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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目标的确定及其实现是曹操集团上升的转折点，使他一跃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
刘备在吕布被消灭后不久即公开打起反曹的旗帜，他在势力单薄、没有根基和缺乏同盟军配合的情况下几次进攻曹操，均被击败，因为其战略决策尚缺乏可行性。接受了孔明“隆中对”的战略思想后，他连续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决策： 一是联合东吴举行了抗击曹操的赤壁之战，造成自身发展的机会；二是接受庞统等人的建议，夺取益州，创造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三是接受法正、孔明等人的建议，一鼓作气夺取曹操的汉中，使他的事业走向极盛。
孙权集团的发展中有两次重大决策： 一次是孙策接受了朱治、吕范的建议，借兵收复江东，脱离袁术，这使自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基业；第二次是孙权经过动摇、彷徨之后终于接受周瑜、孔明等人的建议，下决心迎战曹操，打赤壁大战，这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看来，一项高明的战略决策必须是： 第一，和本集团的目标、方向和利益相结合，必须包含深远、宏大的战略意图；第二，必须看准天下形势，分析各种利害因素，参照历史经验，统筹作出考虑；第三，必须考虑时机和条件，使其具有可行性。三国前期的许多政治集团间争夺剧烈、战事频繁，但很少能做出符合上述条件的战略决策。冀州牧韩馥在公孙瓒进攻时决定邀请屯居河内的袁绍入州御敌；益州刘璋在张鲁的军事威胁面前邀请穷居荆襄的刘备入川助守，这些“引虎入羊群”的决策连各集团之间起码的利害关系也顾及不到，他们的失败自然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决策中，高明的领导人总是能考虑到自己集团的力量极限，他们一方面要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要保存自己，或降低自身的消耗。于是，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其他集团去争斗，自己尽量超脱，想坐收渔利，这是一种计谋和决策水平的较量。例如孔明安排在华容道放掉手到擒来的曹操，让曹操牵制孙权，而乘他们两家激烈鏖战的间隙，以少量兵力袭取了荆州等地。孙权虽有一肚子的怨气，却还不得公开加兵争夺。这时，孙权谋士顾雍建议： “为今之计，莫若使人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隙而图之。”孙权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就把矛盾移到了曹操与刘备之间。曹操接到孙权的表奏后，以丞相身份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当时二地为刘备所占，这样，曹操又把矛盾踢给了孙权和刘备，让他们双方互相吞并。矛盾被推了一个圈子，结果又回到了孙、刘之间，刘备无奈，最后只好答应夺得西川后归还荆州。三个集团都想争夺利益，但都不想出兵动武、消耗自己，他们企图以其他两方的争斗消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在后来一段时期内三方的决策较量。第一次，孙、刘结为唇齿，曹操耿耿于怀，他手下谋士陈群建议，让操率大兵攻江南，他料到孙权受到威胁，必然求救于刘备，而刘备正有心攻西川，势必无心援救孙权，这样，孙权无力取胜，必然丢失江东，而操夺取江东后，可一鼓平定荆州，进而平定天下。操采纳了这个建议，率三十万大军，会合肥之众，向孙权进攻。孙权果然向刘备求救，孔明作出全新的考虑，他既没有如陈群所料拒绝援助孙权，又没有出兵援助孙权以消耗自己，而是让刘备致书于马超，以给马腾报仇、兴复汉室为名，让马超兴兵入关。当马超率三十万西凉兵马杀奔长安时，操只好放弃了南征计划，亲自引兵拒敌。第二次，曹操初得汉中后，益州震动，人们料操必然乘胜攻取西川，时刘备初得益州，人心未归，能否抵御曹操把握实在不大。最后，他采纳了孔明的建议，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还东吴，让东吴出兵合肥，以牵制曹操，并答应夺取汉中后归还荆州全土。孙权遂统帅大军征合肥，一时缓解了益州的危急。第三次，刘备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后，曹操非常恼怒，但他未立即出兵相攻，派人去东吴约孙权攻荆州，声言自己同时攻汉川，首尾夹攻刘备，答应破刘之后，共分疆土。孙权谋臣步骘认为这是曹操嫁祸于东吴，他建议派人去许都见曹操，令曹仁从旱路取荆州，吸引关羽领荆州之兵向北争锋，等荆州空虚时，东吴再派兵暗取。孙权依计照办。最后，在关羽放松警惕、孔明又未派兵增援的情况下袭取了荆州。
全局观与决策法
可见，在战役、战斗的决策上，各集团的领导人总是尽量不直接动用武力，他们做决策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图为决策的最高目标；第二，设法消耗别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他们决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个集团的相互关系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团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同盟军。高明的领导人做决策时，善于在更大的争夺圈中考虑问题，他们能利用这个争夺圈中身处边缘位置的军事集团，巧妙地利用他们与自己敌人的矛盾，建立起大范围的同盟关系对付自己的敌人。有哪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对做出这种决策不持认真分析的态度，必然在复杂的争斗中使自己一方处处被动，为他人所算，因为这是一种才能和智慧的较量。
