吗？现在一般都认为，大学里面还是要开性教育课，因为大学生的性知识太贫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也应该听听性教育课。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但是为人父母者，还是学校和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若不接受性教育，他们如何给自己的子女和学生进行性教育课呢？诚然，我们可以由专门的性教育教师来授课，但是家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学校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大学生有必要的性知识和预防措施，也就不会发生军校那两个大学生的悲剧。如果那个大学教师也有一些起码的性知识，那么，他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他后悔过吗？他的良心一直是平静的吗？那么那个军校呢？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是还是将错就错呢？
刘达临：所以性教育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徐兆寿：最后一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部分。是一些性知识吗？是一些必要的性预防措施吗？仅仅是生理上的吗？还是官面堂皇的理论匡匡？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些性知识，它不是真正的性教育。真正的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才是性知识。这是一种基本教育，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的。
刘：性教育首先应该给学生传授一些有关性的知识，如生理上的，如何对待青春期的性，如何避孕等；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方面的教育。1986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吴阶平教授。开会的第一天，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个会叫“性知识教育”座谈会呢？按照我的理解，性教育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在开会的第一天，我们几个与会的同志就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了，后来，参加预备会的同志回来说没有采纳。第二天开会，到我发言时，我又开始说起来，吴阶平教授打断我的话说，他说他在昨天的预备会上没有理解我们的意见，现在听了我们几位的发言，觉得我们的提议是全面的。
你说的这种教育比前面两种教育还要高，是一种性历史与文化的教育。这也算是最高层次的性教育了。
徐：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人的本位教育，即人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与人最近的，但几千来来我们却离它最远。我甚至觉得性教育应该是所有教育里面的主课，它是真正的人性的教育。
第四部分第57节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
夏威夷大学的戴蒙德教授是刘达临教授的朋友，一次开会，他请刘达临教授到他家做客，只见他家里的摆设很特别。戴蒙德喜欢收集面具，墙上挂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面具，几乎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很有意思。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毡，没有床，睡在地上。卧室的墙上则挂着许多日本的“浮世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春宫面，而且非常夸张，男女生殖器大得吓人。这是他从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
世界著名性学家、德国的黑柏乐教授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书房里摆了几只由玻璃做的大阳具，餐厅里陈列着一具从印度尼西亚买来的木制神像，有两尽多高，大阳具高高勃起。
1989年4月下旬，刘达临教授到香港参加“中国人性教育面面观”，住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先生家里。吴敏伦有两个孩子，男孩15岁，女孩13岁。当他们在家里翻看许多西方的有关性的书刊，在大厅里观看有关性的录像，和在一起聊有关性的话题时，两个孩子也在场，他们会若无其事地看一会录像什么的，就走开了。他们都习惯了。
在刘达临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到处都摆着有关性的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件陶土雕塑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和尚，他的全身都被铁链锁着，包括他的手脚，但是有一个东西却直挺着，而且很长很大，很具有震撼力，那就是和尚的阳具。我问刘教授这个艺术品的名字，他说：“锁不住的东西。”
徐兆寿：首先的问题是您在家里的摆设上有没有上面两位外国教授的嗜好？
刘达临：没有。我有自己的博物馆，性文物全在那里。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有，你看到处都是。
徐兆寿：谈谈您收藏的情况。
刘达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1700件古代性文物，花去我自己的费用100万元以上。
徐兆寿：中国有没有这样大胆的性学专家和收藏家？
刘达临：据我所知，少量收藏的人是有，不过很可能又不是性学家。
徐兆寿：您有几个孩子，也在家里和客人随便地谈论性的问题吗？孩子们怎么看？
刘达临：不怎么谈论。我在研究性文化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大了。如果他们还很小，我想我会给他们一些性教育的。
第四部分第58节 陈世美与鲁迅
20世纪最让人震撼、也是第一桩离婚案是清废帝溥仪之妾文L要求和溥仪离婚。1931年8月25日，文L和妹妹文珊密谋，聘请了律师，要求离婚。据文L说，她在1922年11月也即她14岁那年入宫，独处一室，未蒙一次同居；而一般阉宦、婢仆见其失宠，竟从而虐待，种种苦恼，无法摆脱。她说：“鹿在苑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妃，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溥仪闻讯大惊失色，认为这是皇室的奇耻大辱，赶紧如何遗老们商量对策。与会人员无不认为这是“圣朝”最见不得人的丑事了，但又无可奈何，毕竟已是民国的天下了。
徐兆寿：可以说，这是几千年来的一件大事。一个王妃用正义的法则战胜了古老、腐朽的王权思想，宣告了皇室婚姻的彻底破产。后来他们怎么样了呢？
