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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驼原是良家子弟，中等以上智力，性情和蔼。他很有前途。不幸的是希特勒侵略了波兰，他父亲死于斯大林格勒。波多驼饱尝了战后柏林的艰难岁月：黑市，各种小偷小摸。他与儿时的好友罗希结婚，1951年他们有了个儿子叫米基。但是罗希的父母不承认这桩亲事。
1952年波多驼移民加拿大，并决心重新生活。他在一家农场当雇工，后因一个小女孩用喷水枪喷他，他吓唬了这个小女孩而被解雇。他在蒙特利尔干过许多职业。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人企图偷她的首饰。他因行为不规而受处分，被引渡回国。他坐七海号船一直到不来梅，然后到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最后到达伦敦，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伦敦警察署很快就掌握了波多驼以后的经历：坏分子怎样以米克·科拉多的名字成了索罗酒吧的常客，在那儿他显摆了自己的手枪。他又如何沦为盗窃犯，一直到那倒霉的一天，他盗窃了若安·奥阿拉的套间。但是，盖格·波多驼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在克莱尔蒙旅馆的小房间里，百叶窗一连四天都未曾打开过。波多驼在里边猫着，不吃饭，只是抽烟和喝水。在这四天中，他处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这样便引出了故事的后半部。
在这四天中，他躲藏在这家旅馆里，暂时逃脱了1万7千名警察的搜捕。他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绳索正在慢慢地抽紧。抓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只需要几分钟。
逃跑是很素的。所有的港口和机场都有了他的照片，因此，他只有等待。从收音机里他得知他的照片刚刚到达伦敦，已发到1万7千名警察手里。他还知道今天早晨报纸把他的照片也登出来了。从皮卡迪丽到索罗所有的报亭里都张贴着他的照片。
他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门的撞击声、电梯上下声。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抓他？这种难熬的等待他受够了。
维巴尔侦探带着一群警察来到克莱尔蒙旅馆。他们的任务是谨慎地检查一遍诱饵的所有住宅。他们毫无信心地干着。因为苏格兰场开始怀疑波多驼已经藏到东德他母亲那里去了。突然侦探的目光停留在一张住客登记卡上：一个叫卡迈的加拿大人，住在15号房间，已有三个星期了。
侦探要求增援部队和警犬乌黑旅馆。然后他要求旅馆老板敲敲4层15号房间的门，以证实卡迈是否在房间里。
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电梯上上下下的嗡嗡声使房间主人心惊肉跳。走廊里的脚步声近了。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谁？”
他半打开门，然后见到老板微笑着：“对不起，打搅了。我来看看床铺好了没有。”
那人松了口气。他同老板的关系挺好。另外他居住时登记的名字是卡迈。他决定重新躺下，脱掉鞋，盖上床单，再点上一支烟，打开收音机。温柔的音乐荡漾在整个房间里，他闭上眼睛，觉得不那么恐惧了。
老板下了楼，对维巴尔侦探说：“他在屋里，好象挺镇静，穿着衬衣，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维巴尔侦探上了四楼，径直向15号房间冲过去，想把门撞开。但他改了主意，先敲敲门：“开门，警察局的。”
在一刹那间，什么反应也没有。身体高大的尚贝尔上尉去撞门，没受到什么阻碍，门突然被打开了，正撞在波尔驼的脸上，使他打了个趔趄，先碰到椅子的扶手上，然后摔倒在地，头撞在壁炉上。
体重100公斤的尚贝尔以全身力量压上去，其他警察一拥而上，捆住了波加驼的双脚双手。尚贝尔发现波多驼眉肌处流血，就令他平静些。波多驼挣扎了几下，突然一动不动了。尚贝尔压着波多驼足足有三、四分钟，发现他失去了知觉，就让他靠在床上。警察往他脸上泼了凉水，他才醒过来，眉骨处仍在流血，眼睛已经肿起来了。然而警察发现波多驼机警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的举动，因此他们就把他双手反绑在背后，检查他的袜子里是否藏着刀片。
尚贝尔发现他浑身哆啸得很厉害，似乎他很怕冷。于是尚贝尔给了他一条毯子。为了确定他的身体状况，警察扶着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他一直在发抖。
当警察认为波多驼可以走动时，就把他带出旅馆。因为有许多记者在场，他们用上衣盖住他的头，以避免过早地辩认出其身份。波多驼被押到警察局。
后来后来警察局做出如下报告：他在警察局呆了36个小时，无法证明他有罪，因为警察局的医生发现无法同他交谈，也没有发现他作案时使用的手枪。因此，只好把他送到医院。
根据给他作检查的医生说，乍一看，波多驼并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损害，但是他好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拒绝吃饭，然而看管他的警察发现他好象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脑部透视：没有骨折。腰脊穿刺：脑脊髓液有一点血。阿尔韦大夫的诊断是：大脑受到轻微的撞击，但也没法治。
