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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子弟屈节相待了。他亲自带人带线，跑到天津的“阳城”、“下蔡”，跑到围观难民的公子哥儿们面前，向他们折价兜售“东亚”的新产品，并指着难民们说：“献一分力吧，他们至今还捂着破棉衣！”他折价卖线给富家儿，再动员富家儿当场将折价买到的线捐给东北难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这样做太丢贬他的身分，他却说：
“身分比起‘东亚’和难民来，又算做什么呢？我虽屈人一头，却一屈三得：既处理了积压，为‘东亚’获取了资金；又让那些人减少了一点造孽；还为难民们出了一点儿力，丢贬些身分面子还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东亚”的一时之利重要，可他却为了“东亚”，毅然许出了“德昌”。由于广泛招股，后来又一再增股与赠股，宋棐卿在“东亚”的股分越来越相对的缩小。可“德昌”，却是他宋氏的独家产业。平日里，他很少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东亚”，为了方便，“东亚”一开工，宋fei卿就将原在法租界六号路的德昌迁到了意租界五马路与“东亚”一道挂起了牌子，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却是为了便于资金周转！
一切企业，尽管考虑得再周到，准备得再充分，一正式启动，必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发生，“东亚”自不例外。尽管副理宋宇涵留美专攻了纺织，重礼聘来的张汉文又是留法专攻纺织的且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技术力量可谓雄厚，然而百长难免一短，百密犹有一疏，他两个人对国内羊毛的精梳精纺的技术要求尚不纯熟，虽只一环，却是关键，使“抵羊”黯然失色；线条不匀，颜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韧性，从外观到手感都不如洋线，而成本却相对地为高，因而启动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危机高压而至。
宋棐卿既冷静地毫不动摇，又积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提出缓拿薪金。
为了交际，他献出了家中细软，却不走公司帐，不要公司还。
为了解决精梳精纺这一关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亲赴山东，为了重金求贤，他罄尽个人所有，甚至卖掉了夫人最心爱的一些首饰，聘请了王启承——齐鲁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王启承在他赤诚的实业救国精神感召与恳求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毅然辞职赴津，做了“东亚”公司的化学实验部主任。经过了认真地一番考察化验，使主要症结，迎刃而解。
在重压下，他为了稳定军心，决然地在公司上层会议上明确表示：
“假如东亚真干不下去了，请诸位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到时候，我将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诸君均分！”
“德昌”是他的，“东亚”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进出口代理商，不是实业；而“东亚”却是实业。仅此而已，他就要弃“德昌”而顾全“东亚”！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企业严寒很快地成了过去，“东亚”的春天欣欣而来，繁花似锦般地日新月异，做为实业，已不只立足而且鹊起于津门、但宋棐卿并无丝毫满足，他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金，于是他调动了两大优势：“东亚”已夺得的市场优势，已获得的市场信誉；人头熟、交际广、善于公关之道的赵子贞，不但使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而且使沪上的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尚有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由于招股与赠股的积累，“东亚”的相当多数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名单长长，贴了“东亚”的整整一面厂墙！其中占了原“东亚”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提供一份“东亚”资本家的名单，以供“清算”与“批斗”！
为了“东亚”、“抵羊”，受操劳他固然某之若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来顺。
日寇占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措手不及，不得内迁，可宋棐卿完全有机会也完全有条件出走，往内地图谋新举。然而他又对“东亚”、“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汉奸，又不肯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弃实业，这就必然穷于应付，常常是困扰不断，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紧牙关，忍受屈辱，硬是母鸡护雏般护住“东亚”，决心与“东亚”共存亡！
抗战胜利后，他抱着巨大的希望，怀着无限的喜悦，欲放开手脚大有作为，可是，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一度又一度地盘剥，不仅使他壮志难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五０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话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说法后，才黯然出走，流落并客死他乡。
宋棐卿历史真面目尚待彻底还清。
他的经营意识，实业救国精神，很值得时人认真一想。
（肖舫） 吴蕴初与中国味精业
