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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借了张爱玲的话解围，首先说的也不妨跟着她，谈画。不避嫌，要谈的是《艺术世界》上的两幅《静物》，因为我对它们深怀感激之情。
画刊登在1990年第6期封三上，作者林金海。两幅画的都是苹果，但摆在一起意味却大有不同。一幅背景是鲜明的、有秩序的，极规则的红蓝条纹桌布，有种夺目的齐整、悦目。但桌布上——那是一堆什么样的苹果啊！苍白，没有水分，就像尸体，而笔触偏又那么细致，加上整齐鲜艳的背景的反衬，更显触目惊心！
另一幅，背景是含糊的，写意的大笔涂抹过几片混杂的暖色，而几乎被掩盖了的苹果，却个个鲜亮、金黄、饱满、充实，混杂在一片混沌之中，显得那样怡然自得，生机蓬勃。
初看到这两幅画，正是我刚走出浪漫校园不久、面对现实惶惶失措之时，这两种苹果似乎是一种及时的启示，几乎使我当下释然了。感谢这两幅画令我开悟：现实社会当然是浑浊混乱的，齐整鲜明、一尘不染的秩序大概只存在梦想中，或一些特定的时空，例如大学校园的世外桃源。这些避开现实的小天地，虽然纯洁美丽，但却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水分滋养，而使我们成为一堆苍白无力的病态苹果！人总是要长大，要承担现实社会中自己的一份日子的。我们慨叹红尘误人，世界庸俗，但又有否想到在色泽斑斓混沌无序的现实世界里，苹果虽被生活的洪流冲刷掩盖、失去极端自我的主角地位，却也拥有了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而能活出一份鲜活饱满、生气勃勃来？！
罢了，我们不能那么贪心，既要明丽的温室又要踏实的生活。天意既如此，那就不必总是眷恋和追寻世外桃源，反不如坦然走进人间烟火。人生踏实自然，总比矫情小我要来得爽净一些。接受现实也不一定等于自毁真我，且看你能否处身纷纷扰扰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中，吸收真实的水分，做一个金黄充实的苹果？那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
一九九二年八、九月间。
附记：为《艺术世界》而写的此篇（于该刊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发表），题为《月下三谭》，另两节《人生如歌》、《读诗偏见》今结集按分类归入别辑。
从鸟翼上滴下的星星
辉煌的西班牙，现代派艺术的大国，上世纪他们贡献了三位天才的超现实主义大师，毕加索、达利、米罗，我都很欣赏。前两位已太有名了，关于米罗则应稍为说几句。
与前两位一样，米罗也具有超凡的想像力，极尽形式探索之能事，但其特别的风格是简单纯净的点、线、色块，就算繁复，也是由简单堆积成的繁复。我尤其迷醉于他那些绚烂美丽的色彩，温柔而又活泼的蓝、黄、红，盈满了喜悦。他用抽象的构图，画《马、烟斗和红花》，《受到火花诱惑的字母和数字》，《跳舞的人和蓝天上的鸟》；他也极度推崇女性、情欲，因而更爱画《月光下的女人和鸟》，《一颗抚摸着黑种女人胸膛的星星》，《湖边妇人，一只飞过的天鹅使她光彩照人》，《月食前的女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他还画《三更时分的夜莺之歌和清晨的雨》，《从鸟翼上落下的一滴露水惊醒了在蜘蛛网下酣睡的罗萨莉》，《被金蓝色环绕着的云雀翅膀重新飞回安眠在装饰着钻石的草地上的罂粟花心》……就像标题一样，他的作品都是些童稚的抒情诗，看着真是让人欢喜，让人要说一声：“亲爱的米罗……”
但在生活中，米罗不像毕加索、达利那样狂放不羁，而是安静甚而腼腆，反映到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区别，其精神趣味总的来说是内敛的。最为狂妄自负的达利是另一个极端，诡异，暴烈，咄咄逼人，有太多的意念喷薄而出。而毕加索的某些画作，我感到是恰好折中了这两人的静美与动乱、优雅与撕裂——说不定，这是毕加索更广为接受的原因之一。
