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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主义者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经济问题的，弗里德曼否认两大阵营之间存在任何理论的、甚至思想意识的差异。
弗里德曼争辩说，采用IS－LM模型是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以及由于对调整公众想持有和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之差额的调整轨迹所作的动态假定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所有差异。他认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那些自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自认为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方法和分析上发生歧异的关键”（弗里德曼，1970年，第210—11页，及234—5页）。不过。弗里德曼没能解释价格和数量决策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他也没能提出货币变动的效应如何分别归因于价格变动和实际产出变动的任何理论（切克，1973年，第111—13页）。结果，关于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传递机制”的动态学建议，抓住了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可检验、或更恰当地说弗里德曼自己没有提供检验它的方法这一要害。人们谴责货币主义者坚持传递机制的“黑箱理论”，而他们实际上则把传递机制视为调整有价证券持有量的机制，只不过他们把有价证券的含义定得过广，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个的变量能比其它变量占有明显优势。总之，他们把传递机制模式化了，但没有提出它的理论。
众所周知，定性微积分是确立假设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质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测度那种关系产生的实际数量时定性微积分却是一种钝器。如果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本质上是针对各种参数的变动所作调整的速度之争，那么，定性微积分是必要的，经济政策力图控制经济而非仅仅预示经济行为。控制经济通常意味着不仅拥有经济效应信号的知识，而且掌握这些效应的准确数量；某些控制根据定性微积分就能进行，但“和谐的曲调”显然需要掌握比经济变动信号更多的知识。没能提供任何象货币变动效应的定性微积分这样的东西，预示着货币主义者观点的变更。
四、货币主义的第三阶段
在货币主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讨论的框架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问题，不过长期问题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主题，而从第三阶段、大致在1972年前后以来，长期问题则占据了优势地位。现在的主题是，不管价格和数量变动引起的货币量变动的短期效应是什么，由于货币政策长期中对产出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影响，经济预期总会自动调节以适应于货币供给的变动——这就是弗里德曼在“合理预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与此同时，人们建立了大量经济计量模型，找出了货币影响名义GNP、实际GNP和价格水平的各种途径。无论是否认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有任何影响的“尼安德特凯恩斯主义”，还是甚至否认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任何功效的“尼安德特货币主义”都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获胜了：政府现在比十年前更关心货币供给了，比较成熟的凯恩斯主义正在从几个不同的渠道而不只是通过利率变动的投资效应来考虑货币政策的重大影响，后者已经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对凯恩斯所作的不切实际的简单解释。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已经失败了：货币主义从未能够成功地阐明产生其经验结果的因果机制，有时候甚至否认这些结果需要用坚实的因果理论去解释，此外，它也没能驳倒它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任何笨拙的歪曲（约翰逊，1971年，第10，13页）。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证明，在好象正从50年混乱中出现的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分支里，可以抽象出货币主义者的思想。千真万确的是，尽管有成山的证据，但曲解一直存在，且将继续存在。
很明显，经济学家是不会在经验的反驳面前轻易缴械的。与此同时，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五、恢复凯恩斯的原旨
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极端的论战性主张一再出现，然后退出——一方提出，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在无视芝加哥口头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的需求是无弹性的，货币的供给则是外在决定的变量；价格和名义收入的重大变动，总是货币供给变动的结果；货币供给增长的转折点必定先于经济周期升降的转折点；等等——另一方则提出毫无意义的相反的论点。许多争论是以多重目的和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很难记住实际争论的是什么，甚至争论的主角们自己都记不清。①
整个论战对凯恩斯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一直争吵不休，好象不首先确定凯恩斯与“传统”的差别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由于《通论》至少包含有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①，因此有无数种把其内容组合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这样，关于凯恩斯的核心思想的争论便形成了一层学术迷雾，在考虑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论之前，必须首先看穿这层迷雾。在阅读这次争论的材料时，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宏观经济学家们对《通论》注释的关注，比对经济实际如何运行这种深奥的知识的关心更甚。