领导人在考虑作战计划时，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敢冒风险，善于做出风险决策。孔明在身边无兵力时，面临司马懿的大举进攻采用“空城计”，即是一次风险决策，这次决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又为自己军队邓艾像的撤退争取了时间。这是一种防御式的风险决策。司马昭派兵灭蜀时，邓艾率三万精兵偷渡阴平小路，他凿山开路，悬索搭桥，沿路还分兵留守险峻之处，幸得后主刘禅麻痹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险要之兵。邓艾兵抵江油城，只剩两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夺取江油，又连下涪城、绵竹，取得了夺取成都的决定性胜利。邓艾偷渡阴平时，有几次都是军士以毡裹身，从山上滚下，有进路而无退路，蜀兵若有百余人守其险要，兵士将全被饿死，这种作战计划是一种进攻性的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在军事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防御中，把握较大的风险决策实际上正是保守性决策，在进攻中，风险决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就战争的全局来讲，它消耗少，费时短，功效大，决策人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孔明一出祁山时拒绝采纳魏延关于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风险方案，他从大路进兵，损兵折将，耗费国力，屡不得手，这是他用兵的一次战略性失误，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风险决策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决策要有起码的客观依据。依据越小，风险越大，因此依据绝不能降低到零；第二，领导人要有实施决策的胆识和必胜的信心，要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鼓舞激励全军将士，一旦实施，绝不能中途畏缩动摇；第三，进攻性风险决策的实施要保证“兵贵神速”，使敌方无掩耳之机。世界上没有万全的选择，当然就没有万全的风险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只是在各种决策中选取最优方案。
在决策方式上，领导人要想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常是主动征求部下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表见解，然后自己从中选择、补充或纠正。曹操手下谋士极多，他在行动作战前总是问计于众谋士，比如在如何对待刘备来降的问题上，在围剿吕布和迎战袁绍时，他都征求谋士的意见。让部下参与决策的好处是： 第一，能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领导人一人思考问题的片面性；第二，让部下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便于领导人在多种方案的亮相比较中选取最佳方案；第三，让部下参与行动方案的制定，让他们充分了解方案，便于他们宣传和贯彻；第四，能逐步培养部下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让部下参与决策，应当注意到： 第一，领导人自己要有主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动摇不定。袁绍是一名喜欢让部下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但他胸中无数，好谋无断，遇事决策方案虽多，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对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要妄加怀疑。三国后期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司马昭，被司马昭围困于寿春城内，谋士蒋班、焦彝建议说： “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诸葛诞发怒道： “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将领文钦建议说： “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粮。”诞又发怒说： “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遂将文钦斩首。在这类领导人跟前，谁有好的设想还敢提出？第三，众人决策，确实应该注意决策的保密性和时效性。
竞争对手分析
在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意向后，应该首先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当曹操接到孙权表奏刘备为荆州牧的文书时手脚慌乱，程昱问他说： “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吃惊？”曹操回答说： “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第五十六回）刘备也曾向庞统说过：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第六十回）曹操和刘备曾经私交甚厚，这并不排除相互视为政治对手的可能，因为感情不能代替政治。孔明兵出祁山前曾对众人说： “魏国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第九十一回）他们都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像吕布那样不明白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必然四面树敌，与天下人作对，这实际上是政治意向不明、战略目标不定的表现。
人们对自己政治对手的认定，是以自己的政治意向、能力、地位和学识为根据的，人们一般总是在同一水平上认定主要对手。例如，刘璋以张鲁为对手、邓艾以钟会为对手、袁谭以袁尚为对手等等。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有主要的对手与非主要的对手之分，有真正的对手与虚假的对手之分，有长远的对手与暂时的对手之分。高明的领导人对此应该胸中有数，以此作为制定战略部署的基本依据。
