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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我们摒弃那过于含糊，因而也过于方便的〃暴动〃一词。我们要区别对待一个民众运动和另一个民众运动。我们不过问一次暴动是否和一次战争花费同样多的钱。首先，为什么会有战争？这里，提出了一个战争问题。难道战争的祸害不大于暴动的灾难吗？其次，一切暴动全是灾难吗？假使七月十四日得花一亿二千万，那又怎样呢？把菲力浦五世安置在西班牙①，法国就花了二十亿。即使得花同样的代价，我们也宁愿花在七月十四日。并且，我们不爱用这些数字，数字好象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只是些空话。既然要谈一次暴动，我们得就它本身加以剖析。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反对言论里，谈到的只是效果，而我们要找的是起因。
让我们来谈个清楚。
①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机把菲力浦五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因而与英、奥、荷兰联军作战多年。
二问题的本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愤怒，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是权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会篡取政权，于是全体人民站起来，为了恢复自身的权利，可以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杜伊勒里宫接纳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纳的是国王，对它进攻便是正义的，如果它接纳的是国民公会，对它进攻便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②却是对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保护的是正确的。
①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
普选在自由和自主的情况下所作的一切，不能由街道来改变。在纯属文明的事物中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种狂怒，用以反对泰雷①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是谬误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掘起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横行，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②，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③，这些都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伏西翁，罗马反对西庇阿④，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
①泰雷（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贪狠。
②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
③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
④西庇阿（Scipion．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
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大陆。向文明赠送一个大陆，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而对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群众成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盐商贩的长期流血斗争，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却忽然归附王朝，一变而为朱安暴乱，使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商贩们逃脱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便又戴上白帽微。〃打倒食盐专卖政①策〃，忽又变成〃国王万岁〃。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九月的扼杀者②、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③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米克雷④、绿徽党⑤、辫子兵⑥、热胡帮⑦、铁臂骑士⑧，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它不一定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狂热和无知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荡。站起来，可以，但只应当是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而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暴动的只是它们的泥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是暴动。
①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害。
②九月的扼杀者，即本书第三部856页所指的〃九月暴徒〃。
③德·朗巴尔夫人（de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
④米克雷（Miqeulets），原为受招安的西班牙匪帮，参加西班牙军队。拿破仑在一八○八年创建法国的米克雷军团，用以镇压西班牙。
⑤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
⑥辫子兵（caden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
⑦热胡帮（pagnonsdejé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
⑧铁臂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起义能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也可以是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也有所区别，起义是火山，暴动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发生在政权的内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动，卡米尔·德穆兰治理国家。
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崭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①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②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③站在山石上就象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④，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是罗马人。
①赛伊尼（Syè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
②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
③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
④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象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最，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①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①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①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②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③时代是这样，康莫德④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⑤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①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
②维特利乌斯（Aulus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③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
④康莫德（m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
⑤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éliogabale，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①，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②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③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象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
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
②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
③比尚赛（Buzāns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解放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象莱茵河那样流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同。普选有这样可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灭了，不论是街垒战或是国境战。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不同于暴动，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纯粹是叛乱，是看门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了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暴动，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无限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态度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激动的思想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回到平静时期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达到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谓〃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
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
三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