在我们结束这里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争论中能够取得的两个基本教训中的第一个教训。在论战的第一阶段，弗里德曼实际上运用了“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说，他在作出预测的时候，没有对这些预测作出任何理论的解释；而在论战的第二阶段，他最终甚至无法提出支持其预测的理论。事实证明，他提出的理论不能胜任这些任务，因此，在论战的第三阶段，他通过对预期的与非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区分，采用了全新的理论。这样，在最终的分析中，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放弃工具主义方法论，显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有问题，而是因为它缺乏说服力。
①在对论战的各阶段所作出的大量总结中，我个人认为切克（1973年）、塞尔登（1977年）和迈耶（1978年）的总结是最有用的，各书均有主要著作的索引。
①迈耶（1972）全面地总结和评价了对永久性收入假说所作的大量的一切检验，他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永久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要大于暂时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但消费暂时收入的倾向并不是象费里德曼的理论所暗含的是零。
①第一阶段在弗里德曼1968年的著作中作过总结。
①科登顿（1976年ｂ）发现，至少有三种凯恩斯主义的解释：（１）水压式凯恩斯主义——45°图示式收入—支出理论和IS－LM解释，他们把凯恩斯模型当作一种特例，而不是一般理论——也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或“假凯恩斯主义”，这取决于你的观点。（２）根本性凯恩斯主义——强调改变预期和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就象在《通论》第１２章和凯恩斯１９３７年的《就业通论》一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凯恩斯的方法不可能与新古典传统一致；（３）反均衡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重新论述了一般均衡，其中没有瓦尔拉斯的拍卖商、信息不完整且不完全、价格信号有错误、数量受收入约束、调整价格。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680—3，693—4页）和帕廷金（1979年）。
①例如，弗里德曼总结说（1970年，第217页）：“我认为，把我们的主张描述为‘货币是名义收入变动和短期实际收入变动的全部原因’，是对我们的结论的真正含义的曲解。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时期‘货币都是全部原因’这种表述，根本不能表明我们的结论。”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三章 人力资本理论
一、硬核与保护带
我们把正题转到一种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作出全力以赴的论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宣告了人力资本论的诞生。而该理论诞生本身，可以说是两年以后的事，那时，《政治经济学杂志》出版了它的1962年10月号增补卷，题为《对人的投资》。在这一卷里，在几篇开创性文章中，包括了加里·贝克尔1964年的专题文章《人力资本》的前几章内容。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自发表以来即成为这方面最常为人引用的文章。这样，人力资本论已伴随我们十五个多春秋，在这些岁月里，这个领域的文献，汹涌而出，从未有止，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近来似乎正以日益提高的比率在增加。1963年，出现了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但是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经过60年代中期的一段平静日子后，教科书行业开始兴旺：1970年至1973年期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作者有八位之多，同时还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七部人力资本及其有关问题方面的优秀文章选集。因此，探究一下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或许是时候了。
这种理论是否已经如其创立者的极大期望所愿？从更深入、深刻地捕捉它所瞄准的问题意义上说，它是否有所进步？或者说，是否存在停止不前和大病将至的迹象？
这是运用拉卡多斯的MSRP去检查它对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本身作出哪些（如果有的话）评价的一个黄金机会。利用拉卡多斯的概念，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什么？其次，我们可以提出，框架的“保护带”受到了什么批评，而研究框架的辩护者对这些批评是如何作出反应的？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一种“进步的”研究框架，还是一种“退步的”研究框架，也就是说，框架的经验内容总的说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不难表明，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实例：它不可能降格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只是作为标准资本理论在一些经济现象中的应用而存在；与此同时，它本身是更为全面的新古典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分框架，因为，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人力资本概念或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这样一种思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花费，不仅是为了当前的享受，而且也是为了将来取得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报酬。他们可能购买医疗保健；他们可能自愿要求增加教育；他们可能花时间寻找可能取得最高收入的工作而不是接受最先找到的工作；他们可能购买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他们可能为了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而移居；他们还可能选择工资不高但学习机会很多、从而最终能得到高薪工作的工作。所有这些现象——医疗保健、教育、工作寻找、信息猎取、移居和在职培训——不管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还是社会为其成员所作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做了些什么，而是决策者（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采取当前行动的未来目的。
