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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出《文星》，朝野双杀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李敖十分清楚，现代的专制统治者在消灭异端之前，必须有一个先将其“涂黑”的工序，为了使这些叛逆者“死得卑微、死得丑恶、死得有话不能讲，有血流不出”，就必须“先用秘密而卑鄙的方法，毁掉‘烈士’的历史、毁掉‘烈士’的信用、毁掉‘烈士’演说的自由、毁掉‘烈士’出书的自由、毁掉‘烈士’通信的自由、毁掉‘烈士’登报的自由”，“使愚昧的小百姓们觉得：原来‘烈士’并不烈！原来‘烈士’历史不清白！原来‘烈士’没有信用！原来‘烈士’不敢说话！原来‘烈士’在骗我们！”于是，百姓对他们的偶像失望了，他们会“用看杀强盗一般的眼光，去参观行刑了”！①李敖太了解自己所面对的这个政党的卑劣伎俩了，他知道，自己的沉没还在进行时。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文星”出版的殷海光、李敖、陆啸钊、李声庭、于熙俭等人的著作１１种被警总查禁。其中李敖作品有《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等六种。
此时，李敖已经３２岁，眼看前路茫茫，荆棘密布，许多朋友背他而去、离他而去、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５０年前，梁启超在台湾岛上曾写过两句小诗：“历劫此身成落瓠，浮天无岸有虚舟。”如今，他感到自己也如同那无人摆渡的“虚舟”一样，孤独无靠，飘忽无定。他不由想起在初中时就已背会的那首小诗：
人生如美酒，易醒复易醉。
微醉亦难醒，醒来都是泪。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2）
就李敖所宣传的社会改革思想而言，他并没有步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轨道，是一个淑世的改良主义者。他曾公开表示：“一般不了解我的人，很少知道我是一个憎恨暴力的人，我憎恨以暴易暴，憎恨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我是实际的人，是淑世的改良主义者，我主张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他还说：“我的目的就在鼓吹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并且我相信，这种转移或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孙中山所说的‘思想的变化’”。①但李敖并没有想到，一切专制统治者决不会主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更何况这种批评触及到了它的政治利益。因此，他那激进的“全盘西化”和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最终还是难以被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所容，尤其是他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文字，与国民党当局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事至今日，亦实在预料之中。
还是在《文星》杂志被封时，他就有了某种预感，翻读殷海光五年前写下的《我看雷震与新党》，其中有一段话，李敖此时此刻感同身受：“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底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议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①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夜色真深，在深暗的夜色里写这封信，真凄厉。”他在自己居住的四楼书房里，每天晚上通宵不睡，“看书、写书、思考、思‘过’、走来走去、像动物园里那头熊。”他不是沮丧，而是在调整。他并没有因自己的失败而灰心。他认为，自己失去的只是一种“幻”，而“真理”会永存。他对自己要走的路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改变，他已认同了自己的孤独，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说：“梁实秋先生说我的智慧成熟过早，我颇不谦虚地认为他这看法不错。再过三天，我就是３１岁的人，我自认在３１岁的‘男孩子’中，我是一名‘老狐狸’，而为那些傻小子们所不及。但是做了‘老狐狸’，并不值得得意，因为那很孤独。——当你把人生看破，把许多误认为有价值的价值摧毁，你难免会有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虚无情绪。对人间，在许多方面，你不再是一名熟客，而是卡缪笔下的‘异乡人’。”②
面对一党独大，身单力薄的李敖并没有因此失掉斗争的勇气，“艰难岂足道，一弃若敝屣。”梁任公的诗鼓励着他的斗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很少休息的妖怪，半夜三更，活得比谁都起劲。”他要爬起来继续干，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有限度的做做看”，他准备再办杂志、开书店，自己单枪匹马地去干，但这种愿望已不像他当初谋教职那么简单了。他已经成为官方注意的目标，单是手续一关就不可能通过。
靠笔杆维生已不可能，走文化商人之路显然亦无希望，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到９月初，李敖先后在《中央日报》、《联合报》、《征信新闻报》、《民族晚报》、《自立晚报》等登出广告，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并特备签名簿一册，请“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签名以示赞助。
