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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行驶了很久，漫长的车程中，卡利普望着周围的景象，感觉自己并非身处伊斯坦布尔，而是在另一座城市里。古穆苏佑坡往下通往多尔马巴赫切的斜坡处，三辆市公交车互相穿插停靠，人群蜂拥而上。公车站和共乘小巴车站里没有半个人影。雪花落入城市，专横地压境而至，街灯渐暗，城市里独有的夜间活动沉寂了下来，四周顿失声息，仿佛退回到中世纪的单调夜晚，房舍的门窗紧闭，人行道上空荡荒凉。覆在清真寺圆顶、仓库、违章建筑上的积雪不是白色的，而是蓝色。卡利普看见紫唇蓝颊的流莺在阿克萨瑞街头徘徊、年轻人拿木梯子当雪橇从城墙上一路往下滑、停泊在公交车总站前的警察巡逻车不停地转动着蓝光、从总站发车的公交车里，乘客畏惧地向外张望。年老的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疑点重重的故事，关于很久以前某个不可思议的冬天，金角湾的水面冻结成冰。借助出租车内的顶灯，卡利普在耶拉的专栏上标满了各种数字、符号和字母，但依然什么都找不到。最后，司机抱怨说他没办法再往前开了，卡利普只好在锡南帕夏区下车，开始步行。
艳阳丘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靠近大马路。街道沿着窗帘掩蔽的两层楼水泥砖房（由原来的违章建筑改建而成），沿着阴暗无光的商店橱窗，平缓上坡，来到一个小广场处戛然而止。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阿塔图克的半身像（并不是一整座雕像），正是早晨他在市内电话簿地图上看到的那块长方形标示。一座不大不小的清真寺墙上写满了政治标语，他凭着记忆，选了旁边的一条路。
他甚至不愿意去想像如梦在眼前某一间破烂房子里，那些房子的排油烟管从窗户中伸出，阳台被压得向下倾斜。然而十年前，他曾经蹑手蹑脚来到敞开的窗口，看见了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像的情景，仓皇之下，落荒而逃。那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傍晚，如梦穿着无袖印花棉洋装，坐在堆满纸张的餐桌前忙碌，一只手指卷着一缕卷发转呀转。她的丈夫背对窗户而坐，正在搅拌杯里的茶。一只即将啪地跌落的飞蛾，围着悬吊在顶头的光秃灯泡飞，一圈比一圈更摇晃。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桌子上，摆了一盘无花果和一瓶杀虫剂。卡利普清清楚楚地记得汤匙敲撞杯子的叮当作响，以及邻近树丛中夏蝉的唧唧鸣叫。不过他怎么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转角，旁边竖立着一根半埋在积雪中的路标，上头写着：瑞夫贝街。
他走完整条街后又折返。巷道的一头有几个小孩在掷雪球，另一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一盏灯映亮了上面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眼睛被涂黑，戳瞎。由于所有的屋子都是两层楼房，门上也都没有门牌号码，因此当卡利普第一次经过的时候，他漫不经心没有多注意。等到走第二趟时，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认出了那扇窗户、十年前他不屑碰触的那只门把以及那片晦暗、没有粉刷的墙壁。房子加盖了二楼，旁边增建了一座园圃，泥巴空地换成了水泥地。一楼室内漆黑一片。附有独立出入口的二楼，微蓝的电视屏幕光芒从紧闭的窗帘渗透出来。如同枪管般穿破墙壁指向马路的排油烟管，喷出一股硫磺色的烟雾，宣布着好消息：来访的不速之客打开门后，将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热食可吃，有温暖的炉火，还有一群傻盯着电视的热心好人。
卡利普小心翼翼地踩上积雪的台阶，每一步都伴着隔壁空地上一条狗儿的吠叫。“我只要跟如梦讲一下话就好！”卡利普自言自语，但其实也搞不清楚心里究竟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对她前夫说。等见到她后，他会要求她解释在道别信中没有讲明的理由，接着他会叫她马上回家收拾所有她的东西，她的书、香烟、凑不成对的丝袜、空药瓶、她的发饰、她那些眼镜的盒子、吃了一半的巧克力、她的细长发夹、她孩提时代的木鸭子玩具，然后，离开，别再回来。“每一件关于你的物品，都带给我难以承受的痛楚。”由于他没办法当着那家伙的面说出这些，所以他最好能说服如梦到另一个地方去坐下来说话，“像成年人一样”。等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开始以“成年人”的样子对谈，这时，或许也有可能说服如梦别的事情。只不过，这附近除了全是男人的咖啡馆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该上哪儿找这么一个谈话的地点？卡利普先是听见小孩的声音（妈，开门！），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显然绝不是他的妻子、他二十多年来爱恋的对象、他从小到大的挚友。顿时他才明白，到这里来找如梦是件多么愚蠢的行为。他本想临阵脱逃，但门已经开了。卡利普一眼便认出妻子的前夫，但对方却不认得卡利普。他是个中等年纪、中等身高的男人，正如卡利普所想像的那样。从今以后，卡利普也永远不会再想起这么样的一个人。
《黑书》第三部分 11我们把记忆遗失在电影院（2）
前夫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习惯外头危险世界的黑暗，卡利普也静待着对方慢慢认出他来。与此同时，好奇的脑袋一颗颗冒出来，先是妻子，然后是小孩，接着是另一个小孩，询问着：“爸，是谁呀？”爸爸被问倒了，在原地呆愣了好一会儿。卡利普决定抓住机会溜掉而不要进屋，连忙一口气把自己来访的理由交代清楚。
他很抱歉三更半夜打扰他们，可是他实在是不得已。今天他之所以来到他们家——改天会再来正式拜访（甚至带如梦一起）——是为了调查关于某个人、某个名字的一些资料，事关重大，极为迫切。他正在替一个被诬告谋杀的大学生辩护，噢不，事实上的确有人死了，只不过真正的杀人凶手行踪飘忽，像个鬼魅似的在城市游走，曾经有一度……
故事一讲完，卡利普立刻被簇拥进屋。他才脱下鞋子，马上面前就呈上一双太小的拖鞋，手里就被塞进一杯咖啡，并且被告知说热茶马上泡好。卡利普又复述一遍那位可疑人士的姓名（捏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以防万一），如梦的前夫便接下话头。聆听着男人滔滔不绝的铺陈，卡利普可以想见这些故事含有强烈的麻醉效果，很快地自己将失去知觉，走不出大门。事后，他记得自己当时曾想过，说不定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就能够发现一些关于如梦的线索，至少有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种想法更像是晚期病人接受手术治疗前的自我欺骗。他好不容易终于走出了那扇他以为永远不会再开启的大门，这时他已经聆听了如梦前夫如水库泄洪般奔流泉涌地讲了两个小时的故事，并从中得知以下事实：
