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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用人是一门学问。”
“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要学会善于使用他们。”
“用人要舍得花钱，也得允许别人赚钱。”
这些经验谈，不只对刘鸿生的子女亲信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对同时或稍后的资本家也颇有影响。
下面分别谈几个特例。
三顾“华”庐请“太师”
二十年代初，刘鸿生成了“煤炭大王”并着手兴办其他企业，就用心搜寻一个既能理财、又广有智谋的人才，做为助手与参谋。他觉得刘备在新野有了点小小根基就渴求贤才，三顾茅庐请诸葛，如今自己的根基已然不薄，势必需要诸葛亮一类的人物来相辅佐了。可说起来易，做起来并不易。因为经过实践固然可断定是否人才，可初始的时候却很难判断，一旦将庸人当人才那损失可就大了。因此，刘鸿生在广泛寻求的基础上认真识别有用之才。凭他的头脑精明与观察敏锐，很快就选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华名润泉，曾留学英、日，当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总会计师，是个精通法律又极擅会计的专家，而且为人机变，足智多谋。对此人，刘鸿生早有耳闻，又经过一段认真地考察，认定是个理想的帮手，就决心请为己用。
第一次造访华府，尽管刘鸿生谈吐不凡，执礼甚恭，态度恳切，华润泉仍觉得他年纪太轻，根基不够太深，虽未谢绝，亦未应允。
第二次较第一次效果为佳，却仍未最后敲定。
第三次刘鸿生不仅带来了重礼，还奉上了第一个月的高薪，并重申重诺。华润泉见刘鸿生不仅态恳意诚，而且所许条件优厚，就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总会计师职务，投效了刘鸿生。
他也果不负刘鸿生的厚望，在刘氏的几大企业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了刘鸿生的第一号智囊人物，因此被时人冠以“华太师”的称号与“诸葛亮”的别号，既有“三顾”之实在先，又有“诸葛亮”之称继后，人们也自然联想到刘鸿生恰如“刘备”。刘鸿生也果有刘备的用人之能。到了一九三三年，由于企业逐步发展，刘氏收支日益频繁，旧帐房老体制已不能适应，刘鸿生就安排华润泉接替了老总管曹裕堂，以其所精通的新式会计制度当起了总帐房，亦即总管家。组办保险公司、创办银行的一些具体办法就是华润泉为刘鸿生谋划的。其中挽救章华毛纺公司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章华毛纺公司，就是刘鸿生从浦西拆来日晖织呢厂重建于浦东周家渡的原章华毛绒纺织厂，始建于1929年。到了一九三一年即受到了意外的、强烈的冲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毛纺织品来势汹汹，而事变又引起了灾乱相乘，购买力降低，毛纺公司困难重重，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不足一年时间内四易经理，仍是无法挽回颓势。刘鸿生毫不慌乱，而是与华润泉认真磋商后，采取了果决措施：先引咎自责，辞去了在章华的总经理一职，只仍自任董事长；紧接着，接受华润泉的推荐，聘请华润泉的外甥、与中华银行关系密切的程彭年为总经理，索性又请华润泉的儿子华尔康就任襄理并兼发行业务课主任，并要华润泉出任常务董事，同时毅然割爱出血，砍出他的八十万元股金的四分之一，即二十万元，交由华润泉分赠给程彭年十二万，华尔康八万。
家人、亲友中大多数甚为不解，并相继向刘鸿生道出了他们的担心：
“如此一来，岂不是把章华全交给了华家？再说又何必赠送那么大的数目，值得么？”
刘鸿生只笑而不答，只对他的儿子说出了心里话：
