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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廓扩帖木儿继续统领义父的军队，仍然是支撑元朝统治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又故伎重演，致书廓扩帖木儿，与其通好，先后竟达七次之多。虽然廓扩帖木儿一直没有回应，但对朱元璋来说这一招还是多少收到了一点缓兵之计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有着非凡的自保能力和能伸能屈的机变才智。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统兵作战，无往不利（1）
打天下最根本的要靠武装，靠勇猛善战的军队。朱元璋必须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才能实现他的大志。我们说，朱元璋最大的本领应该是两点：一是能用人，他善于收拢天下豪杰为其所用；二是能治军，他善于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克敌制胜，无往而不利。那么，朱元璋是怎样治政治军的呢？
为什么这么多英雄豪杰都能为朱元璋所用？根据我的分析，首先，朱元璋能够开诚布公地任人用人；其次，朱元璋用人时做到了能放能收。而朱元璋能驾驭这些英雄的根本原因，在于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英雄们跟他朱元璋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
朱元璋善于识别人才、驾驭人才，在他的麾下不仅有徐达、汤和、邵荣，还渐渐聚集了邓愈、常遇春、俞廷玉、俞通海父子以及廖永安、廖永忠兄弟这批猛将。在他的幕僚中，不仅有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及李善长等人，还有朱升、叶兑，乃至一代大儒宋濂，以及刘基、叶琛、章溢等“浙东四学士”。他手下的武将无不骁勇善战，所向无敌；他身边的文士也无不是一时之选，足智多谋。在朱元璋统领下，他们上下一致，内外同心，故能无往而不胜。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善于争取敌军将领为己所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康茂才本是元军一名都元帅，在朱元璋攻打集庆时战败，后来归附朱元璋。康茂才投降后，得到了重用，立下很多军功，死后被追封为蕲国公。朱亮祖，本是元朝的义并元帅，先后两次因战败被朱元璋所俘，后亦为朱元璋所用，屡立战功，被封为永嘉侯。
朱元璋治军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铁的纪律。自从朱元璋树立大志以来，就以“不嗜杀人”、“不以子女玉帛为意”来警戒自己。至正十六年（1356年），徐达带兵攻打镇江，朱元璋训诫将士们说：“吾自起兵以来，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缉士兵；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毋赦。”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正月，常遇春、邓愈等攻克了赣州，他们谨遵朱元璋不乱杀人的教训，深得朱元璋褒扬。朱元璋说：“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捷至，予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兹！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
朱元璋的意思是，没有仁者之将就不会有仁者之师。曹彬是谁呢？他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大将。在赵匡胤打天下时，他带兵攻打江南，在攻克金陵后，生俘南唐后主李煜，不妄焚杀，赢得了民心。朱元璋以常遇春、邓愈等人比之曹彬，当然也将他自己跟宋代开国皇帝相比，要像赵匡胤那样得民心、得天下。但是，要让一支队伍绝对听从命令，服从纪律，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带的兵本来只是一群蔑视礼法的乱民，是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为了让部众绝对听从自己的约束，朱元璋采取了最残酷的惩罚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
朱元璋立法严厉，执法果决。早在刚刚打下婺州时，为保证军队粮食供给，朱元璋下令军中禁止酿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依仗自己是大将之子，违反禁令，私自酿酒。当时，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战，颇受朱元璋倚重。都事王恺请求不要杀大海的儿子，以安他的心，但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然后他竟然亲手杀了胡大海的儿子。
试想，如果朱元璋姑息了胡大海的儿子，军纪将会无法维持，军队将会无法统领，朱元璋也将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仅仅以失去一个胡大海的代价而维护了军纪，朱元璋便保住了军队，军队的战斗力也不一定会降低。朱元璋果断地执行了军法，结果，军纪和朱元璋的权威都得到了维护，军队的战斗力更强了，并且胡大海也没有叛变，对朱元璋反而更加忠诚了。
