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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长安以足够的关注后，我们不妨宕开一笔。体态臃肿的枭鸟没有寻常飞禽那般轻盈。它能背驼起夕阳和我们沉重的目光，在大河之北一旋、一挫、一掠，就留给苍莽大地一片化不开的阴影。那片阴影和漫天的阴霾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岁月暗晦的非道德底色。
这种底色在刘总梦中有过。他被铅灰的梦魇住了，在睡眠中徒劳地挣扎时他也清楚。不可知且不可抗拒的力量引领着他在邈远而陌生的空间中蹀躞前行，走到多年前一个静谧的中午。那时，那里，他看见灿烂到极致的正午阳光中飞舞着无数细微的尘埃。每一粒浮尘都是一句无来由的痁语，在他的耳际絮叨。纷纶的颗粒状声音歙集成泊如一片，反而呈现出色泽黯淡的平静。梦行的刘总看见，有一个人，正战战兢兢地将一撮白色的粉末掺进茶盏里。茶水递给了前节度使刘济，他的父亲——他晓得，那人就是他自己！以后的情形就瞢然无所记了。只有中毒者袍襟上的血渍，仿佛一簇一簇猩红的榴花，开在没有疆界的魆黑里。
回避不了。
已经模糊了多少年的脸孔忽然重又清晰起来，狰狞起来——那是父亲中毒后痛苦扭曲的面目，在他的身前、背后、头上、脚下晃来晃去，象萧寺古钟在木然的摇摆、摇摆、摇摆中透出一味超然尘俗的冷酷……没有一次刘总不是在凄厉的嚎声中翻身从梦中的恐怖里坠回到自己永远睡不暖的卧榻上。惊魂未定的他跌坐在不允许熄灭的烛光中。可飘摇的火焰也不能带给他哪怕一丁点生气。一尾寒冷小蛇吞吐着暗褐色的信子沿他的脊线无声无息地游走，从背脊上密密排列着的冰晶般的汗珠中间蜿蜒而过，最后在他的心房里盘曲成教人心悸的一圈——父亲，还有被他用椴木大棍活活杖杀的兄长在死后残忍地报复了他：飘忽无定的鬼魂血淋淋地出没在刘总阖眼后的梦里和睁眼后的夜里，没完没了。重金延请的数百僧侣顶替了披甲武士，似乎只有他们才能护卫刘总仄悚的魂灵。但是，不间歇的颂经声也无法使凶手的神经得到哪怕是片刻的解脱。刘总知道：是到放弃的时候了。他在百丈红尘中所拥有的一切竟然沾染着那么多洗不去的血腥气。洗不去，就只好放弃。
象刘总这样的赎罪人，中国宗教早为他们预留了一条体面的后路：空门。缺乏逻辑性的中国宗教教义总是容许用一种浮滑、随意的态度来替代对实在罪孽的深刻反思和忏悔。罪人们在山门前轻轻地掸落袍服上俗世的尘灰，也就掸落了所有的罪孽。换上缁衣，他们心安理得地叩开宽大无边的山门，登堂入室，到青灯古佛前寻求精神慰藉。
遁世前的刘总对幽州政局的善后自有一番通盘考虑。按照他的安排，他的地盘将被一分为三。曾经担任宰相的张弘靖继任节度使，坐镇幽州本部。他出身三世为相的簪缨世家，出镇河中时又享有为政宽简的名声。刘总希望他的儒雅气质能对桀骜不驯的燕赵武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薛嵩之子薛平治理平、蓟、妫、檀诸州。他拥有深厚的河朔背景，可以说是人地相宜。刘总本人的妻党京兆尹卢士玫任瀛、莫二州观察使。被支解的卢龙将彻底失去与中央抗衡的实力。同时，一些有影响且又非常跋扈的将领，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被刘总悉数送往长安。这是刘总安排下的另一着棋：将骄兵悍将隔离开来，消弭隐患于无形；他也希望朝廷能礼遇这些边将，拉近藩镇武夫和朝廷的心理距离，重新培养燕人对中央的认同感。我们不能不为刘总谋划之恰当、周到而折服——一个獍枭最后的善行。杀死了几名试图挽留他的将士后，刘总只身单骑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把一长串沉重的马蹄声抛在幽州城浓重的夜色里。
在他身后的，是数万躁动不安的虎狼之师和不算太坏的局面。
可李宥君臣无法领悟刘总的良苦用心。幽燕不曾被三分。从随后的情况看，刘总的布置是完全落空了。
羁留京师的朱克融没有得到刘总为他描绘的礼遇。相反，他不得不在歧视的眼光中一次又一次地奔走于右掖，乞求一份聊以糊口的差使。即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希望，也被棰碎了。你可以想见，当幽州的朱克融衣衫褴褛地踯躅于长安街头时，心中会是何等的愤懑。可是，文职官僚们体察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根子里看不起那些象胡人一般粗鲁的边将，全然没有将他们正经地视为同僚，也没有视为必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所以，在张弘靖到任后朱克融很快就被漫不经心地撵回了幽州，带着失落和怨恨。整个经过只归结为很俗套但很贴切的四个字：
纵虎归山。
