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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姆法官皱皱眉，然后慢慢地点点头，说：
“行。法庭将审讯延期到明天早晨10点钟。休庭期间，陪审员不能在他们之间议论本案，也不允许其他人当着他们的面评论本案。”
马卡姆法官敲了一下小木槌，站起身昂首挺胸地大步走向审判室后面的法官办公室。这时，梅森发现德鲁姆给他的两位助手使了一下眼色，这两个人从人群中挤过去，走到玛伊·西布利身边。梅森也扬着头奋力从人群中挤过去，但当他挤到这位年轻女人旁边时，那两名助手已将她包围了。
“马卡姆法官想见你们三个人。”梅森说。
两名助手看上去十分惊讶。
“跟我来。”梅森说着转身从法庭围栏处往回挤。
“哎，德鲁姆！”他大声喊道。
德鲁姆正要离开审判室，突然站住了。
“请和我一起去马卡姆法官的办公室，好吗？”梅森喊道。
德鲁姆迟疑片刻，然后点点头。
这两名律师一同走进法官办公室，两名助手和玛伊·西布利紧随其后。
法官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在屋中间的一张大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文件和一些翻开的法律书。马卡姆法官抬起头来。
“法官，”梅森说，“这位年轻姑娘是我的一名证人，我传她到庭给被告作证，可是，我刚才发现这两名助手看见地方检察官的暗示后便向她靠近，我可否请求法庭指示这位证人在未被传出庭作证之前，不必跟任何人交谈，并命令这两名助手不要打搅她？”
德鲁姆脸涨得通红，走过去一脚把门踹上，说：
“既然你把这事提出来了，而法庭已休庭，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把问题搞清楚吧。”
“可以。”
德鲁姆说：“我本想向这位年轻姑娘调查一下，是否有人给她付了钱让她模仿被告。我还想搞清楚是否有人专门为她做了安排，让她接近这位出租汽车司机并申明她就是那天早些时候坐了出租车并将手绢忘在车上的人。”
“好吧，”梅森说，“如果对你提的问题她都说‘是’，那么你还想干什么？”
“我想搞清楚付钱让她做伪证的人的真实身份，然后给他发一份逮捕令。”
“那个人就是我。这件事是我干的。你准备怎么办？”梅森不慌不忙地说。
“先生们，”马卡姆法官说，“我觉得这场辩论有点儿跑题了吧。”
“一点儿没有，”梅森说，“我早料到会出现这个问题，也很愿意现在就把事情说清楚。没有一条法律禁止一个女人模仿另外一个女人，声明自己是失主并不是犯罪行为，除非声明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丢失物品的拥有权。”
“这正是她进行欺骗的目的。”德鲁姆高声喊道。
梅森笑了，说：
“德鲁姆，你应该还记得，西布利小姐从出租汽车司机手里一拿到手绢就交给了我，而我拿到手绢后立刻给当局打了电话，并将手绢交给了他们。我做的这一切只是想测试一下那位出租汽车司机的记忆力。我很清楚，经你指点之后他会非常肯定自己认得出被告，再怎么盘问也不会使他动摇，因此，我只能用一种很直观的方式，而不是审问的方式来测试他。这也是本人权利范围之内的事吧。”
马卡姆法官站起来厉声说道：“先生们，请肃静。梅森律师提出了一项请求，德鲁姆先生你应该知道这个请求是符合程序的。如果这个人是被告传来的一位证人，那么你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恐吓她。”
德鲁姆气得满脸发青，声音哽咽地说：
“好吧。”
“跟我来吧。”梅森一边笑着说，一边拉住玛伊·西布利的胳膊领她走出了法官办公室。
当他开门走进审判室时，猛然闪过一道耀眼的灯光，同时听见“咔嚓”地响了一声。
玛伊·西布利尖叫着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梅森对她说：“别激动，这是新闻记者在给你拍照。”
德鲁姆走到梅森身边，他脸色铁青，怒火中烧地说：
“你故意导演了这一幕，就是为了搞一个头版头条新闻！”
梅森朝他咧嘴笑了笑，问：
“你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多得很！”德鲁姆说。
“好嘛，不过提意见时可千万要小心哟。”
两个人怒目而视了许久，德鲁姆虽然怒不可遏，心里明白自己吃了败仗，但又无力挽回，只好转身悻然而去。
梅森对玛伊·西布利说：“我不想让你跟那两个助手讲话，但你完全可以跟这些记者谈一谈。”
“让我跟他们说什么呢？”她问道。
“你所知道的一切。”梅森说着举起自己的帽子往外走，走到审判室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六七名记者围住玛伊·西布利身边，热切地询问各种问题。
梅森推开转门，走到门厅里，这时他的脸上仍挂着一丝微笑。
18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室外狂风呼啸，室内散热器不住地发出嘶嘶声，佩里·梅森走进自己办公室，看了看手表，时间正好是8点45分。
梅森打开灯，将一个皮箱放在德拉·斯特里特的桌子上，“啪”地一下打开锁扣，取掉罩子，露出一台手提打字机。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副手套戴上，又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纸和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刚把这些东西放在桌面上，斯特里特就进来了。
“你看报纸了吗？”她边问边关上门，然后脱下身上的皮大衣。
梅森笑着回答说：“看过啦。”
“告诉我那是不是你精心安排的一幕，目的是给对方以猛烈的回击，以便尽快地结束审讯。”
“当然是，”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这不是在走向犯罪的边缘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到律师协会那里找你的麻烦吗？”
“恐怕不会。”他说，“我的盘问完全是合法的。”
“你说的盘问指的是什么？”她问。
“法律完全允许我让几个女人站在一排，然后让萨姆·马森挑出将手绢忘在他车上的那个人；法律也完全允许我指着其中一位女人对他说我认为是这一位；法律还允许我将一个女人带到他跟前问他是否敢肯定就是这一位。”
