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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是典型的英裔美国人，他的有关其同胞偏爱牛津的描写无人能及。他说他的同胞们在那里找到了科学和情感、虚荣和轻浮的统一：“牛津使劳动变得可爱，使闲暇有了尊严。”在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亨利·詹姆斯描写一位病入膏肓的美国人瑟尔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的情景。瑟尔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讲道：“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他们认为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而且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的大花园，时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当瑟尔在牛津去世之前，他不禁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
1975年，美国作家詹姆斯·布利希被埋葬在霍利威尔公墓，瑟尔也埋葬在这里，他或许可以从地上欣赏到上面美丽的大草坪。和亨利·詹姆斯一样，布利希在英国定居了下来，成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主要是由于参与创作《星球大战》系列而出名的。但这位出生于新泽西的牛津迷1964年也创作了一部关于罗杰·培根的传记式长篇小说《米拉贝利博士》。据说，这位13世纪的方济各会学者，他的实验室曾经设在福利桥上的门楼里，他的试验轰动了全欧洲，而且他预见了火药和飞机的发明，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的科幻小说主人公。
1895年，一部震撼了牛津神话的长篇小说问世了—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那是一个局外人的故事，裘德·福莱想走出黑暗前往光明，步入“学者的天堂”。他从贫困的家庭出发，走出乡下，前往克利斯敏斯特（意指牛津）学习神学，但所有的学院都拒绝了他，包括比伯利奥学院（意指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裘德—“一个好学但没钱的人”，像他这样既没钱又没有关系，在当时的贵族大学里是没有机会的。最终，他成了一名石匠，修补着隔断他求学之路的墙壁，直到早早地离开人世，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这是一部现实小说，主人公来自工人阶层，死于贫困交加，偏偏又是死在牛津，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末的崇尚成功的社会里，这部小说开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无名的裘德》破坏了一个民族神话。之后过了很久，在大学改革之后，哈代才在牛津受到尊敬（1920年他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今天，在他的小说主人公生活的耶利哥有一家以裘德命名的酒馆；1996年，迈克尔·温特博特姆以凯特·温斯莱特为主角改编的电影《骚动的心》① 也引起了轰动。
哈代的小说属于牛津小说（Oxford novel），它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特别受欢迎的类型。这类小说主要描写一位大学生通过一系列的精神和道德的挑战打通生活之路，通常是“放荡者的进步”而非“天路历程”，而牛津及其各学院则构成了以赌博、酗酒和女人为主的跨学科的情节背景。威廉·萨克雷的《潘登尼斯》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阿瑟·潘登尼斯虽然在圣鲍尼法斯学院（意指彭布罗克学院）失败了，但作为势利鬼他有着牛津人的特有风格：在见过食堂里低层次的人们之后，这位年轻的潘登尼斯先生喜欢上了洗香水浴。
对社会精英的神奇世界的这些描写深得读者们的青睐，尤其当时牛桥还是一个特权者的领地。这些学院具有俱乐部和乡村别墅的气息，只是更为古怪，有独特的接收仪式、服装编号和暗语。校园小说就像对偏僻的高原部落的报告一样讲述了这些奇特的仪式。根据1989年的一篇论文的统计，共有533部长篇小说全部或部分发生在牛津。从爱德华·布拉德利的《弗丹特·格林先生的冒险》（1853~1857年）直到伊夫林·沃的《重访布赖兹海德》（1945年），这种类型书籍的流行一直没有中断过，就连朱利安·巴恩斯的禁令也不管用—20年内禁止写作发生在牛津和剑桥的小说。
可是，牛津小说再精彩也比不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其他人只是写写而已，他却是一生都在体验写作。作为莫德林学院的学生，他表现得就像一个艺术家，杰出的美学家。他的学院房间里摆满孔雀羽毛、百合花和希腊的裸鼻雀标本。他在学生时代有一句名言：“生活在我的蓝色瓷嚣的高水准上，让我一天天越来越觉得难受。”这句话马上就在社交场合流传开来了。奥斯卡·王尔德完美地掌握了牛津最重要的美德：有趣，而且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在4年的学院生活中，王尔德创造了他的警句、艺术家姿态、幽默、吸引力，还有看似并不费力的传统教育。他的偶像是佩特·帕特尔—布雷齐诺斯学院的院士，前拉斐尔派成员们的朋友。帕特尔著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读物成了王尔德一代人的美学圣经，但帕特尔也向学生们推荐柏拉图的作品。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有关理想国家的思想，从为男性美的辩护、娈童之爱中获得鼓舞，似乎这些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梦想是正确的。