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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到上海的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和蒋经国。俞不过挂个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独断专行。前几天蒋经国找的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听说不少人已经被捕。周作民看着想着，已感凶多吉少。
周作民被叫入里间，被蒋经国教训了一番，最后冷笑着对他说：
“你没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经我批准不许离开上海！”
回来后，周作民马上活动。经多方说情有所松动，周作民说：
“事不宜迟，替我联系虹桥疗养院。那儿清静，也安全。”
周作民在那所美国人密勒办的虹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总觉心不踏实：小蒋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
押送也罢，护送也罢，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自豪的感觉。
平安的归宿
一九五０年八月，周作民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抗战胜利不久由于政治原因辞去的金城银行董事长。
一九五一年，周作民提议成立“北五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等五家银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并出任董事长。
十月，周作民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任由六十家行庄组成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过来给坐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身边的周作民敬酒，风趣地说：
“很早就听说我有一位出色的淮安同乡银行家极富海量，可惜总没有机会一块畅饮，今日有幸相见，先来三杯然后叙话如何？”
周恩来极有风度地做了个手势，在离去的一刹那间十分自然地向周作民迈近一步，靠在他耳边悄然说道：
“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
声音亲切，真诚。这种来自大人物的不含杂质的亲切和真诚，周作民第一次遇到。
他接触过的大人物可谓多矣。
北洋政府时期的倪嗣冲、徐树铮、熊希龄、段祺瑞、黄郛……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无一不是为自己私利，希望他为他们所用，为他们赚钱。
日伪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日本军界政界财界的要人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是为了拉他下水，希望他做他们的卖国帮凶和抢掠帮凶，坑害民族，蹂躏百姓。
南京政府时期的蒋介石、张群、吴鼎昌、钱大钧、顾祝同、何应钦、戴笠……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有的还在生死攸关时为他消灾免难，可他们看中了他创办的金城和金城投资扶持的若干个工商企业。偌大余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能够为他们巩固政权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质财富，为他们中饱私囊拓宽财路。
众多人物对他亲切对他真诚之最高水平也未超出友人交往之情谊。只有周恩来的亲切真诚是确实为国为民，不掺杂私心，可以信赖的。
那天，周作民的酒喝得很痛快！从不知醉为何物的他醉得酣畅，回到家里便熟睡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周作民赴上海视察行务，心脏病发作，八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二岁。
临终时神情安详，恬静，看得出他非常欣慰，他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地作着重合终点和起点的努力。
他觉得自己的结局很圆满。
在他的眉宇间的淡淡笑意似乎有些动感，那笑意是满足和无憾的外溢，是自豪与慰藉的流露。
（丽君） 唐星海和“保丰”、“庆丰”
唐星海，江苏无锡人，生于本世纪初，一九四八年迁往香港并定居。他所经营的上海“保丰”、无锡“庆丰”两纺织厂，抗战胜利后的头两年，已名满江南，资产已有几十亿法币，当时无明确核算，当为十二万美元。
以新取胜 获得祖传根基
唐氏是无锡大姓，可谓名门望族，“门”，得清末无锡东北隅之首，又“进士及第”，且为一门双进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时；“族”，不仅人丁兴旺，如今已不下数百口，分居国内外，而多有声名显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无锡严家桥并开办布庄起步发达的景溪公唐懋勋为无锡唐家的第一代，则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辈“千”字辈，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内外：国外的三十六“千”无不居于要津：多为企业家、金融家，余为专家、教授；国内的二十八“千”，亦多为著名的工程师或专家学者。六十四“千”中，如今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并正在做着积极贡献的唐翔千尤为显要。唐翔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后留学美国，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并取得了伊利诺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现为香港知名的实业家与纺织专家。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与中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半岛针织有限公事董事长。一九七四年以后，又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向祖国大陆投资，已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就已近二十家。现已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无锡唐氏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些“色彩”一代较一代辉煌、斑斓，尽管不断地遇到艰难、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发达、强盛，是完全符合进化论的。在旧中国时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谓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张与不惜智力投资的巨大花费，得以造就了“千”字辈中的许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启作用，也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父亲并不是唐的“长支”，他本人也不是他这一辈的“嫡长”，但却承继了唐门之业，并予以发扬光大，将在国内的祖业推向顶峰，靠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撷众长的特点。为了明确说明此点，对上几代的有关情况，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荡到无锡扎下根
明朝自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便濒遭倭寇侵扰，初以浙、闽最凶，后波及江苏、山东，虽有许多抗倭名将与义士、盐民奋力抵抗，其势稍减，怎奈明自万历以来便愈加腐朽，再经天启间魏忠贤专权，明争暗斗，怨声载道，崇祯中又“天下大乱”，倭势复炽，唐氏的祖先原本该是古淮扬府人氏，当游居常州武进时，适逢倭患正凶，只好举家随众逃难，仓惶间，唯沿大运河南下，待至无锡倭患已息，又听人说“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今已无锡自然宁静。惠山、锡山、大运河造就了无锡无限风光，赋予无锡高雅神韵，便决心在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并选定了双河庄。幸无倭患，又经几代的渗淡经营，渐渐有了家底儿，便在住家东南方不远处的北塘办起了只有三间门面的布庄，为求吉利，取名“恒升”，这就是唐家的经商之始，也是后来大型纺织业的些微基础，也是自景溪唐公兴办的基业之根。时间大约在清咸丰末、同治初，即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热情真诚待客，敬顾客如上宾是他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得以发达的根本原因，并以一凤泗大贾的！临别赠言，改了字号。那大贾鼓励他要时常如此待客，一再强调“时常”，他就索性将“恒升”布庄改为“唐时常布庄”，也果“时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兴旺发达，到了1860年前，传来了“长毛要攻打无锡”的消息，为避兵灾，唐家又迁至无锡东北的严家桥，距城近六十里，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虽说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一个小汉上，小桥流水人家，长烟垂柳物华，可在当时既僻处一隅，又无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个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为显。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经营，他和儿子虽不及他六弟与侄，可他的孙子君远，重孙翔千（即前文所说的唐翔千）却将其祖业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谓轰轰烈烈，大光门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扬了祖业。景溪唐公创的家业虽大：置地六千余亩，旧业布庄“春源”之外，又开办了“德仁兴”茧行、“同兴”木行，建了唐氏仓厅，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后，就各自中平了。