“这几年各业都不景气，我又做了招商局的局长，忙不胜忙，许多细节不及过问。章华困难重重，我不能只去顾它，还有比它重要得多的待我自理呢。既然把章华交给了程彭年，就是不想由华家左右，也得由华家左右了。再安排别人又有何用？弄不好反而易生掣肘与借口。如今全部交由华家主持，他们同心合力，尽心尽力，定会有成效的，总比管理不及，白受拖累与赔损要强的。至于赠送股份嘛，那更不算什么了。倘章华的困境不改，几年后赔损的恐怕何止十万、八万？莫忘了一句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有了他们那么多的股份能不竭尽全力地设法重振章华么？放心吧，要不了多久，就会赚更多的钱的，他们两个分一万，我可就得三万哪，总比赔了强，总比他们多，不让人家多得利，自己怎么能得大利？”
这也正是他“也许别人赚钱”的原则的一个注脚。
果不出刘鸿生所料，事关名声与信誉，更关系着重大的切身利益，华家父子与程彭年尽心谋划，使出了周身解数。
程彭年一入章华便卖力地解决了一大难题，即资金困乏问题。是他那中华银行的关系发挥了作用。接着，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加强措施；建立起一套成本会计制度，以监督生产；聘了一些留学生、大学毕业生担任工程技术人员；招聘一部分有文化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深入调查市场，供其所需，如察知市场上粗呢有普遍需求的趋势，便决定当即上粗呢，迎合了需求；将工人的劳动时间从原来的每班十小时，延长至每班十二小时，即所谓“六进六出”，虽然薪水支出增多了，可赚的仍是大头。还有一些细节，不再赘录。
如此一来，章华很快便扭转了局面，并向盈利发展，粗呢之外，还发了一笔“时髦”财：一九三三年“抵制日货”情绪高涨，刘鸿生又投准了这一良机，告诉章华立即组织投产一种新种类的毛织品，要考虑价格相宜与男女适用，名字上要有反日色彩。程彭年，特别是华润泉亲自坐镇当即做出相应反应：很快地生产出一种新呢料，由于质料薄，价格不高，颜色多为藏青，也有部分墨绿与元色，很适宜做中装与旗袍的原料，男女咸宜，特别是那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商标：“九一八”薄哗叽，更使其吸引力大增，因而销路极好。
刘鸿生通过宋子文、孔祥熙、朱家骅（当时任国民党的“交通部长”，招商局即属交通部管辖）、杜月笙等人，一靠交情，二靠“赠送”打通了关节，同时及时满足了经手人员的需求，全部承揽了国民党部队的军用呢料，上海邮电部门的制服用料及部分学校的校服用料，使章华的生意日益红火，而大赚的果然还是刘鸿生！
坚信林天骥
一九一九年冬，在火柴厂开工前，刘鸿生赴日本考察磷寸株式会社的火柴厂时，就留意聘请技术人员，经过挑选，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日本技师，开工前夕即来苏州鸿生火柴厂，讲定传授技术，培训工人。可想想又不放心，就又留心抓紧查访，从朋友们推荐的几个人中，他选中了林天骥。林天骥曾留学美国，并获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归国后曾做过沪江大学的化学教授，为人沉稳，注重学问。一面之下，刘鸿生便看中了，便以每月二百元的高薪聘为鸿生火柴厂的总工程师。后来的雄辩的事实证明刘鸿生这一重大举措是十分必要与富有远见性的。
那个日本技师虽享着高薪，却甚为惫赖，只肯交出一般的配方，而对生产中的两大关键问题却不予解决：火柴头上的氯酸钾易于受潮以致因此而脱落；火柴盒两侧的磷片不耐久用，往往一盒火柴未用光，它就先破损或脱落了。这两大问题不仅直接造成产品损失，而且也影响销售。这本是日本技师分内该当解决的，可他却推三阻四，拒不解决。类似情形，在其他企业，如水泥厂、搪瓷厂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搪瓷厂，花高薪聘了主任技师村井十郎以下六七名技师，可他们居然坦而然之地享着极优厚的待遇，却不尽职，连主要配方也保守秘密。逼得担任经理的李拔可只好出高价另买主要配方，并气得大骂。