新闻界对这次逮捕十分感兴趣，有的报纸暗示，波多驼可能遭到要为同行报仇的警察们的痛打或警犬的咬伤。然而尚贝尔澄清说警察没有使用警棍，也没有一个人使用武器，警犬一直在窗户外，好久以后才被放进屋里的。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波多驼藏在旅馆阁搂里的手枪。7月19日波多驼的状况有所好转；他问他为什么在医院里。阿尔韦医生作证说，他的记忆遗忘症不是装出来的。波多驼问看守要扑克，而且很正常地跟他们玩扑克。他甚至会下国际象棋，他说他自己从小就会下。
当指派给波多驼的辩护律师到达医院时，医生给他看了医疗诊断书。诊断书上说，波多驼无法接受提问。《每日快报多写道：波多驼在睡眠中发癔症，受折磨，7月20日阿尔韦大夫宣布波多驼可以接受审问了，他可以懂得对他的指挥的性质，但是他的供词的价值还不能保证，因为犯人住进医院的原因是患了遗忘症。
波多驼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可以审判一个对其犯罪毫无记忆的人吗？但是他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吗？专家们意见分歧。阿斯比大夫认为他是真正遗忘症患者，莱斯大夫却认为他是假装的遗忘症患者。勒里斯比大夫也认为是装的。然而拉尔班和爱德华大夫认为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
于是法庭作出不利波多驼的裁决。法庭没有接受他患遗忘症的说法。
这个被专家们称作“遗忘症患者”的人终于被留下他的全部财产——6个先令5个便士全部交给了被害者的遗孀。
不出所料
1964年5月16日上午近11时，洛杉矶警察局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
“我这是金房子旅馆，快来，3170号房间的房客和他妻子站在外边的窗台上。”
接电话的警察觉得有必要让他讲得更明白些：“他们在窗台上干什么？”
“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说，大概是想往下跳……”
“第几层？”
“22层，最高一层。”
“你们通知消防队了吗？”
“通知了。”
几分钟后，警察局37岁的哈利·卡姆弗上尉戴上他的软沿帽子跳上汽车投入战斗。他松开领带，因为天气已开始热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类案子，因为警察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要是结果好，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案子；要是结果不好，人们就会说三道四，指责警察的愚蠢和错误的行为。
当哈利到达大街时，从很远的地方他就看到站在马路上的一群人，他们抬头望着金房子旅馆的22层。人群中间有一辆红色消防车，消防队员困难地在人群中组织营救。到处胡乱地停着汽车。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一古脑地朝房子对面跑去，几分钟后对面房子的窗户都被他们占领了。
哈利是个极有条理的人，他甚至没有朝金房子旅馆22层的窗台上看一眼。眼下最重要的是使这混乱的场面恢复秩序。他通过无线电要求维持秩序的警察让车辆绕行，以便消防队员能够拉开他们的救护网。干完这事，他下了汽车，抬起头，用帽子遮住太阳。
在高处，窗台上有一个男人站着，他挽着袖子；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蹲在他身旁。一直极为冷静的哈利发现窗台还是挺宽的，足有70至80厘米。他从第一层窗户往上数。一直数到顶层，的确是22层。
他心里计算着：一层大约3米，那么就是56米，严格地说，这个高度消防队的救护网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或者掉到网外，或者从网中穿过去。至于说那大梯子更无济于事。梯子只能伸到第12层。更糟糕的是，在高处人们无法行动，因为老式的大楼不象今天的那样有平台。
当时的摩天大楼的顶楼就象教堂、城堡或老古建筑似的，建成尖塔式，或列柱式。金房子旅馆22层顶上是一个巨大的根本无法进入的希腊式柱头。结论：救护只能在旅馆内进行，这便完全要使用心理战术。
有件事令哈利不解。如果说这种自杀或以自杀相威胁是十分常见的话，但是他从未见到过两个人合伙干这种事。哈利走进3170号房间，小声地对两名陪着他的警察谈：“让这些人离开，这里的人太多了。”
金房子旅馆副经理从窗户里探出头。在双层窗帘之间，风刮着他的头发。上尉听到他愤怒的声音：“你们疯了！你们没有权利让大家为难！”
从窗台处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肯定是令人不愉快的话。因为脸刮得极好的副经理厌恶地转过头来。这回是经理替下了副经好的位子，他站在窗边，从窗帘中间探出圆脑袋。
“我的朋友，好好想想，”他说。
他没再说什么，这次哈利清楚地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已经想好啦！您以为？正是我想好了我才站在这里的，让我安静些！”
经理和副经理互相看着，他们准备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也是完全无用的劝说。尽管他们抗议，哈利仍然非常彬彬有礼地让他们离开房间。然后他从窗帘中间伸出脑袋，朝左边看，他看见站在窗台上的男人离他的窗户只有1米远，也就是说几乎是一个胳膊的距离。那男人是个高个子，长着一个圆脑袋和扁鼻子，他身旁是他矮小的妻子。
他挽着袖子站着，脸朝外，背贴在被太阳晒热的水泥墙上。他看着越集越多的人群和由消防队员拉起的可笑的救护网，他的手平平地放在墙上。