和朱克融一样，履新的张弘靖也进入了一个他不熟悉，并且也不能适应的社会——不出身于河朔却成为它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例，也是二百年中唯一的一例。张弘靖高坐在肩舆上进入幽州时，燕人是那么惊讶：他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一样浑身上下散发着汗臭和膻气的节度使、一个在沙场上揎袖而起舞枪弄棒的节度使，也就是说一个从外表上看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的节度使。张弘靖雍容庄默的举止、高高在上的傲慢眼神，还有深居简出却将政事委诸幕僚的办事风格与幽州，乃至整个河北格格不入。张弘靖的幕僚们也是少不更事，不分场合地铺陈排场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任意刑罚兵卒，剥夺给他们的赏赐，甚至于动辄称他们为“蛮虏”，讥笑他们目不识丁……他们不掩饰自己对燕人的鄙视，因此让人十分反感。
长庆元年秋的一天，一名士兵匹马在幽州城的街道上纵马奔驰，冲撞了判官韦雍的前导卫军。他愤怒地决定对肇事者当街杖刑——这是一种内地常见却让河北人厌恶的刑罚。可韦雍固执地要按自己的意思行刑。群情汹汹的燕人终于控制不住了。他们杀死了韦雍等幕僚；张弘靖本人也被幽禁起来。不过事情并非没有转机。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的变兵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次日纷纷来到蓟门馆请求张弘靖的宽恕。在他们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从安史之乱起河朔就习惯于哗变。以下犯上也是一种河北旧事——它是大一统帝国的固有政治秩序以外的一个特例，是使这一区域区别于其他州郡的特殊传统。
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口，张弘靖沉默了。
我能理解张弘靖的沉默，尽管它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我相信，如果换作一位出身于河朔行伍间的节度使处于张弘靖当时的境地，他铁定会毫不犹豫地以很实际的姿态接受变兵的忏悔，因为他深谙那里的特殊传统。可是，张弘靖不能。他不愿意宽恕，武力胁迫下的宽恕伤害了一名有良好教养的官僚内心所信奉的原则和外表必须维系的高贵。面对粗糙情绪构成的汹涌波涛，身陷囹圄的节度使以为这样可以维护他仅有的尊严。但是他错了。他错过了挽救时局的绝佳时机。在得不到宽恕的情况下，变兵们转而选择拥立新帅——百年来，他们一向是这么做的。新的节度使，就是从长安失意归来的朱克融！
在朱克融得到旌节后张弘靖结束了幽禁生活，踏上南谪的路途。
诗人张弘靖落寞地从蓟北楼下走过。可以说，他是因为不了解这方水土而在安逸尊荣的一生即将结束之前落到如此阨窘的境地。大约直到此时，他仍然仅仅将这巍巍高台视为寄托他黯然心情的地方。其实——
凝固，正可以用来印证变迁。
比如屹立于两种文明锋面上的蓟北楼。和画栋飞云珠帘卷雨的江南台阁相比，这座没有什么文饰的建筑多少显得粗糙了。唯其粗糙，才和周遭的蓟丘长草、燕山落日，还有野戎荒烟相和谐；唯其粗糙，才久历风欺雪扰却依然顽固地留下相对没有什么变化的形象，见证着在它以南和在它以北的两种迥乎不同的文明的地域上的交替进退。
——提到这一点，我们很自然想到这么一个传说：首先是游牧者的马蹄卷着北方的寒流“的的”向南大气磅礴扫荡汉民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可随着他们沿纵横阡陌和驿道向南深入到浸润着稻香和墨香的空气中，他们话语和蹄声一齐开始变轻、变缓、变得斯文了；衣着不知不觉绣上了和被征服者一样的纹饰；玉盘珍馐似乎比铁叉上滋滋作响的烤肉更有味；趺坐于膻气浓郁的帐篷远没有在华屋中守着金猊来得惬意；他们甚至渐渐体味出身着青衿的人手中半部《论语》也不是那么迂腐……最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界限模糊了。这被称做“同化”。同化总是被用来证明古老农耕文明的内在张力。因为农耕社会经常成为征服的受动者，却似乎永远是同化的施动者——在很多人看来是如此。从开元年间起，蓟北楼所见证的也是一段同化与被同化的历史，但情形看起来正相反：