吴蕴初（一八九——一九五三），江苏嘉定人，吴蕴初是位值得称道与世人尊敬的中国人，是位对中华民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先后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天山五厂。如果说他是位资本农，毋宁说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与著名的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时人以“南吴（蕴初）北范（天津范旭东）”合称，被誉为化学工业上足堪领袖群伦的两大巨子之一。
资本，不取决于金钱 而取决于素质与知识
他的家业，谈不上富裕，连温饱也不足以保障；他开创实业时，几乎是一文不名。有的只是良好的素质与知识，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也是最可靠、最强大的资本。
吴蕴初可谓出身于清门的良家子。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基本群——本分、善良、勤勉、忠厚，自力更生，与世无争，“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绝无诡诈奸狡之心，亦无巧取豪夺之行。重身分，重素行，亦重仁爱之道。祖上几代，均以教书为业，吴蕴初的父亲吴箫舫一直从私塾教到公学，后来才做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教师。一家十口，老人之外，六个孩子，就全靠箫舫公的洋“束囗”度日，其清贫可想而知。
“穷有穷志气，富有富心胸”，穷得起，也富得起，是中华民族的正派传统，不麻烦他人，不招惹恶人，不亏待好人，不卑服坏人，诗礼传家，正直做人，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家训。吴蕴初的这种“承训”条件非常充分；“饱学”的祖父已是“赋闲”在家，又甚喜欢这个长孙，故自吴蕴初呀呀学语起，便将其所学所悟或直接或间接地一点儿一点儿地灌输给他的“细娃贵崽”。待这个“细娃贵崽”稍大之后，读书之外，老祖父又总是要其伴在身边，教其做些“细务”：洒扫清理，捧烟打水，传拿递取。“细娃贵崽””也做得十分麻利与愉快。吴家虽说不上“出入尽鸿儒”，可也称得起“往来无白丁”，到吴家与吴老爷子攀谈的多是读书人，话题无非是诗书、先贤与时事。由于吴蕴初常伴于旁，“细务”又做得快，多半时间端正了身子，仰起脸儿来望着、听着，先贤名人的许多勤奋向学、英勇报国，正直做人、刻意为民的动人感人的故事，自然激励着吴蕴初；时事的“国耻民难”也对吴蕴初产生着重大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因为事往不久，痛感犹新，在吴蕴初五六岁时，时常听祖父与人谈起这一话题。特别是有几个持新学的亲友，将这国耻民恨谈得更为具体，见解更为深灼。
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鲜东学党起事，朝鲜政府请援于原宗主国清政府出兵助剿。早已着意侵吞朝鲜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本，也以此为借口当即向朝鲜出兵，并占据了汉城附近战略要地。清庭准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诚于当年五月率部赴朝进驻牙山。是时东学党已平。于是，清驻朝道员袁世凯照会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圭介（小孩子自然会听成“大乌龟姐”——外国的坏蛋也没个好名字！）按约同时撤兵。日本岂能失此良机？拒不接受，反以助朝鲜改革内政为由，继续增兵，进而占领朝鲜王宫，发动政变。中日决裂在即，清廷始下令叶志超、聂士诚部戒备，并于六月又派北路军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分别由卫士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统领，是为“四大军”共三十二营，约计一万三千五百人。当月，日本有预谋地水陆并进，攻击清军：水路，日军在半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败清舰；陆路由汉城进犯牙山清军。清政府于七月一日被迫宣战。由于李鸿章妥协避战，致清军处于被动。八月，平壤一战，清军败绩，退回国内。八月十七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十二艘兵舰护送兵船抵鸭绿江口大东沟，次日上午准备返航时，与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礻右亨所率松岛号等十二艘军舰遭遇，爆发了大东沟海战（即所谓“甲午海战”）。日舰以其速度快、速射之长，绕过定远、镇远两舰，袭击清舰之侧翼，使清舰队处于劣势，未几，提督丁汝昌被伤，但是仍立于望楼督战。致远号重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大气凛然地指挥鼓轮撞击日指挥舰吉野号，不幸中鱼雷沉没；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带伤奋战，直至沉没。接战五时许，日舰首先撤离战场。此役，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定远等六舰受创，死伤官兵千余；日本舰队的松岛、赤诚、吉野、比野与西京九受重创，死伤官兵六百余。从此，日本得以控制了制海权。九月，日本第一军渡鸭绿江，入中国境内，十月，侵占凤凰城、九连城、安东（今丹东）；日军另一路，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取道海上，于八月尾自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十月连陷全州、旅顺；十一月陷海城；十二月再陷盖平、荣城并侵入山东半岛，水陆夹击威海卫；转年一月，威海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二月，日军又占牛庄、营口、田庄台，山东半岛陷落。清廷无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日本以二人“不具全权”为由，拒绝与其谈判，清廷只好于二月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二月二十四日起，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宗奥尧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款》，即惯称的《马关条约》。议定，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后来，由于列强害怕日本占利过剧出面干涉，辽东半岛没有割成，却要中国“补偿”“赎辽”银三千万两！