当时，柏杨正在《自立晚报》社走红，他见李敖来登广告，跑过来说：“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李敖笑而不答。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3）
广告一出，社会哗然。谁都明白，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文人作出的最后抗议，许多文化界人士纷纷撰文表示同情和支持，热衷于李敖的读者亦来信、寄款预约订书。李敖在９月１３日给同学的信中说：“我这阵子收到的读者来信也不知有多少，几乎封封都提到牛肉面如何如何，几乎投资或帮忙我卖面的人，比要买我的书的人还多。真令人啼笑皆非，惊喜交集也！”在《文星》时代与李敖来往甚多的著名作家余光中亦在信中给李敖打气：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惟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面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①
李敖的《告别文坛十书》自然又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新上任的《文星》总编胡汝森（军方人物）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瑾中校多次会面磋商对策。
在广告登出后，接着就是印刷出书。印刷“十书”的装订厂不断遭到警方的干扰，装订好和未装订好的书籍相继被警方查禁、抢走，眼看“十书”无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李敖在悲愤之中向约订读者发出“敬启”：
敬启者：
“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出版经过，奉陈如下：
第一号“乌鸦又叫了”
第七号“孙悟空和我”
两书已被查禁并扣留，不能发行。
第二号“两性问题及其他”
第四号“李敖写的信”
第五号“也有情书”
第一○号“不要叫罢”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4）
四书仍在处理中（发此信后，旋遭查扣，不能发行）。
第三号“妈离不了你”
第六号“传统下的独白”
第八号“大学后期日记甲集”
第九号“大学后期日记乙集”
四书已经发行（但受警察干扰）。
四书中有割页部分，并非装订错误，恕无法调换。
未出各书正依法处理中，一俟解决，即行奉上。总之，此次出书一再好事多磨，皆因情非得已。凡不细昧实际困难，而遽以“不准时”、“不守信”责怪李敖者，非知我者也。
李敖 敬上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就在四面楚歌、前路维艰之时，也有人想利用李敖的才气发财，依然向李敖拉稿，并要他化名写文章，李敖为之动气。他认为，这些人实在太不了解自己了。五年来，自己什么时候化名写过文章？大丈夫是从来“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的，自己反共也好，反法西斯也罢，乃至反义和团也行，从来不藏在后头放冷箭。自然，他拒而不应。
也就是在这时，他过去的论敌们依然未忘记他，胡秋原等人利用他们取得的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开始对李敖进一步围剿。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5）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胡秋原等邀约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３０人，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李敖故友徐高阮因过去对李敖的一些做法不满，与李敖疏远，此次会议，他也参加了，并当场油印公布了李敖在新店山居时给胡适的信。因信中谈到了李敖与共党分子严侨的关系，徐高阮称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
原来，李敖在给胡适的那封信中，透露了他与严侨的交往。由于信中还有评论胡适的文字，与严侨的信也写得非常感人，胡适便经常把信拿给别人看。当他把这信拿给“中央研究院”的徐高阮看时，徐高阮却将信扣在自己的手中。不久，胡适去世，此信遂归徐高阮所有。
徐高阮的这种做法后来受到许多朋友的谴责，说他“卖友求荣”、“借刀杀人”、手段“卑鄙”。但李敖的反应却很冷静，他说：“徐高阮等公布我的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信是我写的，我当然大丈夫敢做敢当。总之，我不怪他们公布我的信，我只是对他们公布的动机和目的，感到要吐口水而已。”“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①
不料，此信引起了政治嗅觉灵敏的胡秋原的重视。１１月１６日，声讨会后的第九天，胡秋原即在《中华》杂志第４卷第１１号（总第４０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到的一封信》，指控李敖是共产党的“间谍”，给李敖送上了一顶红帽子。于是，李敖致胡适的信，从论敌手中公之于世。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6）