奥斯卡·王尔德曾赞美一位长跑运动员道：“他的左腿是一首希腊诗歌。”如此轻浮地对待古代的和自己的同性性欲，招致了他的同时代人的非议。他后来有一回拜访莫德林学院时遇见的一位年轻的牛津人“是如此具有希腊美，宛如玉树临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又名博西）对王尔德的爱情招致了诗人的灾难。比博西的人品更糟糕的是他的诗句，但其中一首出了名，而且在审判王尔德时它被引用了：“我就是那不敢讲出名字的爱。”1895年，王尔德在老贝利法庭里的辩护词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注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牛津的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爱之间的联系。两年后他在《狱中记》里做了痛苦的总结：“我一生中有两个最大的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去牛津上学，二是社会将我投入监狱。”
马克斯·比尔博姆和他的榜样奥斯卡·王尔德一样，也研究古典语文学，但未敢参加考试。当他1890年来到牛津大学时，他抱怨说，牛津“有点像美男层出的曼彻斯特”，到处是难看的电车和新建筑，还有一种“习惯的骚动”。这位“无与伦比的马克斯”（萧伯纳语）在他漫长的余生努力做个花花公子，努力想让自己一直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似的：“我是一个谦虚、好心肠的小伙子。是牛津让我变得叫人难以忍受。”另外他还创作了近2 000篇漫画、杂文、小说和一部受到过高评价的长篇小说，就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牛津为题材的畅销书—《朱莱卡·道布森》（1911年）。
小说讲道，朱莱卡来牛津拜访他的爷爷—尤达斯学院（意指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这位美女貌如天仙，就连谢德尼剧院里古老的石像见了她也会额上冒汗。所有的大学生见了她都频频回首，包括那位傲慢的多尔塞特公爵。由于她不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因而参加撞船比赛的全体队员纷纷跳进河里，为朱莱卡集体殉情。这是一部牛津的讽刺作品，一首讥讽19世纪末花花公子崇拜的挽歌。如今比尔博姆辞藻华丽的小说，一部爱德华时代的模仿作品上已经积满了尘埃，就像兰多尔夫酒店里张挂的奥斯伯特·兰卡斯特的“朱莱卡”绘图一样。
“你们中的一些人来牛津是为了捕猎狐狸，另一些人是为了穿那极其宽大、极不寻常的外套，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替他们的学院划船，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以后有份好工作。”在康普顿·麦肯齐的长篇小说《险恶的街道》（1913~1914年）里，一位学院院长在第一学期的迎新致词里讲道，而这部小说的第三部分发生在“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对牛津的崇拜和英国式的爱国主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麦肯齐告诉他的学生主人公迈克尔·凡奈，他说他坚信，“牛津最杰出的人才就是英国最杰出的人才，英国最杰出的人才就是人类最杰出的人才。”麦肯齐是在莫德林学院读的书，那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学院，1925年，后来的宫廷诗人约翰·贝奇曼也住进了这里华贵的房间。
当时有两类大学生，大力士（hearties）和文艺爱好者（aesthetes）。大力士们划船、喝啤酒、系学院的领带，所到之处总是一片混乱。贝奇曼和其他读书人则属于文艺爱好者，他们系前卫的真丝领带，蓄长发，“永远不清楚学院的体育场在哪里”。艾赛亚·伯林男爵回忆起文艺爱好者阵营的一位同学，当他问对方属于哪所学院时，那位同学回答说：“亲爱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唯美主义者们在乔治·艾尔弗雷德·科尔克霍斯特那里喝雪利酒，乔治是一名西班牙语讲师。他们称他为团长，团长的脖子上用细线挂着一块糖是“为了使他的谈话更甜”，而且他戴着一只小助听器，这是“为了听到优秀的评论”。约翰·贝奇曼男爵的诗体回忆录《钟声的召唤》（1960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英语抒情诗集之一，描写了牛津辉煌的20年代，它的年轻文学家、日渐衰老的花花公子和没完没了的香槟晚会—“因为生活就是午餐，自始至终都是午餐”。
百万富翁和艺术赞助者爱德华·詹姆斯也属于贝奇曼的唯美派圈子，他又名加尼迈德，这名字取自宙斯用做掌酒官的那位美少年。詹姆斯将基督教堂学院里他的套房屋顶粉刷成了黑色，用银色丝绸做墙布。于此同时，在隔壁院子里，作家W·H·奥登在从事“严肃”（serious entertaininig）的艺术。奥登讨厌阳光，所以他在幽暗的房间里招待他的诗人朋友斯蒂芬·斯彭德、路易斯·麦克尼斯和泽西尔·戴·刘易斯，这些人当时都在牛津学习。奥登身穿特别宽松的黑色男礼服，同他们一道起草马克斯主义世界革命的基本特征，朗读他的诗作。1956年，这位“奥登帮”的领袖返回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6节 文学的牛津（3）
论起行为古怪的人来，没有人比得上奥登的同学哈罗德·阿赫顿。他的战斗口号是“回归红木”，而他的房间被漆成了橘黄色，他则站在阳台上，手拿一只喇叭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朗读艾略特和他自己的诗作。当时，凡注重自身形象的人，都肩背哈罗德·阿赫顿设计的牛津包，穿着有束的宽松裤。据《名人录》称，他最喜爱的活动是：“狩猎庸俗的人”。是的，他是个势利鬼，也是个鉴赏家，是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唯美主义者，比安东尼·布兰奇—伊夫林·沃以他的朋友哈罗德·阿赫顿为原型塑造的好卖弄的“布赖兹海德”人物形象，还要欣喜若狂得多。如果这位“布赖兹海德”英雄塞巴斯蒂安出门时总是抱着一只泰迪熊的话，那么伊夫林·沃眼前浮现的就是他的朋友约翰·贝奇曼，贝奇曼也抱着他的泰迪熊阿切巴尔德·奥姆斯比…戈勒在牛津街头闲逛。