这一切，国人渐为所知，无不切齿，数年愤愤地议论不平。甲午时，吴蕴初才只三周岁，癸已时也只四周岁，可国人盛议时，他就已是六七岁，已进了塾，懂了不少事了。国事之痛，有识者无不扼腕，无论年老的、年轻的时有人来与祖父痛忆此情，赞英雄，骂日倭，慷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且反复多次，不厌其详地陈说，又是如此重大而震撼人心，在灵秀的吴蕴初幼小的心灵里能不打下深刻的烙印？为国家为民族，不计一切，直至献出生命的英雄可敬可佩；欺人霸道的直比土匪还凶的日倭可恨可恶！从几百年前就劫掠沿海，如今又大举进犯，蛮横无理地占我土地，杀我国人不算，还要在大劫大杀之后，要我国出钱“赔偿”；明明是抢占了土地还要“赎”还，比绑票的土匪还要凶恶、残忍不知多少倍，特别是曾有人摸着吴蕴初的小脑袋说：
“那两万万三千万两，连你也得摊上五文钱——你也得拿出你爹爹几天的‘束囗’呢！”
爹爹的几天“束囗”，若是一家十口呢？岂不是爹爹一两个月的“束囗”，也就是说得一个十口之家一两个月的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行！反过来，如果不是被人抢夺了去，那么所有的十口之家，特别是那些不得温饱之家，不是至少可过上一两月的好日子么？——非得强大起来不可！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大肆烧杀，且逼迫清廷订下了《辛丑条约》，索取的所谓《庚子赔款》（“杀人放火掠夺费”！）更高出《马关条约》多多，这些对吴蕴初爱国图强的心理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作用。
原本就具有良好素质，再受了良好的教育与影响，怀有奋发向上的志向，所以在当时当地的一干学童中也甚是不凡与出众，还在未满十周岁时，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０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即考取了“童生”。旧制中“童生”是取得做官资格的最初级“学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库学”，进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监”、“人贡”，再参加“秋闱”的乡试考举人，而进一步参加会试考“进士”。中举即可做官，此时秀才也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于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础条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与十岁的吴蕴初开玩笑说：“阿贵大人还没得扫帚长，就进得学了，好聪明啊！”可是“阿贵大人”，家不足贵，而且属于“贱”类，那学校的执教者不堪为“师”，以门楣变脸色，歧视贫寒，屡屡侮辱吴蕴初，气得吴蕴初采取少儿恶作剧的手段反抗：从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学堂。
不去考那捞什子秀才、举人，学点本事，找个出路，至少可以赚两个钱添补添补家用。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吴蕴初十四岁时（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已）进了广方言馆。由于光绪已于前几年接受了张百熙、张之洞等大员的奏请，厘定了公学各级学校章程与学制，基本上以张之洞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兴办了不少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便是这一时期与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广方言论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外语学校。进这所学校，祖父是反对的，老人家出于爱国心理一向不喜外国的东西，而且也觉得国家太弱，即使外语学得再好，也难得与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这个他最喜爱也最寄厚望的长孙说：
“读洋书，学洋文，到头来国人不喜，外人不用，还不得给洋人去倒夜壶？”
可十四岁的吴蕴初以为，学，他就要也必然学好，学好了，也就学懂了洋人的东西，“我学好了，有了作为，说不定还叫洋人给我倒夜壶呢！”于是，他坚持着进了上海广方言馆。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负有心人的，何况他又十分聪明，没多久就学得很不错了，再加深造下去，那么纯熟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可父亲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饱渐已长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长子、长兄，不能不分担家庭之重。于是只好于学了刚刚一年就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洋书本，仍回到了嘉定县西门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学，凭他学的那点儿“ABC”，做起了英语教师，收入虽说不多，可也于家计不无所补。但是，时局的变化，又使他渴望学习的劲头大大地增长了。张之洞等大臣会订的“学章”，已得正式颁用，决定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年）一科之后，“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各科学额分别停止”。并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充任。丙午会试以后，各省学堂已“办齐有效”，故于当年（一九０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颁令废止了科举，推广学堂。上海兵工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建的，相当于稍高于中专的档次。毕业生多数安排去向是上海制造局，待遇自比小学教师好得多。科举一废止，上海兵工学堂便开始传出了招生的消息，吴蕴初听了跃跃欲试，便向其父箫舫公提出了报考的要求。箫舫公虽深觉家用开支愈来愈大，自己已独力难撑，可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略一沉吟，便应允了。可是有两个条件。今年考不取以后就不要考了——那么点儿底儿，考上与否，实是未知之数；考上了，家里是无力负担的，须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争取自立。吴蕴初信心十足，也十分乐观，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