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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那位女导游不知这段历史，理应翻一翻这方面的书籍，若懒得翻书查史，便作不知也罢，何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惜编造谎言以致误人子弟？
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这句中国的古话曾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处事准则滋润了多少代人，并由此塑造了这些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良知。可在这支新崛起的“刀子”队伍中，为什么就偏偏失去了效应？
就在这次之后，我特地邀请了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的编辑章思英小姐一同来到定陵。在此之前，她已经对我和一位朋友合写的关于定陵地宫发掘详情的拙作，完成了英文翻译方面的工作，她对定陵的整体概况和具体事件已相当熟悉。由此，我故意让她跟着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刀子”们，看他们是如何推销这古老文明的，几个来回下来，她不愿意再跟下去，她先跟我说：“不可思议”，后又说：“简直是在杀人。”我从她痛苦的面部表情中猜出，这些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刀子”们，对这古老文明是作着怎样的一种解释？而那一帮又一帮的国外游客，又是怎样被天真地稀里糊涂地阉割着渴求文化与仰慕文明的良知。
当然，仅凭以上证据，还不足以产生“刀子”的名称，也不能形成梅毒式的病变。名称的产生及病变的大爆发还要在几年以后。
当我再次来到秦俑馆的时候，病变已经爆发了。
那天早晨、当我和同道来的记者许志龙先生、从居住的秦俑博物馆外一个小招待所走出来时，迎面走来几位农村打扮的姑娘将我们围了起来。“需要导游吧先生，我们给您做导游，既便宜又随便，保您满意。”姑娘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望了望他们那被寒风吹得微红又有些皱裂的脸，惊恐之中又多了几分好奇，想不到这些农村姑娘还没放下锄头就做起了导游，这个世界变化得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当然没能让她们做导游，冲出重围向前走去，走不多远，又被一群农村姑娘打扮的导游小姐围住，我们再度冲出重围，向秦俑馆走去。
我们之所以这样义无反顾地杀奔出来，一是不需要导游，二是对她们心中没底，不知道这群女人会给你讲出些什么来。
我们在兵马俑一号大厅里转着，眼睛盯着几千年前的祖先，心中不觉又产生了一种震撼和敬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中国。
这样想着，身后有人群拥挤而来，嘈杂的争论声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最为响亮。我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我刚才似曾见过的女导游。
女导游正在给人群讲解。
“中国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娶了一个婆娘是武则天，后来他的婆娘把秦始皇害死了，她自己成了皇帝……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在临死前偷偷布置的军队，他想在阴曹地府指挥这些军队杀武则天，为自己报仇……”嘈杂声淹没了女导游的讲解，也淹没了我在心中涌起的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仰慕之情。我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看不清女导游的那张得意得有些涨红的脸，我只看到一个妖怪在挥舞着魔爪，无所顾忌地撕咬着中华文明，这文明的鲜血已将她张大的嘴染得透紫花红。
我终于知道，这些女导游们来自附近的农村，她们原本并不识几个汉字，只是她们向当地县市的某部门交纳几百元钱，由这些部门集中起来学习几天，这些农村娃便可取得一个导游证，她们即可在古城西安的旅游点堂而皇之地为游客讲解。已成为导游的农村娃们，她们讲解的凭据大多靠平时看的电视剧来作为准则，一旦她们脑海中的电视剧模糊不清，那么，她们讲的故事也就自然地将牛唇强安到马嘴上。这一点，我在一个饭馆吃饭并向一个同时在饭馆喝水的女导游询问时，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秦俑馆和几个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一些更多的情况，也第一次听说对于导游们那“刀子”的称呼，同时得知“刀子”已散布于全国各地了。
既然是“刀子”，其用途自然就跟宰字有关，而他们宰的人无非就是游客。据悉，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售货亭、售货厅包括饭店、旅馆等服务网点，几乎全部被“刀子”控制，这些服务网点要想让货销得好、销得快，就必须跟“刀子”取得联系，依靠他们的帮助。而“刀子”们一旦得到好处或承诺，就源源不断地把游客带来，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游客购买货物。
由于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多半都被说动，或多或少都要买上一些。尤其是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一切知之甚少，那么，也就只好大瞪着眼睛听凭“刀子”的摆布了。当货主卖掉货后，其获利要跟”刀子”们对半平分，有时“刀子”们得到的要比货主还要多。当然，这只是“刀子”们的一个部分，有些散落、普通、偏远的旅游景点，平时没有人光顾，这些地方的老板们便设法同“刀子”取得联系，以求他们将游客或哄、或骗或采取先斩后奏等多种方法搞进门内，然后下手开刀。所获利润的一大部分便由“刀子”们所有。如此做法，尽管有时也被游客所识破，但毕竟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倘有不理睬“刀子”们的露头青，自然要吃亏在眼前。再好的景点、再好的货物，再实惠便宜的饭店、旅馆，只要“刀子”们说一声“不好”，或“不可买”，使无人问津。
我曾采访到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一个“刀子”太黑，秦俑博物馆各厅联合起来抵制，坚决不给她半点好处。结果，由本“刀子”率领的外国旅游团，从不踏进这几个大厅半步，只在院中转一圈便匆忙赶往别处。由于“刀子”自身的利益，可苦了那些外国佬，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想看看这世界八大奇迹，结果最多只看到几个复制的兵马俑，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定还蒙在鼓里。至于“刀子”糊弄他们的招数，也自然让他们看不出半点破绽。
几年之中，“刀子”队伍异军突起，“洋刀队”、“土刀队”山头林立，磨刀霍霍，各旅游景点便成了他们角逐的焦点，牟取暴利的屠宰场。据悉，西安有一个率外国团的“刀子”，在一天之中就获暴利9000 多元。至于那些外国佬又有多少损失，则无人打听了，也无人感兴趣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牟取暴利的思想作先导，也就没有人再去对那古老的文明本身感兴趣，而出现种种谬误甚至怪诞的讲解似乎也成了自然之中的事了。