这种布赖兹海德风格，大学里的孔雀和斑鸠共存的世界，不仅刺激了大力士们。1929年D·H·劳伦斯写了一首讽嘲诗，《牛津的声音》。这是一首用牛津口音写的讽刺诗，那上面都印上了上层精英的标记：“噢，如此诱人地出众／如此诱人地打动自己／希冀出众—／我们不会坚持它一会儿／但我们是／我们是／你承认我们是／出众的。”在奥托林·莫雷尔夫人的沙龙里，在她的加辛顿田庄上，他听腻了这种矫揉造作、懒散傲慢的腔调。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成员和来自牛津的年轻俊杰们，他们全都聚集在那里。那是连斯蒂芬·斯彭德都没有体验到的那种同类相投的气味，虽然他从“牛津口音”的源头上进行模仿。史班德在他的自传《世界里的世界》（1951年）里形容当年的这所大学是“一个受阶级观念统治的集体”。最根本的公学和金钱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你没有钱，“在牛津就会被排除在牛津大学之外”。史班德更强烈地感觉到的不是他的局外人角色，而是大学本身的孤立，尤其是它跟他那一代热衷政治的作家们发生的事件的隔绝：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变革。“我们是被分裂的一代，哈姆莱特的年代。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废墟而古老的牛津印象也破灭了的时候，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再见布赖兹海德》于1945年问世了，这是对他的年轻时代的世外桃源式生活的感伤眷顾；然而同是20年代时的这所大学却遭到了他的同学斯蒂芬·斯彭德的无情批判。伊夫林·沃讲述的是一段友情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的故事，有关查尔斯·赖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著名学院小说。牛津，贵族和草莓野餐，伊夫林·沃以这一混合物创造了他的“G。E。C”，这是南希·米特福德所称誉的一部“伟大的英语经典著作”（Great English Classic）。他自己所看到的牛津的弱点，反而加强了这部浪漫的历史巨作的成功，尤其是在1981年被耶莱迈·埃隆拍摄成电影之后。
没有哪部小说对当代牛津大学的形象比《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影响更大。从那以后，更多的游客和泰迪熊涌进了这座城市，然而这部畅销小说的成功带给大学的麻烦不及它的布赖兹海德形象。1986年，一位女大学生在考试结束后欢庆时死于酗酒和吸毒。牛津大学发生的这一死讯刊登在报刊头条，因为死亡的女学生不是一位普通女生，而是奥利维亚·钱农，一位部长的女儿。人们在她的一位贵族男友的房间里发现了她，就是在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的房间里，在基督教堂学院里。这是“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则神话的不幸和阴暗的一面。荒淫和禁欲一样同属于牛津大学，每当大学生中“最时髦的人”发生什么有着奢华或者淫荡特点的丑闻时，人们就会引用这一布赖兹海德症状，好像生活就是文学的佐证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是和“英国雅典”著称的牛津的漫长告别。牛津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的文学光芒消失了，结束了。但牛津人至今都在英国的文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文学史家约翰·凯里、彼得·康拉德、特里·伊格尔顿、埃尔米奥娜·李、抒情诗人和英国文学家托姆·波林、出版商和作家迈克尔·施密特、评论家理查德·英格拉姆斯和约翰·威尔斯、新闻工作者如詹姆斯·芬顿、A·N·威尔逊、克利斯托弗·希钦斯、彼得·斯托瑟德、安东尼·思韦特、玛丽娜·沃纳、梅尔文·布拉格—在所有的传媒和文学评论界里，牛津人如此之多不免招来了人们的指责，说他们构成了一个牛津文学黑帮。20世纪的英国作家很多也都是牛津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和V·S·奈保罗、约翰·布肯、格雷厄姆·格林和菲利普·拉金、金斯利·阿米斯和他的儿子马丁·阿米斯、克利斯托弗·汉普顿、威尔·泽尔夫、尤利安·巴恩斯和珍妮特·温特森，但这座城市本身几乎并没有启发他们的写作灵感。伊恩·麦克尤恩为了完成他的柏林小说《无辜者》中的某个情节，他曾经请教默顿学院的一位病理学讲师。这就是牛津作者的优势，他几乎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所有课题的专家，即使这个课题跟麦克尤恩生活到2002年的那座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
艾莉丝·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十分特别，她在牛津大学学习、教学，并生活在这里，像她这样一生都在了解这个地方及其人们的人十分少有。她的小说则将牛津反映为一种精神生活形式—自我认识、自由、决定论、性欲和道德，总是围绕着有关哲学和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艾莉丝·默多克来说，小说是“精神反映的厅堂”，是教师公用室的光华笼罩下的种种角色。她的伟大的思想小说《书和兄弟》（1987年）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故事。那是考试结束30年后这群人相聚在学院的一次舞会上发生的一则充满激情、思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