花开八朵单表一枝
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为：浩镇，字郛郑；滋镇，字保谦；济镇，字若川；（四子阙名，早夭）；漾镇，字申伯；泳镇，字纪云。孙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个个喜欢，景溪公独独更宠爱六房的次子保谦，临终日还特地将其叫至榻前，参与诀别，也正是为此，使他的这个爱孙弃仕经商的。
滋镇保谦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读书时，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实行科举，虽说“洋务运动”此时已然兴起并已渐抬头，然而：“商非正途”、“正途唯科举”的旧观念仍是大占上风。梓良公家道殷实，决意“投资”于儿子的做官上，遂将长、次、三各差两岁的三个儿子几乎是同时送进了家塾。三个儿子读得都不错，特别是长子。后来发现三子反而较次子更好，当父亲的未免有些着急，因为这个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钟爱，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称其为大富大贵，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么行？可打骂又非唐家家训的手段，梓良公就反复诱导，自免不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苦读圣贤书，善理天下事”之类。可是这个二公子却总是不及乃兄乃弟！算术、算盘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数的。因此，哥哥郛郑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转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缓期应考，直到哥哥、弟弟于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两科，乡试中金榜题名，中了举。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得到“进士”名分“正途”为官的资格，而且已可直接经“选举”或自捐为官，甚至直接为知县。因此都被称为“老爷”，自然甚得人恭维，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讥称之为“夹板老爷”（夹在两兄弟之间）！如今还是个“白丁”，处境十分尴尬，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而目下时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所谓挡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他对祖父也敬重如神，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故而更加重视，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遗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孙为官，“学习一业”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学习一业”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不是不从祖父的第一遗训，而是如今“读书中举”已大不如前，中举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做官，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学习一业。倘要做官，经商后一样可捐，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何必必走“中举”一途？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舆论视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商人可以捐官了。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训的“理论根据”与眼下的“事实根据”，说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学习一业”的，也果甚为争气——说句闲话，人的素质不同，又所谓人各有志，别人，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说因材施教，“兴趣教学”是很重要的——他本来喜欢数学，喜欢易物生财，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真是如鱼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砺成器的苦心，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而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并一再嘱托那老板“严加管束，多多教诲”。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须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满了师，而且学得精，帐目记得清晰精当，算盘打得行云流水，谁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将他的产业支柱“春源”布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学徒”，他也确实时时以“学徒”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东家”与职、雇员间的界限，而且不顾奔波劳苦，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大江南北，运河东西，深入各种产棉区考察，认真选购，不断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如顾什舟、张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开阔眼界，觉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闯世界”，梓良公也只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荡成性”的遗训的，力求自立。
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一是从报上看到，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纺织业因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关，且“衣居于首义”，而当时国内的纺纱厂，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他就决定办个纱厂。可他只有两千大洋！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小，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银洋的基金。他经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蔡名文鑫，字缄三，曾与他同赴过乡试，也同落在孙山后，秋闱期间相处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颇精明，家道也较殷实，他就登门造访，详陈办店方略，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当即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０二年，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为“永源生”的米行，经营粮食，并承办起了皇粮。由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时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誉，斗满升平，（秤）抬头走路，开张不久，就后来居上，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生意最为兴隆，很快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又办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个很吉详的名字：“九丰”，于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谦的长兄郛郑先生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久别后手足相逢，家人团聚，自是分外亲热。然而，对唐保谦来说，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一是日本经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二是郛郑先生算了一笔帐，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