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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这时，张闻天经过久久思索，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说，我们“不愿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以为，张、杨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他说，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战线”，使中共“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听了张闻天的讲话，觉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话，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看来，保安窑洞里，中共高层的争论并不亚于南京。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毛泽东主张“审蒋”、“罢蒋”，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蒋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领袖们恨透了他。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及当时的情形，倒也颇为真切：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三三二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保安，中共常委也争论热烈。
毕竟毛泽东已是中共权威性领袖。中共的行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实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夫人在《延安日记》中，描述了大会群情激愤的情景：“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从保安腾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在西安事变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显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
南京嗓门最高的是何应钦，他称张、杨乃“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保安除了在十三日举行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之外，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也发出公审蒋介石的呼声。
严重的对立，出现在十五日和十六日。
十五日，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内中明确地提出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一二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讨伐张学良叛逆》，作出三项决定：“决议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
（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清叛逆。
（二）由国府即下令讨伐。
（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
何应钦走马上任讨逆总司令，随即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
东北军、十七路军则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摆开阵势，迎战“讨逆军”。
一场大规模内战，已是箭在弦上了。
导火索在哧哧燃烧，一寸一寸逼近火药桶……
为了掐断这导火索，两架专机先后降落在西安，分别载着国共特使。
来自南京的专机，早在十三日午后便起飞，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张、杨部队的炮火所击落——因为在起飞前，宋美龄以及机上那位特使，都曾从南京致电西安张学良，却未收到复电。实在等不及了，专机起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离西安不太远的洛阳——蒋介石“避寿”之地。
宋美龄派出了特殊的特使，此人高鼻碧眼，乃洋人也，名唤威廉·亨利·端纳，年已六旬，英籍澳大利亚人。
宋美龄派出端纳前往西安斡旋，此人可谓“最佳人选”。端纳既和张学良有着深谊，又是蒋介石所信得过的，况且凭借着那高鼻子，超脱于中国各党各派之上。
端纳出生在澳大利亚，祖先是苏格兰人。一九○三年他到香港出任《中国邮报》副主笔，从此与中国结缘，以至成了一位“中国通”。不久，他成为《伦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驻北京记者。他的成名在一九一五年，他从袁世凯的顾问、英国人莫理逊那儿看到袁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在报端捅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端纳也从此与中国国民党人建立了友谊。
端纳跟查理宋（宋耀如）结识于一九一一年，由此跟宋美龄有了久远的友情。
他又结识了孙中山，为民国政府起草了第一个对外宣言。
端纳后来又成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张大帅被炸身亡，他便成了张少帅的顾问兼老师。一九三四年，端纳陪着张学良周游欧洲六国，朝夕相处使他跟张学良友情甚笃。
游欧回来后，端纳陪张学良在上海会晤蒋介石夫妇，深得蒋介石赏识。人们常称端纳为蒋介石的顾问，其实并无此职。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
十二月十二日晚，宋美龄一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马上从上海寓所给在国际饭店的宋子文和端纳打电话，要他俩赶赴孔祥熙那里，同商对策。
端纳见到神魂不定的宋美龄。宋美龄焦急地用英语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绑架，听说已被杀死！”端纳当即摇头：“我不相信！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叛变委员长。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端纳的话，安定了宋美龄的情绪。当夜，宋美龄、端纳、宋子文、孔祥熙一起从上海赶往南京。
当端纳从南京起飞时，宋美龄委派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作为翻译同行。宋美龄还写了亲笔信给蒋介石，托端纳带去。
十三日日落时分，端纳专机降落在洛阳机场。入夜，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电报，说是欢迎端纳入西安。
翌日，洛阳天气颇为恶劣。至中午，仍不见有好转趋势。端纳不顾气候，要专机起飞，冒险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西安上空。端纳掷下一降落伞，内有一信。告知如允许着陆，机场上烧三堆火。果真，机场上烧起三堆火。专机降落于西安。
下午五时，由张学良陪同，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连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的猜测，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并无杀害蒋介石之意，只不过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端纳发电报给宋美龄，宋美龄顿时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十五日晨，端纳又见蒋介石。然后在下午飞返洛阳。飞去洛阳，为的是能与宋美龄通长途电话，报告详况。端纳告诉宋美龄，蒋介石平安无恙，而且张学良请孔祥熙即飞西安商谈……宋美龄极度兴奋，觉得解决事变有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红军先声夺人：占领延安