达利和毕加索的书，我都有比较特别的遇合。那本像其作品一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达利自传》（欧阳英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方著名画家传记丛书”，一九九七年三月第一版），我本来是买来送给好友罗生的，因为觉得以他的精神气质，应该拥有这本书，达利在他那里合适。我喜欢一切“合适”，在太多错误与乖背与遗憾的世间，愿在力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玉成一些小小的合适。但原来他已买了，那就自己留下，也算是有缘。而一本美国人霍劳顿著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刘建军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版），十二年前，一个当时的编辑朋友俞君过晤，在我的书架见到，“惊喜交加”地说：这是她当责编的呀！乃援笔题曰：“……千里神交，机遇加巧遇，是乃人生一大乐也。”
合适，缘分、巧遇，都是我所喜爱的、难得的好东西。这两位友人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架上相会吧，聚书犹如聚人。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夜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3节 悼台静农先生
这是世纪末的十年，这是老成凋谢的年代。翻开报纸，近来不时有一些高贵的名字出现在讣闻中：卡拉扬、俞平伯……而在瑟瑟秋风中，一个新识的老人也默默离开尘世了，一如他默默的来到。台静农先生，是当年那个群星辉煌的大时代硕果仅存者之一，他逝世的消息是那样不起眼，却引我幽悠的惆怅，乃有了诸葛孔明将出祁山闻老将消殒时那种唏嘘：这些年月以来，精兵良将，尽皆零落，英雄盛代，火灭烟消，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这其中，台静农先生是我“交”浅哀深的一位。
“认识”台先生全拜《台港文学选刊》所赐（尽管从前读鲁迅等人文章也隐约知道这个名字）。那是去年冬天，在《选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号的封二上看到台先生的照片，不禁一凛，才知道那个大时代的人物还剩下这么一位，于是留意起来。看了看简历，先生不算叱咤风云头角峥嵘者，可是神气意态间，就是有一种沉静高远、朴实自持的质感，叫人仰视起敬。载于《选刊》一九九〇年七月号的《始经丧乱》中写济南：“这一古城，给我直觉的印象，仿佛一个人朴厚而有真气。”先生自己应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座不与时人同梦的古城。
从《选刊》所载苏伟贞、杨牧、董桥等人文章资料看，先生确乎是沉潜寂静之中的，无论是出于客观还是主观。少年成名后，几十年海岛隅居，天涯蛰伏，默默地教书、写字、吸烟、喝酒；只是近年来，“师友凋落殆尽，皤然一叟”（《〈台静农书艺集〉序》），也就写一点回忆人和事的文字，无非是老者的沉吟，自言“像一张尘封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龙坡杂文〉序》），并无意惊世求名，但在面目繁艳、步履匆忙的现代社会中，偏又带来一份朴拙淡远的气息，为人传颂，于是先生人与文又再被推上荣誉高台。这一本《龙坡杂文》，与先生上次蜚声文坛的少作，中间相距近六〇年的悠悠岁月，寂寞一甲子，迟暮忆旧才又成新闻人物，这经历中隐含的人与世的沧桑意味，大可玩味。
