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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学普遍认同的一个公理是：“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一样的。国家就不必说了。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的设立，其实就是防止出现绝对权力的一项有效措施。即使是独资的私营企业，仍然是要通过分权和互相制约来实现企业的正常发展。那些以为能够掌握企业绝对权力的企业家们，至少有一点是没有想清楚的：与国家相比，企业没有“叛企罪”，所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人才绝对流失。
男人其实都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权力，一个是美女。这两样东西都能够满足男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不过，这两种欲望即使加在一起，也没有超出动物本能的范畴。如果这些所爱能加上一些“味精”，比方说“成就感”或“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感，那味道就好得多了，就有了一点人性了；甚或，还能再加些上等“鸡精”，例如“使命感”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深明“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悟性，那就有一些神性的超然了。
因此，在官场和商场的权力游戏中，不要忽略身边还有别的男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游戏从来不是一个人玩儿的游戏，学会与人共同来玩儿，才会使这个游戏更有意思。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嘉靖比当下的许多企业家看得透，想得明白。不管怎么说，一部《大明王朝1566》，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大明朝人才济济的场面，嘉靖也正是通过让这些人才多少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并且使这些不同层级上的人才，对于到手的权力产生依赖，并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中上了瘾，才展示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官场权力角逐的历史画卷……嘉靖，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每一个成熟的生命都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人们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逐当中，是不是还能保持理性，牢牢把持住自己真正的需要，善始善终，最后全身而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
一切权力者的幸福都来自于被支配者的幸福。
权力的使用期不会超过个体的生命期，企业家也不例外。
皇权政治的两难（1）
曾经看过一部写秦始皇的电视剧，剧中有一段嬴政与吕不韦的对话，很有意思——
嬴政：“从小你就告诉我，天下是帝王的天下。为什么你现在却又不让我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而要去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吕不韦：“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天下最终就是你的天下；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这天下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天下。”
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在中国人眼里是可以分开来的。历代帝王的“内道外儒”，实际上却成了“知”与“行”的割裂。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开始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解释，形成了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认识论命题。后来由南宋儒家学者陆九渊和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等一脉发展出的陆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命题，成为唯一堪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
有人认为，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陆王心学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群峰中的另一座高峰，一座后人迄今怀着崇仰心境的思想高峰。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学界又出了一位巨星式的人物王船山，他针对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认识论的发展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久前，我与刘和平有一次对话。在对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刘和平自己得出的命题是：“知行两难”。这个命题在我看来，表明刘和平在经历了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思想上的惶惑。“知”难，在于人对这个世界不可全知；“行”难，在于按照仅有的所“知”去“行”，恰恰会碰得头破血流。（在《大明王朝1566》中，刘和平就借胡宗宪的口，说出了他对“知”与“行”的困惑：“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而对于这位剧作家关于“知行两难”的命题，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精神熔历史一炉，思想与形象齐飞”的历史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就是他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个命题的阐释，与其用学术的语言写成专著，不如把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倾注于历史剧这样一个思想的载体，借助再现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来表达这种深刻的哲学思考。