张学良和杨虎城急切地盼望着周恩来的到来。然而，十三日派往保安的专机，由于无法着陆，徒劳而返。
保安乃陕西偏僻小县，要使周恩来尽快赶往西安，看来只有取道肤施（延安），从肤施乘飞机飞往西安。
顶风冒雪，十五日清晨，一队人马奔出保安城。周恩来上路了。他，面容清癯，满腮黑须。同行者之中，有那位穿梭于南京、保安之间的中共密使张子华，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有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这一队人马，除了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外，还有负责护送的一连红军。
山道，积雪，路难行。花了一天时间，抵达以腰鼓闻名四乡的安塞县城，在那里过夜。安塞在肤施之北。翌日，又花了一天时间在雪路上前进。傍晚时分，夕阳映照白雪，周恩来一行抵达肤施北门外，与黄春圃部队会合。
黄春圃，亦即后来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当时用“黄春圃”之名。其实，他本名虞上聪，瑶族，湖南南部江华县（自一九五五年起，那里改称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故名江华。江华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曾任毛泽东秘书。
据江华回忆，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正在保安的防空洞里睡觉，忽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说是周恩来有急事找他。一到周恩来那里，江华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顿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时，听说蒋介石要从南昌到前线视察，江华奉命和杜仲美一起带领一支突击队，要去活捉蒋介石。可惜，他们赶到时，蒋介石已经离开，失去机会。如今，听说“死对头”被抓，怎不雀跃欢腾？
周恩来告诉江华，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忙着收缩兵力，以对付向西安进攻的蒋介石军队。肤施原是西北军驻守的，如今要撤防，城里空虚，只剩下一些保安队。毛泽东决定：抢占肤施！周恩来问江华手下有多少兵力？江华说，刚带部队攻下旦八寨，队伍正在休整。周恩来说，你手下的部队就休整吧，你马上带领张国焘的手枪连以及陕北红一团，尽快出发，迅速占领肤施。
江华笑道：“我的马还没有回来，怎么‘马上’走？”江华找来了马，“马上”跟手枪连一起赶到安塞。陕北红一团正驻扎安塞。江华向团长黄罗斌、政委钟辉传达周恩来命令，“马上”率团出发。这样，江华部队于十五日抵达肤施北门。他听说城里还有国民党部队，生怕跟西北军误打起来，就在北门外临时扎营，暂不进城。也就在十二月十三日，白志文接毛泽东电报：“命白志文带关中红一团立刻前往蟠龙镇，占领青化砭后，前进三十里，相机占领肤施。”白志文：《首次占领延安》，《革命史资料》，第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白志文部队于十六日占领了青化砭，也朝肤施而来。
周恩来一行在十六日傍晚赶到肤施南门时，急着想进城。周恩来以为，江华部队已经占领肤施。走近时，见到城门上有国民党部队，这才绕道，到北门来，遇上了江华。这时，江华才知周恩来要取道肤施飞往西安。周恩来说起，一路上他很焦急，因为江华走得匆忙，未及告诉江华张学良派专机来肤施一事。他一直担心，红军不知内情，会把张学良的专机击落。所以，他在安塞时，一夜没睡好觉。
江华马上报告周恩来，今天下午来过飞机！那飞机绕肤施城低飞了几圈，走了！周恩来一听，深感遗憾！因为已与张学良约好，如果机场上出现“天下”两字，专机即可平安降落。显然，下午来的专机，没有看到“天下”两字，飞走了！看样子，坐飞机去西安已无希望，周恩来准备改坐汽车去。就在这时，白志文接到毛泽东电报：“你与黄春圃协同，立即占领肤施。占领肤施后，你任城防司令，黄任政治委员。”
十七日凌晨两点，红军未发一枪，占领了肤施，从此改称延安。驻守城内的是七个保安队，约五百来人，小部分人留下参加红军，大部分人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对于中共来说，解决西安事变尚无眉目，却先赢了一步棋：占领延安！比起保安来说，延安大得多。延安是陕北最重要的城市。中共中央机关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迁往延安。一月十三日，毛泽东也来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了中国的“红都”。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周恩来成为“西安之谋主”
就在红军占领延安之后，周恩来一行在十七日清早赶往延安城南两道川，打算从那里前往甘泉——张学良有部队驻扎甘泉，可以派汽车送他们去西安。
正在这时，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周恩来大喜，急忙回头，重返延安。
那架飞机，便是张学良的“波鹰”专机，由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机舱里的乘客只有一个，那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党员刘鼎。飞机在机场降落。这时红军虽已进城，机场仍在民团控制之中。飞机一降落，民团人员便跑了过来，见是张学良的专机，也就没有盘问。过了半个小时，说是县长来了。那县长叫高锦尚，是国民党任命的肤施县县长。刘鼎对他说是去绥德办事，也就应付过去了。刘鼎心急似焚，一小时过去了，还未见周恩来的影子！飞行员说，要关掉一个发动机，以节省汽油，这么长久等下去不行。正在这时，民团纷纷逃散，说是红军来了。没一会儿，一队兵马风驰电掣而来。刘鼎一瞧，为首者一脸黑须，正是周恩来！于是，众人七手八脚忙着卸货，机舱里装载着张学良送给红军的弹药。张学良的专机，可坐二十人。实际上，上机二十二人——行李舱空着，有两人坐在那里。飞机终于起飞了。一路上，周恩来细心倾听着刘鼎报告西安事变的详况，特别是询问了蒋介石的情况……当刘鼎说及张学良在派兵扣蒋时再三关照抓活的，周恩来非常注意这一细节，因为这表明张学良从一开始就无杀蒋之意，而只是着眼于逼蒋抗日。周恩来身在保安，所知情况限于几份电报，颇为闭塞，刘鼎的汇报使他对西安的事态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飞机抵达西安，已是下午。下了飞机，上了汽车，便直奔城内金家巷张公馆。
这时，周恩来忽地对刘鼎说：“最好先找个地方落脚。”幸亏刘鼎对西安已是人熟地熟，他急令司机驶往金家巷不远处，跟孙铭九家同一排的一座房子。那是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的住处。前文已经提及，涂作潮原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刘鼎请他来西安，在七贤庄一号地下室设立了秘密电台。
周恩来进入涂家，要把又浓又长的胡子刮去。用刀片，哪里刮得动？又找来剪刀，那剪刀又不好使。好不容易，总算剪掉了长髯。这时，已不断有人来催：“副司令在等！”周恩来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已在门口恭候。张学良见了周恩来的头一句话便是：“美髯公，你的胡子哪里去了？”张学良左右皆惊，悄然私议：“副司令什么时候跟周恩来见过面？”其实，周恩来除了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肤施天主教堂和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之外，又在五月十二日赴肤施会晤他。所以这一回是跟张学良第三次见面了。
张学良在四月二十二日曾致函周恩来，说及第一次晤面，“坐谈竟夜，快慰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