“这又能怎样呢？”
“那么，我只是向前多走了一步。当我发现他对识别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把握，便利用了他这一点，仅此而已。我找了一个女人，让她穿着和福布斯夫人差不多的衣服，给她身上洒上同样的香水，然后让她告诉出租车司机她把手绢忘在了他车上。自然，他对她说的话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因为他本来就记不大清楚将手绢忘在他车上的那个女人。
“我知道，一旦警察找到他，他就会十分肯定说认识那个女人。他们就会玩这种老把戏，他们让他在不同场合看了贝西·福布斯不下十次，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尽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这样，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有了这种认识。首先，他们让他看着那个女人，告诉他她就是坐他出租车的那个女人。然后，又把他叫进来并当面告诉她他已认出她来了。她没有说话，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这就使得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渐渐地，他们教他如何作证，直到他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检查当局都是这样准备诉讼案的。”
“我知道了，”她说，“可那条手绢呢？”
“要说明是否偷窃，首先要看有没有动机。在本案中，毫无偷窃动机。那女人把手绢给了我，而我又将手绢交给了警察局，而且是在他们尚未发现之前就交给他们并向他们报告了情况。”
她皱起眉头，摇摇头说：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这无疑是你设计的骗局。”
“当然是一种骗局。”他说，“这是别人付钱让我干的事，我只不过是用一种非正统的方式盘问了他，并且是在地方检察官还没来得及用大量的宣传毒害他的大脑之前盘问了他？？德拉，别脱手套。”
“为什么？”她看着自己手上戴的黑色手套问道。
“因为我们还要搞一次诡计。我不想在文件上留下指纹。”
“是合法行为吗？”她盯着他问。
“我想是吧，”他说，“但我不想让别人抓住我们。”
他走到门口关上门，说：
“拿一张纸放在手提打字机上。”
“我不喜欢用手提打字机，”她说，“我喜欢用自己办公室的打字机。”
“就用这个吧，”他说，“打字机也有自己的笔迹，笔迹鉴定专家可以鉴别出打文件的打字机属于哪一种型号，通过对打字机进行比较，甚至可以鉴定出具体是哪一台机子。”
“这是一台新打字机。”她说。
“没错，我准备把它捣鼓捣鼓，让它看上去不要这么新。”
他走到打字机跟前将连动杆扳弯。
“你想干什么？”她问。
“写一份坦白书。”
“什么坦白书？”
“谋杀波拉·卡特赖特的坦白书。”
她睁大一双惊讶的眼睛望着他，说：
“天哪！你用这份坦白书干什么？”
“把它寄给《编年史》本地新闻栏目编辑。”
她仍纹丝不动地站着，心领神会地注视着他，然后深深叹了口气，走到她自己的椅子跟前坐下，将纸夹在手提打字机上。
“德拉，害怕吗？”他问。
“不，”她说，“只要你让我干，我就干。”
“我想这是在薄冰上溜冰，但是如果发生什么情况，我认为我能够使你脱离险境。”他说。
“没事，我愿为你赴汤蹈火。开始干吧。告诉我你想写什么？”
他不慌不忙地说：“我来口述，你用打字机直接打出来。”
他站在她身旁，低声说：“致《编年史》地方新闻编辑。
“尊敬的先生：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发表的对伊丽莎白·沃克的采访记录。她在采访时说：‘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自己打算死在绞刑架上，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一副双筒望远镜观察克林顿·福布斯的住宅，他当时化名为克林顿·弗利。’
“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
“我看到你们发表的评论文章，请求警方理解我，理解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在法庭同意审讯贝西·福布斯之前，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我是杀死克林顿·弗利的凶手。
“这一指控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没有杀死克林顿·福布斯，但我确实杀死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公众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
梅森停顿了一会儿，直到斯特里特在打字机上“喀喀喀喀”打完那些话，等她抬起头来，他说：
“害怕了吗？德拉。”他问。
“不怕，”她说，“继续说吧。”
“这是一份具有爆炸性的坦白书。”梅森说。
“我不在乎，”她说，“如果你敢冒险，我也敢。”
“好吧，接着打下面的话。
“我和我的妻子曾经住在圣巴巴拉，当时我们过得很幸福，我与克林顿·福布斯以及他的妻子关系都很好。从道德方面讲，我知道克林顿·福布斯是一个下流坯子，但我还是喜欢他。我也知道他在和五六个女人玩感情游戏，但我从未怀疑过其中会有自己的妻子。后来，我意外地知道了事实真相，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的幸福、我的家庭，我的一切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决定追踪克林顿·福布斯，然后像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他。