刘和平是这样去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雍正难题也好，还是嘉靖困局也好，都表现出一种知与行的冲突；不论是严嵩的两面性，还是海瑞的偏执性，无不表现出“知行两难”的悖论。而这些思考的共同前提是，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在皇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人遵循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其实百无一用。诚如《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劝说高翰文的那句话：“既然中了科举，就应该在翰林院储才撰书，不应该妄论国策”，更不应该亲自操刀！因为“知行两难”。
这不禁使我想起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他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等。萨特曾经发现，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和论证，总是无法全部展现他的哲学思想，于是便选择了用文学形象来阐释哲学思想。在文学方面，萨特的主要遗产是小说《恶心》、《自由之路》三部曲、短篇小说集《墙》等。萨特的戏剧创作最为世人瞩目。他生前发表了11个剧本，其中《苍蝇》和《禁闭》被誉为现代戏剧的经典式作品。由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存在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法国以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
皇权政治的两难（2）
我无意将刘和平与萨特相比，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对于大众来说，现代思想并不一定非要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来表现，进步的思想也不一定都存在于那些用一串串的定语和状语来精确表达、通篇都是长长句式的论文当中。“形象大于内容”，思想家也可以是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是思想家。而且，只要把思想注入到中国的历史当中去，就一定可以找到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历史片断”，这些片断在注入新的思想，并经过作家逻辑的整合之后，完全可以实现“思想深度”与“市场广度”的结合。因为，只有深度却没有市场的思想，只能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没有深度的思想，即使有市场，也是缺乏营养的“快餐食品 ”。
正是基于“知行两难”的现实观与历史观，《大明王朝1566》的整个剧情发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而剧中描写的所有人都在这种两难中活得很无奈，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官场争斗中，被那无形的命运牵着走。角斗的各方，尽管都是绝顶的聪明之人，但天机算尽，到头来却都因某些自己也无法把控的因素，被迫选择下一个不知后果的应招。一切人的“知”与“行”，都在两难中徘徊。
国库亏空，嘉靖两难：知道严党贪墨，却还要用他们去敛财，并且要把他们提出的“改稻为桑”定为国策。浙江出了灾情，赈灾与“改稻为桑”又是两难，采纳高翰文“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后果如何，无法料定，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嘉靖对领旨谢恩的胡宗宪说：“朕知道你们难，朕也难。我们都勉为其难吧。”
严嵩难，当个总经理，手下得有人干活，干活的人自然要权、要钱，而这些权和钱，都是皇权之下的派生物，给少了，下面不干，给多了，皇帝不舒服，所以他也很不容易。培植一批人固然不容易，因为调教是个大问题，而更难的是，如何对付嘉靖的猜忌与防范，真是如履薄冰！
胡宗宪不容易。他是严嵩的弟子，谁都把他当做严党的人，连嘉靖都话中有话：“做人难，做官难，都不难。不做小人，做个好官，这才难。严嵩对你有知遇之恩，‘天地君亲师’，你不愿意忘恩负义，这是不愿做小人，朕体谅你。可不要忘了，你做的是我大明的官，不是他严嵩的官！”
当嘉靖逼问新安江大堤决口内幕时，胡宗宪不得不说：“……国事艰难如此，倘若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天下立时乱了！皇上现在要问新安江大堤决口之事，臣无言以对，也不可言对。恳请朝廷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彻查。臣的苦心不只是为了严阁老的知遇之恩。严嵩当政20年，到底贪了还是没贪，是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在贪还是他自己有贪贿行为，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言外之意：你们之间分民脂民膏不匀，管我屁事（1561年的胡宗宪是不敢想，更不敢说这话的，这是我 2007年说的）。
裕王难，进不了内阁，上不了场，整天只能闷在裕王府，呆在场外，道听途说，看不到直播，只能看剪辑后的录播，心着急，脚痒痒……
徐阶难，眼下头顶有嘉靖，中间还隔着严阁老，日后有裕王，边上有气壮如牛、心急似火的高拱，还有足智多谋的竞争对手张居正，一不小心不知得罪什么人，日后都有一壶喝的……
吕芳难，跟了四十年的这个怪异主子，一天到晚神经叨叨，不知哪句话没听出弦外之音，就可能犯下杀头之罪。因为他听得太多，看得太多，知道这个主子不是等闲之辈，不好对付……