警方和“司法机关”秉承当局的旨意借此机会迫害李敖。１９６６年底，由保安处魏宜智组长主持，警务机关开始约谈李敖，重点追查他１８岁时想和老师严侨一起偷渡回大陆的事。严侨再度被捕，被关了３０天，调查他同李敖的关系。不久，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指令侦办李敖，并以“妨害公务”罪名提起公诉。李敖被警备总部约谈，俨然一“匪谍”。约谈后由特务陪同，让李敖去找保，李敖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梁实秋。应该说，老牌的自由主义文人梁实秋对李敖是厚爱的。李敖的《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有《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他十分捧场。文中说，“李敖的《胡适评传》不是属于亲切细腻的一类，而是属于证件充足（ｈｉｇｈｌ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的一类……像这样旁征博引的句句有来历的传记，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作”。②当时李敖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包括余光中、梁实秋无不称颂，多有文章在《文星》发表。与胡秋原论战时，梁曾以金门名酒两瓶赠送李敖。李敖也善解人意，特请萧孟能买了当时艺坛走红的柳腰明星华怡宝的专场入场券送梁，老先生欣然前往。谁知“文星”被封后，梁怯于官威，也与李敖划清了界限。当李敖找到梁实秋谈及作保之事时，梁实秋当着特务的面婉为谢绝，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最后，李敖在无奈之中又找到了他父亲的同学、“立委”王兆民，这位过去数次未帮上李敖“大忙”的善保“晚节”的前辈，终于有了一次“怀直气”的行动，他保了李敖。
当天晚上，梁实秋给余光中打电话，说未能保李敖感到很难过。李敖得知后，只是笑笑。他想，在自己身处逆境时，让正人君子援之以手，只是一种奢望而已。
其实，就梁实秋的处事原则和与李敖的非凡交情而言，他应该对李敖施以帮助。此次的婉拒，可能是他过坏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感到若出面作保，不仅难以保人，而且难以自保，故有此下策。李敖把梁实秋此举看作是软弱和爱惜羽毛，实在是冤枉梁实秋了。２５年后，他从出版的《王世杰日记》中得知一段梁实秋为自己游说的秘辛：还是在他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时，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于是他未征得李敖同意也没有告诉李敖，便秘密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希望能任用李敖。王世杰在日记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条下写道：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7）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五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此言自然不对，因为李敖对此事根本不知。真正的原因倒是王世杰等人惧怕胡秋原。当时胡秋原正与李敖打着官司。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０日日记中，王世杰曾写道：“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等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可见王世杰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是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说李敖“品行不端”只是一个假托而已。从这段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实秋的识才、惜才、荐才的气度。
由于李敖与严侨之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并且，负责调查的魏宜智精明能干，在调查中他搞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李敖，对官方不利，最后决定不了了之。徐高阮等人的阴谋才未得逞。
直到１９６７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部长郑彦亲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文侦办李敖。４月８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李敖的行踪开始受到监视。
虽受监视，李敖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相反却在加紧备战积聚力量，以作下一轮的冲锋。他在给文友丁颍的信中说：“旧式文人，一遭困顿，即发之以长吁短叹；我们新时代的动笔杆朋友，却不可如此。鼻涕眼泪，唉声叹气，伤春悲秋、吟咏讴歌等等，都是狗屎。我们要形成的是力量，大力量。‘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清朝学者的老话，‘自大其身’就是制造力量，大力量。否则只是自怜而已，看水中的自己或女读者信中的自己又有何用？”①为此，他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的日记里，给自己写下十条“我的信仰”：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8）
（一）我深信一种强者的哲学，我拒绝做弱者。
（二）强者的条件是智慧、力量和狠心肠。
（三）要有洞彻人际和知识上科际的智慧。
（四）要有打击坏人和恶势力的力量，要有散布智慧和善行的力量。
（五）这里面有一种“中间因素”，可叫做感情的干扰，它包括女人、亲情、朋友和世俗的道德标准，它们可能构成一种重大的阻力，阻止我发展我的强者哲学，我必要时铲除它们，所以我需要狠心肠。
（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七）“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讨个什么！”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八）“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