然而先生大概是不把这一切放心上的，既不会沾沾自得于迟来之誉，也不会愤愤感慨生不逢时。多年来，温州街龙坡斗室中默默的习字生涯已锻炼出先生豁达平淡的性情，无论大千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先生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西江月》），不疾不徐地精研他的书艺，活得不粘不滞，从容自如。他烟酒不离，不喜运动，与世俗健康标准不符却偏又活到高寿，可见生死在天，人是只要活出自己的性情来。他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也不去记内容，看过就行”；眼睛有疾，却豁达一笑：“凑合着用够了”；能不受窗外监视的影响而照常读书；别人来访，他并不问所来何为，只是在那古朴书斋中聊天，感觉良好，就足矣……即使在《龙坡杂文》中，他伤逝师友，缅怀前尘，都是述说多感慨少，不刻意造作伤感，却真情自然浑成。这样一位俯仰尘世、出入雅俗的老人，确乎有着中国古典传统的大家风范，是属于旧时代的名士风流。我想，为文，是大事，但做人，更是大学问，与其文章显赫而生活拘谨，何如不为世知却活得洒然！台先生真是深得人生真味的德者、贤者，一如他的自书：“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
然而，说是此心悠然，也只是面对熙熙流俗的一种沉静自持的态度，岁月沧桑，返求内心，总是难免有无法释怀的时刻。于漂泊海外独居一室的台先生来说，放不下的其中之一乃是故土的乡愁：“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龙坡杂文〉序》）；和这相关的，是故人零落。他静静地谈起亡友在大陆及台北的一些琐细往事，把桌面的花生衣拨开，在冬日沉暗暮色中，画着北平故居的图形……这情景，使来访者回想起来不能自已泫然泪下（见林文月《台先生和他的书房》），也越过时空深深感染着这个冬天怀旧惆怅的我，时过境迁，人事如烟，不禁为之黯然。——可是，林文月把这气氛形容作“温暖”，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事总是随时流逝，很多境况并不由人，只能默然大度处之吧；台先生最终说：“然忧乐歌哭于斯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于是请大千居士为我写一‘龙坡丈室’小匾挂起来。”在《〈浮草〉序》中，他写道：“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就是哪里了。”这话有一丝悲哀，一丝喟叹，也有一份随宜，一份明达，而这一切皆静静不着痕迹——也只能这样了。
由去冬初识先生，到今夏读先生《伤逝》等文，再到如今，不过匆匆一段日子——相信很多一般大陆读者认识先生的过程，也是这样从《台港文学选刊》得来吧——却轮到我们为先生而伤逝了。默默的来，默默的去，幸耶不幸？也真难辨，也不必辨了。文章千古事，寂寞身后名，夫复何言？也不必言了，唯请一向冷静洒脱的先生安息吧！高古坚实为台，不惊不喧乃静，朴素真挚是农——小子斗胆无礼，既私篡老杜诗句在前，又妄拆先生大名于后，无非是为表达深心的一份敬意。海路迢遥，我向先生致以默默的悼念。
一九九〇年一一月二八日，冬夜
按：上文应《台港文学选刊》的“选刊之友”征文而写，一九九一年三月号刊出，是我第一次用现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今仅修订个别文字，其他一仍其旧。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4节 寂寞温暖皆有意
当年台静农初抵台岛时，原未打算久住，故把书斋取名为“歇脚盦”。然而天意不由人意，一住便是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终于请张大千写了“龙坡丈室”的小匾，取代了“歇脚盦”。当此之时，台静农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或可用俞平伯《演连珠》的几个句子拟之：“海天寥廓，幽人含缥缈之思；灯火冥迷，倦客理零星之梦。”遂有了《龙坡杂文》等晚年文字，记述故人旧事，沉吟人生无常。
这份伤逝的凋零心事，早有方家述及，我自己也曾写过《悼台静农先生》，妄引为同声一叹。然而，台静农文章之可感者，尚不止伤逝情怀，比如他在评人论世时的通达，便颇值得一说。摘抄几例如下：
一、俞大纲曾从表兄陈寅恪治中古史，入过中央研究院，后却改行去治诗论、经营旅行社等。友人说他是不耐清苦，台静农却说：“他那样诗人性格，使之埋首故纸堆中，日事烦琐考证，这样汩没性灵，岂是诗人所能堪？”（《怀诗人寥音》）——学术固然崇高，但人要首先看清自己适合什么，发挥天赋性灵，台静农正注重于此，而不皮相于耐不耐清苦做不做学问。