可刘鸿生并不一概地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论，他却觉得，外国人之所以如此，除其自私本性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们自身太弱，外人才更一技自珍，瞧不起我们，不肯公平相待，我们只有图强，才能图存、图发展。这首要的就是培养我们的人才，依靠我们的人才。外人仍然要用，仍然要付高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总会有肯于尽心尽力的，只是既要依靠又要加小心，备有自己的人才罢了。这样，总有一天我们会强起来，那时就不怕他轻视，不愁不平等相待了。
基于这一观点，他既诚聘了日本技师，又甚为重视地聘用了林天骥。过了不久，刘鸿生见日本技师一味藏私延宕，已无指望，就辞了这个惫赖的家伙，而委林天骥解决两大难题，首先择急处理解决霉雨季返潮问题。可几个月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人们便不满了起来，一些当事者不但疑虑而且发出了责难，这在刘鸿生的一位好友，火柴厂厂务经理篑敏伯自外地写给刘鸿生的一封信中，反映得最为典型：“……林君畏葸不前，迟迟数月，不但未获成绩，抑且各埠客家，纷纷来函，谓为劣货，弟曾亲往调查数次，实属无词可对。况近来销路续减，更为劣货之明证。弟既鉴于本年出品，比较任何同业为窳，不得不亟救办法，以免本厂固有之名誉，丧失殆尽……”
最后要求刘鸿生立即辞退林天骥有的人也力附此议。刘鸿生经过深入了解后，态度坚决而明朗地力主留任，向篑敏伯等人解释说：
“我细细询问与查阅了林君的劳作与实验之过程，确已认真尽力，且颇有进展。科学之事，非同一般，需付出艰深之努力，相当长时间，并不知多少次失败，方得成功。吾闻火柴业最先进之瑞典，设有专门技师，埋头孜孜反复研究此事已达六十余年，方始有今日之成就，何况我国？如今林君愿再以六个月为度，不论成否，届期而止。六十年与六个月，孰短孰长，何不拭目以待？渠意并非留恋，实具一种决心，必欲使其成功，并为名誉计，大有不能不得一解决火柴过霉季之道……倘明年霉季固能解决受潮问题，中国火柴全体不致为世界竞争与科学化之战败也！”
理解人才，保护人才，从宏扬科学与为中国火柴业与科学界争气增光的高度出发，充满信心，下定决心从大局、从长远上解决根本问题，其立足点不可谓不高，其心志不可谓不美，其眼光不可谓不锐。
以说服有力压下了纷纷众议后，刘鸿生又专门找林天骥恳切地作了一次交谈，鼓励之外并做出保证。此后，他便不但保证林天骥的高薪，减除他的一切他务，专事研究，而且常常或委人或亲临存问困难，从优予以解决。
信任、决心与关照更激励了林天骥，他不负厚望，埋头专一，孜孜以求，终于在留试的六个月内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主要办法是改用了一种美国乳胶。时序恰值返潮最剧的霉季，林天骥研究的新火柴投产销售后，完全抗住了返潮，十分坚固，用户甚为欢迎，一时销量大增，原持疑虑者也与大家一道纷纷称赞了起来，更有知机者尤赞刘鸿生有眼光、有心胸，善用人。
借重朱葆三
还在一九二０年，火柴厂已一切就绪，准备开工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刘鸿生又萌新念，办起了他企业的第三大支柱——水泥厂。
火柴厂创办热潮仍高时，头脑高效运行的刘鸿生就在思谋另一个新问题了。那就是在煤炭销售中出现的大量次质烟煤与煤屑问题，既占地又费劳务，且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很令他头疼。他曾多次试图寻找过处理途径，却多数行不通，唯一可行的是用做制造水泥的燃料与参料。制造水泥用劣等烟煤为燃料是可以的，而煤屑正是水泥的参料之一。可如果单纯地推销给水泥厂，一来，如今的厂家不多，二来人家也未必愿买，即使买，给价也绝不会令他满意。
正自思虑不已，有人找上门来了。
原来，上海的一家叫做生锰矿务公司的经理李翼敬很懂得水泥生产而且久有办工厂之志。只是当时兴办水泥厂需资甚巨，许多人无力独资经营，李翼敬也不例外。于是他便串通了英办信和华顺栈的买办刘宝余，一道来找新崛起的百万富翁刘鸿生。