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多数东欧和美国的犹太人，都是犹太哈扎尔王国的后裔，一千年前定居于伏尔加河与高加索山之间。我们也知道，哈扎尔人事实上是一个接受犹太教的土耳其部族。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之间血脉相连，关系极其密切。多么有意思啊！过去二十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形同手足的民族四处迁徙，势力此消彼长，仿佛同时在一首神秘乐曲的伴奏下跳舞，但始终碰不在一起，总是错身而过，像一对绝望的孪生兄弟，注定一辈子纠缠不清。
地图拿来后，卡利普马上从故事的麻醉剂中苏醒，他站起身，动了动被暖气烘得懒洋洋的肌肉，然后望着摊开在桌子上的故事书，他惊异地看着充满了故事的地图上用绿色钢珠笔标满的箭号。
主人开始说，他认为历史的对称性是件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现在经历了多少幸福快乐，到头来便将经历多少悲惨痛苦，诸如此类。
首先，一个新国家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兴起。这一回，他们不会像一千年前那样，引进新移民来组织这个新国家。相反的，他们会把旧居民改造成为符合他们理想的“新人类”。甚至不需要读过伊本·赫勒敦，谁都猜得出，为了改造我们，他们必须切断我们的记忆，把我们变成一群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时代背景的游魂。众所周知，博斯普鲁斯区山坡上和贝尤鲁小巷里有几所阴郁的传教士学校，那里的人给学生喝下熏衣草色的液体，以摧毁我们的国家意识。（“记住这个颜色的名称。”妈妈一边专心听她丈夫讲话一边说。）后来引发了一些化学后遗症，西方团体基于“人道立场”，认为这种方法过于鲁莽而危险。从此以后，他们便采取一种“较为温和”、有效也更为长久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他们的“音乐—电影”。
显而易见，此种电影方法是利用美丽女人的脸蛋图像、教堂管风琴整齐而辉煌的音乐、令人联想到赞美诗的视觉重复技法，以及各式各样抓住观众视线的画面——酒、枪、飞机、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所使用的教学法，此种手段被证实更为彻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还有谁听过这一串显然事先写好的冗长句子：附近邻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贝尤鲁的电影院开张没多久，就造成几百名观众失明。有些人意识到加诸在身上的恐怖阴谋后，决定抗拒，然而他们的怒吼却在警方和脑科医生的压制下噤声。如今，他们只能通过卫生署给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们发放免费眼镜，以减轻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然而终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冲突还是会爆发。当他看见几条街之外，一个十六岁少年朝一张电影海报发射空包弹时，他很快理解那是为什么。还有一个人，携带了好几罐汽油到一家电影院里，当他在大厅被保镖围捕时，他大声要求对方把他的眼睛还回来。没错，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经看见旧日景象的眼睛。还有报纸上以前报道过，有一个马拉蒂亚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电影看上了瘾，结果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丧失了所有记忆，连回家的路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类似的故事多到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都是关于一些人在看了电影后，因为太过向往银幕里的街道、服饰和女人，以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从此变成废人。无以数计的人们把银幕上的角色当作自己，荒谬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被众人视为“有病”或“变态”，甚至我们的新统治者还邀请这些人进入其合伙体系。我们都被弄瞎了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黑书》第三部分 11我们把记忆遗失在电影院（3）
男主人，也就是如梦的前夫，现在想要知道，难道没有任何政府单位察觉到电影院的兴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吗？他想要知道，难道妓院和电影院开在同一条路上只是纯粹巧合吗？他进一步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面都要那么暗，那么彻底而残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梦小姐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个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里。（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随着他的手指甲。）他们把政治宣言从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时设法保留原文的风味；他们搜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物的谈话，以此种新文体撰写政治预言，经过打字和影印之后，发给那些他们永远不会遇见的人群。事实上，他们只不过，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真有人相信了他们的化名，误以为他们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时，他们多开心呀。有时候，其中一人会忘掉了在电池厂里长时间工作的疲累，或是写文章和寄发传单的费神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辗转弄到手的新身份证。在青春的热情与乐观之中，他们常会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是个全新的人了！”他们会抓住机会怂恿对方说出这样的话。