在元军和诸豪强的夹缝中，朱元璋生存下来了，而且势力不断壮大。以应天为中心，他逐渐控制了皖南，经徽州、建德，夺取了婺州（今浙江金华），进而占领了诸暨、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在现代体育比赛中，经过一系列赛事之后，在赛场上有能力争夺最后胜利的，只是少数精英选手，而这些精英间的争夺往往又是最激烈的。这时，在他周围，东北有张士诚，西边有陈友谅，东南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定，其中以张士诚为最富，陈友谅为最强。
面对这几位最有竞争力的对手，朱元璋应该从哪里下手呢？这时，刘伯温给朱元璋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是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益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他的意思是，张士诚自顾自，没有大志，不必担心。陈友谅本是徐寿辉的部属，但他控制了徐寿辉，并以此挟制部下，后来又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汉，控制了江西、湖广地区，地处应天上游，自恃兵力强盛，一直想东下消灭朱元璋。因此，应该先解决陈友谅。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就会更加孤立，那时候一举即可以将其平定。然后，再北上中原，攻打元朝，就可以成就王业。
这时，陈友谅也面临着进行最后一搏。他调集了全部兵马，顺江东下，进攻朱元璋，企图从朱元璋手中夺取应天。根据刘伯温对局势的分析，此时的朱元璋看到了机会，他感到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决定主动出手。他利用陈友谅的老友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诱使陈友谅早来进攻。陈友谅果然上了圈套，朱元璋以逸待劳，在龙湾大败陈友谅。
陈友谅逃脱后，痛感疆土日益缩小，愤恨不已，为雪耻复仇，便造大船，动员全部精锐，进攻当时已被朱元璋占领的南昌。
据历史记载：陈友谅“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这时，南昌由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大将邓愈等人把守。陈友谅军围攻南昌三个月，还是不能攻克，但南昌的形势也很危急。朱元璋、徐达统率二十万大军前往解围，陈友谅被迫撤军。朱元璋穷追不已，双方便在鄱阳湖展开大战，这时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统兵作战，无往不利（2）
这是一场生死决战。朱元璋拼死救援既是为求生存，也是为了扫除障碍，为将来夺取帝位做最大的努力。两军相遇于康郎山，因为陈友谅的战舰巨大，而且连锁为阵，朱元璋的船小，士兵无法仰攻，连战三日，几乎失败。但这时突然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军于是乘风纵火焚烧陈友谅的战船，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等人被烧死。陈友仁号称“五王”，是个独眼龙，有勇气，也有谋略，素得陈友谅的信任。陈友仁的死，使得陈友谅锐气顿失。
这时，朱元璋乘胜追击，同时施以攻心之计。他写信给被围困于鄱阳湖的陈友谅，说：“吾欲与公约从，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计，肆毒于我。我轻师间出，奄有公龙兴十一郡，犹不自悔祸，复构兵端。一困于洪都（今江西南昌），再败于康郎（今江西余干县西北鄱阳湖中），骨肉将士重罹涂炭。公即生还，亦宜却帝号，坐待真主，不则丧家灭姓，悔晚矣。”
短短一封信，两次出现“俟天命”、“坐待真主”的话，正道出了朱元璋心中意欲称帝的强烈愿望。即使陈友谅不来进攻，朱元璋早晚也会将其除掉，因为陈友谅已经“僭号”了。朱元璋心里想，这帝号是要留给自己将来用的。陈友谅并没有给朱元璋回信，他对这封带有侮辱口气的信愤恨不已。
战斗还在继续。朱元璋的船虽然小，但行驶轻便；陈友谅军队的战船都是艨艟巨舰，不利于旋转进退，因此遭到失败。
在战斗中，朱元璋乘坐的是白樯船，陈友谅就命令军士集中兵力进攻白樯船。朱元璋发现自己暴露了，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樯都换成白色。第二天，双方再战，自辰时战到午时（即上午七点到下午一点），陈友谅军终于大败。
由于久被围困，陈友谅军中缺粮，陈军试图突围，又被击溃。乱军中，一支箭飞来，陈友谅被射中眼睛，箭支穿过他的脑颅，陈友谅被杀死，汉军溃退。第二年，朱元璋亲征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汉政权灭亡。
陈友谅大汉政权的灭亡，扫除了朱元璋称帝道路上的最大威胁。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感到时机成熟，应该出头了，于是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官司属，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右司都事。但此时朱元璋仍以龙凤纪年，对外发布命令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我们可以发现，这时候他虽然还要借用小明王的名义，但也要逐步突出自己的尊崇地位。
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等进军江北，攻打下一个强劲对手张士诚，将地盘向北拓展。这时，朱元璋已经羽翼丰满，他认为小明王这块牌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如果还让“小明王”压在自己头上，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到徐州迎接小明王来应天。在瓜州渡江时，廖永忠凿沉了御船，小明王被淹死，大宋政权也就不知所终了。朱元璋抛弃了龙凤年号，把第二年称作吴元年（1367年）。这一年，朱元璋平定了东吴的张士诚，降服了东南的方国珍，并展开了与元廷争夺全国政权的北伐战争。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伐中原，与元朝做最后的决战，朱元璋召集徐达诸将讨论北伐方略。