这正中刘鸿生下怀，当即答应共同筹措，并立即着手准备，除联络股份外，他又展开了紧张的调查市场与熟悉业务的活动。很快便一切就绪，了然于胸；股份已联络二十多，预计资金差不多了，水泥的有关业务知识也掌握了，大家就公举他出面主持。可他却认为尚缺一主要条件：水泥是国内新兴的大企业，必得有个资望深、地位高的人物主持，坐镇，方能打开局面与稳定大局。他年轻资浅势难应付，可这个人到哪儿去找呢？他很快地就想到了朱葆三。
朱葆三，浙江黄岩人，一八四八年生，大刘鸿生四十岁，现已七十有二，曾是上海金融界、实业界著名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担任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总长，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间的上海总商会的协理、总理（即后来的会长）。是个论资望，论地位都很理想的人选。刘鸿生发达以后，曾见过朱葆三，于是，略事准备便执同乡晚辈之礼，登门造访了。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们的会面交谈是这样的。
待话入正题，听清了刘鸿生的来意，朱葆三不动声色地问：
“诸君是怎么兴起了兴办水泥厂之念呢？”
刘鸿生端正而有据地回答道：
“晚辈等经过认真察查，我国建筑的大趋势已日渐西化，且必愈来愈为普遍，成为主导形式。而水泥乃西式建筑的主要材料。不仅道路、桥梁、堤防等公用建筑，即便日后的民宅、公馆亦必须大量水泥，因而整个建筑市场对水泥的需求必将日增月盛。欧战前，国内水泥均为洋货，一半来自其本国，一半来自设在其附属国及设在我国境内之厂家。欧战发生，致其供应锐减，国内始得自产。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五个厂家，而且还有两个是日资的。就年产量看，华资三厂共约百万桶，日资两厂共约三十万桶，总量在一百三十万桶左右。而据晚生认真测算，目前国内年用量已超过两百三十万桶，即出现百万桶、数量近半的供差，且需求大有增进之趋势，因此，办厂实为市场所需，销路当十分看好。”
朱葆三对刘鸿生非凡的仪表与得体的谈吐甚有好感，近年又盛闻其名，是以听得很认真，眯起一双老眼，拈着数茎疏须，静静地听，不时地暗含着点头与赞许：
“此子名不虚传，果是有见地、有城府的后起之秀，真个是后生可畏呀！”
但仍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如今欧战已结束两年有余，倘洋灰再大量入境，又当如何？”
刘鸿生胸有成竹地答道：
“如今盛产水泥之洋商均在万里之外，且多凭水运。水泥笨重，又甚忌潮湿，远渡重洋贩运，所需费用甚高，其成本再低也加高数倍，而国内得就地产销之利，成本相对为低，只要质量过关，就必在与洋货竞争中稳操胜券！是以兴办之势，宜速不宜迟，宜坚不宜疑，朱老以为当否？”
朱茂三不觉点头道：
“贤契所论极当！洋灰新业，本埠更无厂家，实为一大缺口，只是……”
略一沉吟，又缓缓地道：
“正因为是新业，如贤契所知国内华商才只三家，可见国人通此技术者更为寥寥，而无质量又无从谈起竞争，这质量又何从保得呢？”
对此，刘鸿生早有所备，因而也知朱葆三必有此一问，乃答道：
“前辈所虑极为此举关键，晚生岂敢稍有疏略？近日以来，晚生已全力搜集了可能搜集的水泥产销情况与相应的生产技术资料，且已基本研讨掌握了其要领，尚有一个更有利而重要的条件，就是有一名叫马礼泰的德国人，是个水泥专家，现任湘北华记水泥厂的工程师，晚生与刘宝金君均与此人效颇深，已事先与之商定，我们一旦办厂，他就应聘来做工程师，且可绍引我们去其国内考察见习、购买设备，晚辈已做了相应的准备，一旦朱老首肯，便诚聘马礼泰，选购最好的德国全套设备，学习德国技术，培训自己的技术底子，只凭朱老一言定夺了。”
朱荷三拈须而笑道：
“好！可好虽好，只是老朽已是到了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七十三了！体力、精力均已不堪重任，且财力不足，恐负诸君厚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