早在1948 年，当中国人民正光脚赤背，吱纽纽地推着木轮小车，在枪林弹雨中越过黄河，突破乌江天堑，迅速荡涤着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之时，一代巨人毛泽东就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中华民族以悲剧的心境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浓烈的格斗精神，用一场革命推翻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但在四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却未剪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脐带。愚昧、无知、野蛮、落后的锁链仍在紧紧地捆缚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手脚，枯槁着我们的精血，摧残着我们意在构筑的文明大厦。使东方这条巨龙虽已唤醒并有圈腾之志，但始终未能呼啸长空，傲视苍宇。
我们在困惑中驻足，我们回首沉思，我们蓦然发现造成当今困境的不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看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那些是损害我们命运和尊严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重温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忠告，对于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似乎尤为重要。二十世纪已经敲响了晚钟，历史将要开始人类新的纪元。雄踞在东方的巨龙能否伴着新世纪的太阳，依然在于我们自己。
重新认识历史，反省自身吧。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了历史和自身，勇敢地拿起匕首，以完全不同于荆轲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之气，理智地刺破自己的肌肤，排除血液中一切野蛮和愚昧的毒汁，义无反顾地斩断缠绕于我们身心的脐带，中华巨龙才能得以真正的腾飞。
第十五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伟大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文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他们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与传统的热爱，深深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
——约旦外交大臣塔希尔·马斯里
“四人帮爪牙”袁仲一
当1995 年就要在那个无雪的冬季结束时，我完成了对陕西扶风法门寺长老的采访，又转道来到了秦俑博物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遗落在这个我曾经爱恋的博物馆，并有一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屈指算来，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 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迄今已逾21 个年头，而秦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16 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 年，也已相隔了8 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 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寻着这淡淡的声息，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索绕我记忆深处的那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的发掘作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王学理、杜葆仁等等，这一串与兵马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与考古现场渐渐远去。
他们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床上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漩涡而彻夜难眠，哀苦不已……留在这里的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人，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也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八千兵马俑紧紧联在一起，让后世人类铭记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 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
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半，一碗水分十口，相敬相爱地生活、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揭发批判？人生也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事实上，经1978 年那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
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
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 年当了秦俑博物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活矿藏和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苍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体。或许正因为渗进了这异样的物质，他的骨骼才越发坚韧刚硬，他的人生途程才更具悲壮和潇洒意味。
“反革命分子”程学华
其实，来秦俑馆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性格中的执著与厚道以及传奇式的人生，曾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想这次一定要再见见他。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已退休回到西安的家中了。让我更加难过和吃惊的是，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生活很是落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或者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正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创造发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