杨金水难，连“根”都献给皇家事业了，七情六欲都残缺了，捞一点钱算什么？为宫里做事不容易，肥缺招嫉，该打点的地方太多……
郑泌昌、何茂才难，明太祖朱元璋不信“高薪养廉”这一套，只相信用一个“杀”字就能治贪官。名义工资又给得太低，灰色收入还不让搞，这怎么可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经济学的道理都不懂，亏得这些人还当皇帝！其实，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我不造反，只是多拿些银子养家糊口，还不行吗……
李妃难，摊上一个生理和心理都这么弱的丈夫，脾气还挺大，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
皇权政治的两难（3）
海瑞难，当清官难免缺朋友，而没朋友的人，可以做御吏，要做事就难了……
高翰文难，一肚子学问，到了实践中竟然百无一用，爱上一个情投意合高雅端庄的女子，却因“纳妓为妻”，父亲传来话：生不许进高家的门，死不许葬高家的坟，难哪……
沈一石难，宫里的老板、府里的地头蛇、西洋的客户、市场的蚕丝、作坊的工人、手下的随从、后院的二奶、三奶、四奶、五奶，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好嘛，又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不行官场潜规则的海刚峰！嗨，倾家荡产还不如死了清静……
芸娘难，知音者不懂情，痴情者不知音；被当天人，嫁不得；被当贱人，躲不起。真是报恩无门，赎罪无道，怎一个难字了得……
就是小小的县丞田有禄、徐千户、蒋千户、牢头也有诸多难言之隐……
所有的人都被刘和平写得如此之难。小百姓就不说了。那些满腹经纶的皇帝、高官们，或死前或死后都应该会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历史只有后人才能评说，历史只能让后人评说。这是一种宿命。我有理由相信，正在创作中的《大明王朝1587》，这种宿命会以更强烈的方式显示出它的悲剧意义。因为1587年的大明王朝已经埋下了朱家1644年覆灭的种子。
每一个生命都要在时空中演进。嘉靖也不例外。
在明代的17位皇帝中，嘉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个海瑞在为他做反面广告，因为是他造就了海瑞。而在历史教科书中，对嘉靖的评价往往概括为八个字：“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在一般人看来，嘉靖皇帝比较愚蠢，迷信思想很浓，几十年求仙问道，炼丹祈福，不理朝政，不见百官，是个不折不扣的差劲皇帝。而实际上，这位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之一，他的智商要远远高于常人，在心计和城府方面都是一等一的皇帝。他执政40多年，玩弄无数人于股掌之间。在他那个年代，忠臣、奸臣、直臣真是层出不穷。
在《大明王朝1566》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嘉靖的一生都在追求两样东西，一个是生命时间的长度，另一个是权力空间的广度。
嘉靖追求的时间长度，是想让自己长生不老，结果因丹药吃得太多，慢性中毒，只活了59岁（没有吃仙丹的严嵩，一度党羽密布，权倾朝野，但是却能在家产被抄没、儿子被砍头之后，仍然独保其身，直至寿终正寝，活到87岁，谁更有生命力？）。嘉靖为了他的第一个追求，的确花去了很多的时间，用去了大量的精力，填进不少宫里的银子，扯出许多许多的矛盾。恐怕在临死之前，他也没有后悔过，因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权力者都想“再活五百年”（有人借康熙的嘴唱出来了）。
嘉靖追求的权力空间，的确是达到了“远迈汉唐”的水平，在中国帝王中少有。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使用着权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控制住手中的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一切。在他的统治期内，不断地掀起一次次政治斗争的波澜，七八年就来一次，大臣们忙于拉帮结派，互相攻讦，无暇顾及国计民生和边关战事。嘉靖坚信：抓住了权力，也就抓住了一切可用的手段。赢得臣民的敬畏，做皇帝既要有狐狸般的黠慧，又要有狮子般的凶猛。嘉靖也很自信：用他的智慧完全可以牢牢控制所有的人，稳固他的一统江山。他的努力的确没有白费，在世时，果然没有人可以动摇他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大明王朝却在他的“智慧”中渐渐地衰弱了下去。
在《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不愧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把权力交给裕王，但在没有交出之前，他自己要玩个够。所以，他一方面给裕王配备了三个老师：徐阶、高拱、张居正，并让他们进入内阁；另一方面有一套完全听任自己安排的系统，由严嵩、严世蕃、罗龙文、鄢懋卿组成，两个相互矛盾的文臣集团形成矛盾的双方，既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从而让裕王在复杂的斗争中，学会观察官员并学习管理国家。另外，他还有一套监控所有人的特务系统，这就是司礼监和它统领的锦衣卫，如陈洪、朱七、齐大柱等。
皇权政治的两难（4）
当他发现吕芳私下约严嵩、徐阶密谋，瞒着他直接处理浙江的贪墨大案，非常恼火，一气之下，便把这个跟了自己40年的太监总管发配去永陵监修“万年吉壤”。他既不喜欢手下的人给自己留后路，也厌恶手下的人首鼠两端，勾打连环。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控制力，尤其是太监（嘉靖对吕芳的惩戒是很起作用的，而且后来证明了嘉靖的判断是多么的正确）。这人够阴，够狠！把吕芳外派的同时，嘉靖让严嵩回家养病，由徐阶搬进内阁值房当班，而自己呢？又突然宣布闭关。三个元老一夜之间散伙了！大明朝这架巨大的机器似乎突然停止了运转。嘉靖要用变来观其动，而自己却以静制动。
吕芳瞒着嘉靖，让严嵩、徐阶派人打回去的那份供状，竟然又送回到嘉靖的桌案上。吕芳知道出事了。嘉靖这时候才对吕芳说：“百姓家有一句常说的话，帮忙帮忙，越帮越忙。第一次递来的供词你不呈给朕看，瞒着朕跑去找严嵩，找徐阶，还捧上一坛40年的陈酿去劝酒，一个首辅，一个次辅，一个井水，一个河水，这杯酒也是你劝得了的！有些家你能替朕当，有些朕给了严嵩和徐阶当，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美酒在前，白刃在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