领导人不仅要明白自己主要的对手是谁，而且要知道对方的情况如何。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然高估自己作战方案的保险系数，因此才敢于空城弄险，他对曹真、张郃或王双等魏将必不敢如此。刘表与张绣于安众截击曹操，操因后方袁绍相攻即日回兵；二人商定追击，谋士贾诩力劝不从，结果被操击败而还；贾诩又劝二人整兵再追，断言再追必胜；果然大获成功。贾诩深知曹操的用兵之能，他了解曹操，故能料敌决胜。
赤壁之战前，曹操挥师南下，向孙权传檄，说自己“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第四十三回）。江南官员一时被曹操的气势所吓倒，多欲准备投降，周瑜对孙权分析说： “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 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蒿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第四十四回）周瑜把敌人放在特定的气候、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下去考察，看到了他们的弱点，真正了解他们，因而不为其表面的强大和言辞的威力所吓倒，敢于抓住弱点与其争锋。一个领导人，真正了解了对手，就完全掌握了与其斗争的主动权。
上方谷
实际情况是，两种势力较量，双方各有其优势，又各有其劣势。高明的领导人在掌握了敌我双方的这些情况后，总是用心设定一定的条件，使敌方的劣势得以暴露，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夺取胜利。这里所说的优势与劣势，可以是能力方面的、后勤给养方面的，也可以是气候地理方面的、外交关系方面的。比如，司马懿和孔明对阵，司马懿的优势在粮草，兵力充足，但短于用智；孔明长于用智，但粮草不济。因而，孔明让军队又是诈败，又是假退，无非要引诱司马懿决战，将双方置于敌方劣势得以暴露、自己优势得以发挥的场合中，以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也无非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让敌方的劣势在自然消耗中逐渐暴露，然后自己以逸代劳。司马懿一旦进入前一种场合，他就损兵折将，处处挨打；而孔明一旦进入后一种场合，也就束手无策。这是一种智力和韧力的较量，谁能把对方引诱于自己设定的场合，胜利就归于谁。孔明急于决战，一次，他向拒不出战的司马懿送了一套女人服装，并致书云： “作为大将，不敢率军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却甘愿钻进山窟土巢中躲避刀箭，这种人与女人无异！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第一百三回）这在当时算对司马懿最大的人格侮辱，但司马懿宁肯接受这种侮辱，也不出战。“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见苏轼《留侯论》）。司马懿不是那种见辱而斗的匹夫，他要尽力把战局控制在自己的优势圈中，他明白惟有这样，自己才能稳操胜券。应该说，在当时的地理条件下和军事斗争的大背景中，战争的主动权在司马懿一方，但若他轻易出战，这一主动权就丧失殆尽。
结盟
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在明白了自己的争斗对手之后尚不可以立即攻击，应该把这种对立关系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范围内考察，努力去捕捉和发现敌人方面的内外矛盾，以此为依据去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例如，刘备联合孙权共同对付曹操；王允联络吕布除灭董卓；董承联络王子服、马腾、刘备、吉平等暗中反曹等等，大体均属这种情况。由于社会生活和个人情况的复杂性，在自己为主要敌人的，在他人可能为次要敌人，在自己为长远对手的，在他人可能为暂时对手，这就决定了联盟的复杂多样性。高明的领导人总是把长远的目标放在心里，而全力抓住眼前的目标，以眼前的目标为中心，建立起最大范围的同盟关系，以最少的自身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组成联盟和保持联盟的条件是： 第一，缔结各方有共同的敌人；第二，联盟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参加者的利益要求；第三，联盟内部的冲突达不到使联盟破裂的限度；第四，参与者在联盟活动中的所失不超过其所得。前两条说的是联盟的组成条件；后两条说的是联盟的保持条件。
刘备和孙权所以能结成同盟，根本原因在于曹操大兵压境，他们只有联合，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刘备占有该属孙权的荆州却一再推说“借用”，孔明最终主动还掉长沙、江夏、桂阳三地，分割荆州就是为了缓和联盟内部的冲突，并让盟军在联盟中得大于失，目的是要继续维护这个联盟。后来，孙权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刘备大举伐吴，联盟维持的两个条件均丧失，联盟自然瓦解。但终是共同敌人的存在和共同利益的驱使，双方后来又恢复了联盟关系。十八路诸侯所以能组成联盟，是由于董卓作为共同敌人的存在，他们只有联合行动，才能与董卓争天下。而董卓未克，就四散解体，首先是由于袁术坑害孙坚，使孙坚在联盟活动中损失过大，还由于董卓移驾长安时各路诸侯的内部纷争加剧。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联盟从形式上分为长期联盟与临时联盟、紧密联盟与松散联盟、集团联盟与个人联盟、政治联盟与非政治联盟、公开联盟与秘密联盟、签名联盟与口头联盟等等。每一联盟可以被划入不同的种类。考察一个联盟，并不需要指出它的全部属性，而只要分析其中主要点、突出点就够了。一种联盟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决定于作为其结盟纽带的是参与者的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以近期目标为联系纽带的联盟，必定是临时联盟；以长远目标为纽带的联盟，自然是长期联盟。一种联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主要决定于参与者目标的距离程度、联盟向心力的大小程度以及外部敌人的威胁程度。参与者的目标越是接近，联盟核心越是坚强，外部敌人的威胁越大，这个联盟就越紧密；反之，联盟就越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