“我用了10个月时间才找到他。当时我发现他住在米尔帕斯路，化名克林顿·弗利。我了解到与他毗邻的一套房子已备好家具正待出租，便搬了进去。我有意雇了一名耳聋的管家，她什么也听不见，所以不可能和邻居搅在一起说三道四。在杀死克林顿·弗利之前，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习惯，我也想知道他待波拉怎么样，她是否幸福。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那套房子。
“这是一项漫长而乏味的工作。有时，我可以偷偷地窥视到我暗中监视的那个男人的家庭生活。有时一连几天什么也看不到。最后，我彻底搞清楚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生活的一点也不幸福。
“然而，尽管我制定了很多计划，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我一直等待机会，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越过庭院来到了我情敌的家中，我一心一意要杀死他并夺回自己的妻子。我把自己写给律师的信交给了我的管家，信里还有一份我的遗嘱，我想把自己的事安排好以防万一。
“我发现那间房子的后门没锁。克林顿·弗利有一条警犬，名叫王子，是一条看家狗，但它认识我，因为在圣巴巴拉时我与克林顿·弗利一直是好朋友，所以一看见我它非常高兴，不仅没有朝我叫，还扑到我身上舔我的手。我摸摸它的头，悄悄地穿过后院来到书房。这时正好碰上我的妻子，她一看见我便尖叫起来。我一把抓住她，威胁说如果她不安静就掐死她。
“她吓得差点昏死过去。我让她坐下来并跟她谈了谈。她告诉我，克林顿·福布斯和他的女管家西尔马·本顿早就有私情，他们之间的隐情比福布斯和她自己还要早。福布斯和西尔马·本顿一起出去了，留下她一人独守空房。厨师阿王也出去看他的中国朋友去了。
“我告诉她我打算杀死福布斯，希望她能和我一起走。她劝我千万不能那么做，说她已不爱我了，和我在一起永远也不可能幸福。她威胁我说要打电话告诉警方，说着就要去打电话，我死死拉住她不放，她便大喊大叫，于是我便掐死了她。
“我永远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情。我虽然热烈地爱着她，但我知道她已不再爱我。她跟我挣扎着，为的是拯救那个背叛了我并让我深恶痛绝的男人。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当我清醒过来意识自己正在干什么时，她已断了气。是我活活掐死了她。
“克林顿·福布斯正在扩建他的车库，水泥浇注工作正在进行，马上就是铺地板。我走进车库，找来了铲子和锄头挖开即将浇注的地板，将她的尸体埋在地下，把多余的土推到房后倒了。我想等克林顿·福布斯回来，可又不敢这么做，我所做的事已使我彻底丧失了勇气。我全身颤抖着，就像被狂风吹动的树叶一样。我知道自己是一时冲动才杀死了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过我知道不会有人发现我。承包商就要浇注车库增建部分的水泥地板，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犯罪事实，我到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用假名租了间房，给自己重新伪造了一个身份并一直住在那里。
“我之所以写这份坦白书是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并没有杀死克林顿·福布斯——尽管我是多么希望当初能杀死他。他这个人早就该死，但他确实不是我杀死的。
“我现在很安全，不会被人发现，也永远不会有人识破我现在的伪装。”
停了一会儿，梅森补充道：“属名——你忠实的朋友。”
梅森等斯特里特打完字后，从打字机上取下那张纸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说：“就这样啦。”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问：
“你准备把它怎么办？”
“参照阿瑟·卡特赖特在遗嘱上的签名，在这份坦白书上伪造一个签名。”
她看着他没有说话，然后走到办公室对面一张放有笔墨的桌子跟前，将笔在墨水盒里蘸了一下递给他，又走到保险柜跟前，拨动转盘打开柜门，取出阿瑟·卡特赖特的遗嘱交给他。
梅森坐在桌子跟前，在纸上认真地练了几次签名后在坦白书上费劲地伪造了一个阿瑟·卡特赖特的签名。他将文件叠起来，然后将那个贴着邮票的信封递给斯特里特，说：“写上《编年史》本地新闻栏目编辑的地址。”
他重新盖上打字机的罩子。
“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她问。
“把它寄出去，”他说，“再将这台打字机藏到警方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地方，然后坐车回家。”
她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前。
她手抓住旋钮正要开门，却又停住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到他身边，说：
“头儿，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这样。”
“不要怎样？”
“不要冒险。”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这样做不对。”
“只要结果是对的就行啦。”
“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说：“我想让他们砸开车库扩建部分的水泥地板，仔细地把那下面搜查一遍。”
“那么为什么不去找当局请求他们这样呢？”
“他们才不会理我呢。他们对我的胆识恨之入骨。他们只想判决贝西·福布斯，所以不会在陪审团面前停止诉讼。他们认定她有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愿听其他任何情况。不管我请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想欺骗他们。”
“把这封信寄给《编年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