从开元中期起，为了将王朝扩展至更广大的空间，雄才大略的玄宗着手改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玄宗战略意图的力量，耕战一体的府兵显得孱弱了些。他们纵使没有被取消，也已变成纸面上的军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机动、更为彪悍的募兵。读一读开元二十六年《敕亲祀东郊德音》的那些语句，你就会对玄宗的意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了避免给农耕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王朝越来越倾向征募游离态的胡人，而不是固着于土地上的农民。另一方面，传统上节制边兵的统帅主要是中央外派的大员，他们在北陲所取得的功绩都将会成为其今后竞逐宰相高位的资本。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没有边地履历的权相李林甫为避免统帅们入朝为相给自己的政治地位造成威胁，乐于将指挥权交给起于行伍、不通文墨的藩将，而不是懂得修齐治平之术的文职官僚。出将入相的路径就这样被杜绝了。那些早年从中央外放的节度使们与宫廷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不由己地深深卷入宫廷政治的旋涡并被吞噬了。随着王忠嗣、皇甫惟明相继被谪、被杀，北疆各藩镇的节度使多换作胡人了。
这些都为游牧文明的反向同化创造了条件。
玄宗未能预见到，唐朝的行政疆域依靠强化了的武力在北方最大限度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耕文化的疆域因胡人合法地、低烈度地进入地方主流社会而萎缩到蓟北楼以南几百里外。蓟北楼目睹了从那时起的百年中，胡风羯雨越过蜿蜒燕山谡谡南来，将河朔水土浸润出一种与大唐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气息，最终在两种文明交界处造就了一个胡化的社会。
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提到的那位河北秀才，竟对圣人全然无所知，只晓得“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儒生属于文化精英阶层，范阳卢氏更是海内第一等高第。他们尚且如此，余人情形可想而知。这方水土所生养的这一方人也就这么按照自己胡化了的生活方式继续其历史进程。这种生活意味着：
他们认可长安的最高权威，不过这种认可与游牧部落对天可汗的表面尊重没有太大区别；
河朔的权力是与武力，而不是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大漠中，强悍是权力的唯一依据；
与草原民族一样，他们认同相对朴素的生活方式，不会刻意通过生活细节来强调等级，节度使们总是与他管辖的军民打成一片。
……
总之，八世纪的河朔，外而政事内而人心都没有多少大一统的味道了。站在幽州台上怆然泪下的陈子昂已经不在，用五十九首古风来怀念燕昭王的岁月也一去不回了。如果烈烈风中还有什么韵律的话，那也是粗犷的胡人的歌。一切都不相同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种与古人、来者相隔绝的孤独感，依然横亘在空旷的天地之间。
历史就是那么耐人寻味。它让一个幽州人流落长安，又让一个长安人跻身幽州，（张弘靖籍隶河东，但自乃祖张嘉贞起三世为相，可算作长安人）结果两个城市都没有接纳异乡人。排异反应有力地证明帝国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机体。人们或许更多地将兵变归咎于张弘靖不知变通、韦雍等人的轻浮无行。其实，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他们不能体察到河朔与内地有多么大的不同，放任自己的价值观和当地固有的传统激烈撞击，而不是调和。韦雍是如此，张弘靖也是，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张弘靖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坚持制度化的秩序、强调上下尊卑的伦理观、无为而治……完全符合帝国对其官僚的期望，也曾让他有不错的官声。如果不是这样，刘总就不会耳闻他在河东的政绩而萌生请他入燕的想法。可是，看看张弘靖“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等过激的举动就知道，他被逐的命运恐怕已经注定了——南方的橘在北方结出枳来了，涩涩的苦刺激着长安的味蕾。
不了解河朔的胡化，就不能真正理解这方水土。