二、唐代道教盛行，君臣多炼丹服食，以道统自任的韩愈反对别人服食却又“躬自蹈之”，可算是典型伪君子了。但台静农引宋人对韩愈的调侃后却笔锋一转：“圣贤与神仙，兼欲有之，这不是心理上的矛盾，而是心理上的平衡……韩愈自不能免。”（《书〈宋人画南唐耿先生炼雪图〉之所见》）——洞见此事的真正焦点是人性的两重性问题，其既有利人心，也就不苛求了。
三、袁枚诗酒风流，多招人妒，一些文人抓住他交接公卿一事诸多讥骂，甚至斥为“斯文走狗”。台静农则指出袁枚生活奢侈，不能光靠卖文维持，“他结交公卿，公卿也结交他，彼此是对等的。他利用公卿的声势与馈赠，公卿也利用他这位大诗人自标身价”。（《随园故事钞》）——文人出入官场豪门固不值得鼓励，但台静农从实情出发，有所体谅，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对待不同群体（在传统文人公开的道德评判中，高官可是“弱势群体”）的平等之心。
四、台静农的学生写了本小说，描述的多是平常中人，即使伤了自尊如娜拉般出走、也“迟早会回到厨房去”的女知识分子等。台静农在序言中说：“天地虽大，品类虽繁，不干己事，能抓住一草一木，生存下去，不也是他们的权利么？”（《〈雪地里的春天〉序》）——坚守理想，“己饥己溺”亦义无反顾，固然让人敬佩；但对做不到这样的普通人，台静农也能宽厚地开解，尊重人们为自己活得更好的选择。
台静农的通达还有好些例子，比如一画家下笔认真，而成品后则洒然不在乎地送给朋友；偶然一次，他为己作多不留存而可惜，台静农便笑说：“原迹只要尚在人间，自有人保存，向来艺术家作品，都是由人家保存的”。（《谈谢次彭先生写竹》）物本无常聚之理，楚弓楚得，总在人间，台静农一笑数语，可入《世说》。只是我更注重前举四例所反映的意味。
台静农本是传统文化中人，却毫无酸儒之气，四例所涉问题，本皆可作文人雅士批判世风堕落、“人文精神失落”的绝佳材料，台静农却能“同情地理解”，辅以过人识见，洞明现象背后的本质，宽宏处之。我们诚然需要道德的勇气和良心，但也需要台静农那样的仁心。他自己行清修洁执著不移，却能宽容人性人情。人是软弱而卑微的，当理想主义的激情最终还是要碰壁，我们便从台静农那儿得了安抚与温暖。董桥有一语：“对人性的无限体贴”，正是台静农的贴切写照。
然而，我总觉得台静农这份豁达后面有着隐隐的悲凉、无奈。大概饱看世事，深感“人生实难”，才有此类悲天悯人的情怀吧。像张爱玲说的：“因为明白，所以慈悲。”台静农的宽容通达，实在是慈祥与悲凉、悲悯合而为一的慈悲境界。
台静农品评人物，最最让我叹服的是谈张岱的两句。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等等；明亡，“披发入山”，“布衣蔬食”，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对这些作品的主旨，前人的看法主要是两种：一曰寄亡国之恨、身世之感，二曰“忏悔”（朱剑芒《〈陶庵梦忆〉考》）。台静农却有另一番意见，指出张岱在国亡后，不求保全旧日显赫，“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陶庵梦忆〉序》）此论真足浮一大白，台静农实已臻人生化境：看清人生本质，视各种际遇为没有两样，随遇而安，淡守本心。以之视他本人：少年成名，旋逢战乱漂泊，几十年蛰伏海岛天涯，默居教席，至迟暮之年，却再因怀旧之文而为人关注，但他却是一以贯之的既“不热衷”也“不没落”——这与以“耐寂寞”为旗号而宣扬而自负者，自不可同日而语。
但无论是评人论世是自我修行，达至怎样通达洒脱的境界都好，寂寞与孤独却仍是事实。外来声誉尚在其次，以台静农之“朴厚而有真气”（其写古城济南句），并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他的寂寞，更在于那种“师友凋落殆尽，皤然一叟”（《我与书艺》）的、用“龙坡丈室”取代“歇脚盦”的、“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丁文江赠胡适句）的、达观背后悲天悯人的种种心事。他说《陶庵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