刘达临：文L和溥仪脱离关系后，并没有回到北平的母亲家，她用那笔经律师、中间人和家人层层克扣、所剩无几的赡养费办了一所小学，把全身心的爱献给了孩子，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当教师的妃子。以后她过了20多年平民生活，终身未再嫁，1950年因病去世。后来溥仪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文L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注：婉容以后吸毒，与人生下私生子，发疯而死）。我认为这不但是她一个胜利，也是她幸福生活的起点。”
但是文L的离婚还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经过他们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才签订了离婚协议，其中第4条是“文L返回母亲家居，永不再嫁”。
徐兆寿：文L的离婚一是为了自由，二是为了性，但她一生都未结婚，后来她是怎样看待性和婚姻的呢？又是如何看待她的离婚协议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刘达临：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也就不好说。不过，性是控制不了的。
徐兆寿：自从维新人士开了自由婚姻的言论风气之后，加上民国时期对自由婚姻的倡导，在民国时期，离婚已逐渐不是太稀罕的事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这种事多发生在一些革命人士、文化界和上层人士中间，其规律也往往是一个男子在年少无知的情况下，迫于父亲之命和一个比他年长得多、又无文化知识的农村女子结了婚，以后在时代大变革的时期，又超出离婚，开始自由婚姻，但是受苦的却是那些被遗弃了的妇女们。鲁迅、郭沫若等的婚姻都为我们所熟悉。我们如何来评价这一事件？
刘达临：这些结发夫妻应丈夫要求离异后，大都仍居住在丈夫原来的家里，侍候公婆，抚养孩子，挑着已不是她名分之下的家庭重担，心里想着、听着她的丈夫在外面如何打天下，做大官，发大财，出大名，再结婚；她她们自己永远是孑然一身，孤灯荧荧，不会再嫁人，几十年默默地生活，默默地死去。她们没有经济基础，又受当地封建思想的禁锢，不能再嫁，也不可能有人要。这就是多少代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它不是哪个个人的罪孽，而是时代的悲剧。
徐兆寿：中国古代有出戏，是包公铡陈世美的戏，历代老百姓都很喜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也是有这个嫌疑的，怎么区分这两种现象？
刘达临：我对这个是有些看法的，两者之间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这种现象出现在革命年代，也就是新旧风气变革的时期，革命者的这些行为被打上了开风气的烙印，所以又不所不同。
徐：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人性深处的一种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借革命的东风一下子刮了起来。当然，陈世美抛弃秦香莲，的确有攀权贵的原因，但是我们一直忘记了一件事：陈世美和公主是以爱情的名义而出发才这样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陈世美的行为对吗？
刘达临：不好说，因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谈这个问题的。从今天来看，如果他们有了爱情，而包公硬要把他们分开，的确是不人道的。过去是没有爱情这个词的，也没有这个观念。
徐兆寿：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是众所周知的，但鲁迅为什么一直和许广平同居却没有结婚？他的矛盾是什么？
刘达临：还是旧思想和新思想的矛盾，包括内心的良知、责任等与新观念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一生都没有离婚。这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矛盾。
徐：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鲁迅的这些矛盾显示了他人格的伟大。可能很多人都希望鲁迅和原配离婚，而和许广平结婚，这才是伟大。我倒觉得这种彻底、干脆的行为缺乏人性的弹性，是让人难以相信和接受的。鲁迅的矛盾与他思想上的彻底性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正好说明他是一个有深情厚谊的人，一个不以“革命”为第一、人性为第二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鲁迅不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去思索，去同情他，并为他伤情。
第四部分第59节 三次离婚高潮
“王疯子”王近山中将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5岁参加红军，20岁当师长，是刘邓大军中的虎将，被誉为二野的“朱可夫”。共和国成立不久，年仅40岁的他就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然而，英雄难过美人关，1955年他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后竟和妻妹陷入感情的漩涡之中，妻子韩岫岩各组织告了状。这件事激怒了“王疯子”，他打了离婚报告。组织上批评，教育他，但他率性而为，对这些批评不理不睬，甚至愿意接受处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遣往河南农场改造。这时候，他苦苦相恋的心上人不见了，只有家里20岁的保姆小黄自愿跟他去农村照顾他，后来他们结婚了。
徐兆寿：可能很多人都说，王近山的离婚是一出悲剧。但我觉得对他的处分才是真正的悲剧。人们都说，当初如果将军能理智些，珍惜在血与火中建立起来的家庭，如果夫人也冷静些，不要把矛盾推向极端，那么这出悲剧就不会发生。很少有人敢于批评那个“组织”。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残酷压制。
但是，王近山的悲剧只是共主国建立初期第一次离婚浪潮中的一个特例。这次浪潮大约从1950年开始，到1957年平息。这次离婚高潮的原因是什么
刘达临：主要和政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特点是，离婚大都由男性提出，女性十分被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仍是根深蒂固，无论和丈夫有没有感情，大都不愿离异。即使被迫无奈甚至糊里糊涂地离了，她们也很少再婚，而固守“从一而终”的古训。
它的一种情况是，一批进城的干部纷纷和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丈夫进城后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土生土长的原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男人的门面要靠女人的装点，就与妻子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