张弘靖和他身后那个因自身原因被严重地削弱的中央恰恰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获取一个地缘政治的解释。我相信，只有将元和宫变、党争的兴起与河北形势恶化，也就是将三个春天一一数过来，事情才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元和朝的很长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职官僚集团在被驯服后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效率；随之中央权力拥有了自盛唐以后所未有过的优势；藩镇势力面对朝廷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相应地萎缩了。元和宫变后到长庆二年春的两年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反向过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继任者的昏暗；因缺乏制约，文职官僚集团的派性斗争失控，导致朝廷丧失智慧与效率；中央权力的瘫痪也就意味着藩镇的重新崛起。
检讨朝廷在卢龙的所作所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宰相们没有利用起刘总遁世所带来的良机。这种机会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和他们所领导的文官在长庆初年河朔复叛过程中犯了重大错误，并且是一误再误。它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甚至缺乏消极应对能力的朝廷。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显得非常简单的操作，现在却变得紊乱、复杂。本来开始认可朝廷权威、能力的藩镇灵敏地体察到这种变化。臣服，还是对抗？立刻重新成为一个问题。面临抉择的河朔三镇变得迷顿、暴燥。日甚一日的紧张、凶险和尴尬杂糅在一起，取代了过去十多年中饱满的情绪和激越的情感。我们蓦然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不仅已经远离了杜黄裳、武元衡和裴垍，连李绛、裴度也开始淡出时代的核心圈子。许多伟岸的历史形象在元和宫变中扭曲，在长庆贡举案中弄得污渍斑驳，现在都一齐渐渐地暗淡、坍塌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元和中兴的时代即将到来了。我们不妨将它称为“后元和时期”。那个时期最引人侧目的，就是朝廷的慌乱和卤莽。当这样一个朝廷试图积极地去推行什么的时候，缺陷一览无遗——多事之年开启了后元和时期的序幕。
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段文昌共同向天子李宥进献所谓太平之策。其主旨是改宪宗用兵之略为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孤立地看，长庆销兵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在藩镇已经屈服于宪宗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情况下，确实需要一项从根本上削弱地方以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政治方案。同时，府藏告罄的中央也必须以一种不动声色、不费钱粮的方法来实现其战略目标，逐渐将自己从军费开支剧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朝廷所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太平之策断送了过去十五年的努力。
裁军方案是被当成孤立的一项政策加以推行的。至于被强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从？河朔的土地将如何接纳那些不谙桑稼的武士？有多少把握协调各方利益，消除节度使们的抵触情绪，安抚实力强大而又气焰嚣张的牙军……问题千头万绪，绾成一个又一个死结。缺的又恰恰是双善于梳理的手。也许，李宥君臣根本不认为那些是问题。《旧唐书》对此所作的评论很有意思：“穆宗本纪”批评萧俛等“不顾远图”，而“萧俛传”则认为“帝既荒纵，不能深料”是坏事的关键——仿佛传主相互推诿什么似的。应该说，两种说法都无大谬。皇帝和文职官僚见识浅薄，在政治上都非常的孱弱和幼稚。黜陟使洪经纶几十年前在魏博的失败教训没有点醒他们。君臣都书生气十足地满足于论证一个方案的抽象合理性，完全没有考虑到操作性问题。坐而论道或许可以。但作为执政者就实在有些不得要领了。被他们强行散去的军卒并没有如他们所想当然的那样解甲归田，却转身遁入莽莽山林。密林长草里潜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