多亏他们的新身份，他们看见了一个过去未能察觉的新世界，并读出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本崭新的百科全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你读得越多，百科全书就改变得越多，你也随之蜕变；于是，一旦你读完了它，回过头去再从第一册开始重读这个百科全书，这时你会陷入错乱，被书页中新发现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晕头转向。（接下来主人的演讲就这样迷失在百科全书比喻的书页丛林里，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注意到餐具橱的一层架子上，摆放着订报纸时一小册一小册随刊附赠的《知识宝库》全书。）然而，如今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他们”为了模糊焦点而设下的阴谋：我们乐观地以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夫妻俩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大堆标志、文字、宣言、照片、脸孔和枪械之中，再也归纳不出任何意义。那个时候，这栋房子还兀自矗立在荒凉的山丘上。一天夜里，如梦把几件衣物塞进她的小袋子里，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回到她认为安全的旧日家庭与生活中。
讲到慷慨激昂处，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让卡利普不时联想起兔巴哥）站起身来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头昏脑涨。他继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破解“他们的”把戏，那么我们必须返回源头，回到万物的起点。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来：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一个“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或“传统市民”的住家。室内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旧沙发椅、合成纤维的窗帘、边缘画有蝴蝶的瓷釉餐盘、一个难看的“餐具橱”，里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来访时会拿出来的糖果盘和从来没用过的利口酒杯组，以及被打得烂烂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梦——一个受过教育的美丽女人；她比较像他自己的母亲，平庸，单纯，无害（这时太太冲着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读不出来）。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假使他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是老样子的话，父亲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现在过的想必没有两样。这样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选择。他清醒地过着此种生活，坚持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此阻挠一场千年阴谋。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以铺着那块针织垫布，是因为这种家庭的电视机上一定得铺块类似的垫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餐桌上的凌乱，剪下折价券的报纸被扔在一旁，被拿来当作针线盒用的巧克力礼盒边上沾到的果酱，甚至包括不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事情，比如被孩子们折断的形状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炉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观察，仿佛在看一部电影，倾听自己和妻儿谈论的事情、审视全家人围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样。当他发现，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正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样子时，他满心欢喜。如果说，幸福就是能够有意识地过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么，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仅达成了幸福的条件，还粉碎了一场千年阴谋，这使得他的快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设法挤出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卡利普站起身，嘴里一边说外头又开始下雪了，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尽管喝了那么多茶和咖啡，他仍觉得自己随时要昏厥过去。主人挡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听他继续说：
他很遗憾卡利普先生必须回到伊斯坦布尔，那儿是一切堕落的起点。伊斯坦布尔是善恶的指标——别说是住在那里了，就算只是一只脚踏进伊斯坦布尔，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认失败。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画面。无可救药的人群，破烂的车辆，逐渐沉入水中的桥梁，堆积如山的锡铁罐，遍布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标志，难以辨识的海报，毫无意义的残破广告牌，颜料斑驳退色的涂鸦，啤酒和香烟的图片，不再呼唤群众祷告的宣礼塔，一堆堆的瓦砾、泥巴和尘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废墟残骸根本没有希望。如果说会有什么复兴运动的话——主人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在奋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从这片被贬为“水泥贫民窟”的小区里萌芽，原因在于，惟有这块地区保存了我们最珍贵的本质。身为此小区的创建者、开拓者，他深感骄傲，并且邀请卡利普也加入他们，甚至就是现在。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