人力资本理论只增加了一个假定，即决策者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这扩大了与家庭计划、甚至结婚和生育决策的相似性。①当我们现在看到把生命周期思想运用于储蓄理论时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但是，在鲍曼确切地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以前，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作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在那时，肯定没有任何人企图在劳动经济学与社会服务经济学之间寻找出共同的分析基础。
因此，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硬核”名符其实的新颖性，很难有什么疑问。由于对这种“硬核”的投入，对巨大的研究潜力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保护带”充塞着人力资本“理论”——这样说是不会过份的，事实上，其内容是如此庞大，以致于我们很难希望把它们一一罗列。但是，我想，对于我们选出的重点，人力资本理论家中不会有多少人有异议。
①贝克尔等人事实上已经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见第十四章。
在教育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基本理论涵义是，对后义务教育（postpulsoryeducation）的需求，既是直接和间接的上学费用变动的结果，也是对与上学年数有关的收益差别变动的反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有关的传统观点是，对后义务教育的需求是对一种消费的需求，它取决于既定的偏好、家庭收入和上学“价格”即学费。这里面还有这种消费需求也包括消费有关物品的“能力”这层意思，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满足于把它让给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去表明，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学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尤其是其双亲的教育水平。由于这一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教育的消费需求理论从未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升学率，与我们采用的有关具体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在于放弃的收益构成私人上学费用的重要部分这种观念和在学生缺乏作出系统而长远的预测所必要的信息与任何情形下可以利用的信息都被认为不可靠的情况下，学生对劳动市场的收益前景作出系统而长远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反，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一方面也把上面提到的“偏好”和“能力”当作是既定的，同时又突出当前和未来收益的作用，并且论证说，这些收益将比同一批学生之间家庭背景特征的分布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展示出差异。
所以，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和辅助性的假定，要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变为可以检验的有关后义务教育需求的理论，这些假定很显然必须精心设计：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学生不可能轻易找到超出未来收益的目前继续上学所需费用；他们完全清楚学习时所丧失的收益，因此当青年失业率上升时，对上学的需求便增加；当前与上学年数有关的工薪差异，使他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估算当几年后他们进入劳动市场时的工薪差异；等等。此外，这种理论还开始使用两种说法：它主张胸无大志者预测后义务中等教育的总招生人数，比较有雄心者预测高等教育特定研究领域的招生人数，甚至各种三流研究机构的招生人数。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
正如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最先阐述的，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在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看来，人力资本的形成典型地是由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①这就工作寻找和迁居而言的确如此，但保健、教育、信息猎取和劳动培训则在许多国家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由政府进行的。
在美国，人们对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熟悉，以及政府几乎完全不提供培训项目（至少在1968年之前是这样），为①注意，强调个人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本质。业已证明，教育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配置效率，加速了技术进步，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生育率，并且影响了犯罪率和犯罪性质（见加斯特，1975年，第9—14章）。但是，所有这些除了促进个人增加教育需求而外，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并没有任何补益。
强调私人计算提供了支持。然而，无论何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医疗保健和教育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公共部门的事情，这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否也能对公共行为提供新的规范标准问题。在教育方面，不管评价如何，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投资标准：资源配置应使各级各类教育的边际的、“社会的”教育投资报酬率均等化，而且，这种均等化了的教育投资收益不应低于其它私人投资的收益。可是，这种规范标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用同样程度的证实加以支持。而且，所谓的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必然完全是根据可以观测的金钱价值来计算的，非金钱的教育报酬以及学校教育的外在性则一直要求助于定性判断，这就势必众说纷纭（见布劳格，1972年，第202—5页）。这样，所观察到的同一教育投资社会报酬率，常常产生不同的最优教育战略结论。
由于是规范标准，所以，教育的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