当时天下形势虽然已经分明，但元朝的力量还不能小视，在中原以北地区，元廷还存有很强的势力：山东有王宣，河南有廓扩，关陇有李思奇、张思道，可见，元廷的兵力在北方诸省还可以说是星罗棋布。虽然他们对于元朝可能不够忠诚，相互之间也不免猜忌，但对于像朱元璋这样的反叛者来说，他们则是一致对外的。
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说：“元祚将亡，中原涂炭。今将北伐，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
常遇春回答说：“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直捣元都，破竹之势也。”常遇春主张置左右之敌于不顾，乘胜直捣元都。朱元璋不以为然，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殊非吾利。”
与手下的大将相比，朱元璋看得更深更远，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我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移兵河南，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
但是，朱元璋并不是把着什么都不撒手的人，他为部下指画大的方略，具体作战则放手让将领们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力，他特别相信古代兵法所说的“将在军，君不御者胜”的道理。其后，历时将近一年的北伐战争，完全是按朱元璋的规划进行的，诸将也不负所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总之，朱元璋洞观全局、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韬略与远见确实是超乎常人的，他指挥调遣大军的收放自如，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并在钟山之阳“设坛备仪”，祭告上苍，一个生气勃勃的大明帝国诞生了。
此后，明军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帜，克山东，收河南，拔潼关，一路取得胜利。六月，徐达欲北进大都，朱元璋再对徐达布置作战机宜——他说，北方地势平旷，有利于骑兵作战，你对此应有所准备，宜选拔副将带精兵作为先锋，你本人督统水陆之师跟随其后，用山东的粮食供给军饷，由河南进入河北，再转道山东临清，然后再向北，直捣元朝都城。这样，元朝外援赶不及，内部必然发生溃乱，一定可以攻克。
大军出发之初，朱元璋就晓谕将士：“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遗弃幼孤在营，父母或亲戚来求者，即还之。”
北伐军接近元都时，朱元璋再次向徐达申明澄清天下、拯民于水火的志向，他说：“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无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室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
朱元璋一面强调军队要安抚百姓，不可以滥杀，一面强调要善待元朝宗室，继承中华正朔王朝“兴灭国、继绝世”的高贵传统，对失败者不搞斩尽杀绝的勾当，以表示自己的宽容与厚德。
该年闰七月，徐达率马步舟师进据通州。二十八日，元顺帝带领后妃皇子，开大都健德门（今北京市德胜门北）北走塞外。五天后，明军进入大都。除了将拒绝投降的淮王帖木儿不花等人处死以外，余不戮一人。徐达下令封府库，登记图数宝物，派千人把守宫殿各门，命宦官看护各宫人、妃嫔及公主，下令士卒不得侵暴。因此，大都城才得以“吏民安居，市不易肆”，这支进城的明军可谓仁义之师。
朱元璋建立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元朝在中原九十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朱元璋的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顺应了时代潮流。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这就突出表明了朱元璋大军北伐乃正义之举，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已经站到了生民救星的位置上，他将中原百姓从异族统治和阶级压迫下解救出来，新生的大明王朝的合法性不言而喻，中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与以往的王朝不同的是，大明之国号，并没有像汉晋唐宋那样以开国皇帝原先的封地名为国号，这个“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后面再说。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明教与明朝（1）
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当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论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日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图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