男人旁边蹲着一个女人，她的小红裙子被风刮到腰间。她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好象被吓坏了。风把她的金发吹到脸上，但是她不敢用手去理一理。
哈利馒慢地坐在窗台上，男人看到了他。
“您是警察？”
“是的。”
“那您别动，要不，我就跳下去！”
“您放心，我不会动的……”哈利说，“我在这个高度总觉得头晕。”
沉默了一会，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您看见您妻子了吗？”
男人转过头看了他妻子一分钟之后，又用怀疑的目光盯着警察：“看见了，怎么样？”
“她快吓死了！我觉得她不想死。就为她您放弃这种做法。”
男人爆发出一阵恶意的笑，并吐出几个极其粗俗的字，这使警察明白：他是个坏蛋，他妻子也是个坏蛋。
男人的动机是用自杀来威胁，但同样是对他妻子的惩罚，现在就得以这种新形势来考虑问题了，这时，警察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看见两个男人，一个是警察局的心理专家，另一个是牧师。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他小声地对两个男人说，“我觉得他在对付他老婆，我不认为他真想死，大概也不想杀死他老婆。只是一种惩罚而已。”
说完，哈利大胆地搜查起房间。第一件映入他眼帘的就是一只女式皮包，里面装着一张法国航空公司的机票，起点是巴黎，终点是波利维亚的塔希提岛，中途停机站是纽约和洛杉矶，机票上的名字是弗瑞布太太，时间是1964年5月11日127号航班。
从走廊里传来噪杂的喧哗声，这条走廊是上尉通往电梯的必经之路，有两个穿警服的警察把守着。
记者在大厅里围住看门人，想打听这个事件的细节。哈利从柜台上把看门人揪了出来，把他拉到经理办公室。
“您认识那两个要跳楼的人吗？”
“不认识，”那看门人说，“我只认识卡耶先生，他每年来这里一两次……但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
“卡耶先生是谁？”
“是个法国人，在香料业工作，几天前他预定了房间。”
“为他自己预定的？”
“不是，是为弗瑞布太太预定的。她刚刚到这里24小时，她要去塔希提岛。对她来说旅途很长而且很疲劳，卡耶先生对我说，她该今晚动身。”
哈利检查了女人的护照：弗瑞布太太，1934年2月3日生于法国，居住地址：巴黎16区道克德－布郎大街34号……他想了想，高声问道：“那么说如果那个男人是她丈夫，他就叫弗瑞布先生啦？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向我问了弗瑞布太太房间的号吗，然后迳直上楼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哈利摘下电话，直接挂通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国际刑警组织应该派个调查员到巴黎的道克德－布郎大街去，他急切地要了解一切，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弗瑞布先生和太太是何许人也？他们是同居还是分居？那边有人认识卡耶先生吗？他们与他是什么性质的关系？等等，等等。
哈利要求见见第一个发现弗瑞布先生和太太站在窗台上的人。
不一会儿，人们给他带来了一个壮实的妇女，当她讲述她所看到的一切时，尚心有余悸。
她走进房间收拾床铺时，她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只腿跨过窗户，怀里抱着死命挣扎的弗瑞布太太。他把她放在外面的窗台上，粗暴地对她说：“把你推下去。”
然后男人也从窗户上消失了，清洁女工先是吓呆了，然后她慢慢地朝屋里移，从窗帘中把头探出去，下边什么也没有，右边是空空的……但左边……男人在那，他把他妻子推到一边好给他留出位子。
清洁女工所说的话只是：“您要跳下去？”
“是的，”男说，“我和我妻子一同跳下去。”
就是这些。哈利听完之后回到3170房间，在电梯里他看了一眼时间：正午2时，在3170房间，心理学家和牧师轮流地同男人说着话，以阻止他跳下去。
“有新的进展吗？”哈利问道。
牧师向他讲了他们的对话，对话挺简单，他亲切地对男人说：“先生，回来吧，我们一块考虑您的问题。”
男人回答道：“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您愿意让我帮您跨进窗户吗？”
“如果您本人或其他什么人企图靠近我，我就跳下去！”
哈利走近心理学专家：“依您的意见，您认为他会跳下去吗？”
心埋学家指了指对面楼房的窗户，真可怕，每个窗口都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和话筒。摄影机对准了3170房间，至少有15架摄影机，对于现场直播的电台和电视台来说，这是个意外的精采节目，若是想在两亿美国人面前表现出勇敢的样子，那男人只有一条路。就是跳下去。
然而，当哈利从窗帘把头探出去时，他的目光同绝望者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并没有给哈利下决心去死，或下决心杀死他妻子，或者两个同时去死的印象，他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但是他在等待什么呢？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整个美国大概都饶有趣味地随着电台或电视台实况采访关注着事态和发展，一直到下午时，男人和女人都没有动，女人干脆躺在窗台上，脸冲着墙，而她丈夫却蹲了下来。
心理学专家、心理分析家、各类预言家、冒险家从各处冒出来，但被维持秩序的警察无情地阻挡回去。电报、电话也纷纷打来，以致使负责此案的哈利不得不同国际刑警组织所在地华盛顿建立了直接的电话联系。
快到15时30分时，终于收到了国际刑警组织送来的第一份情报。弗瑞布家里无人，但是调查人员成功地找到了弗瑞布太太的父母，下边是她父母讲的概要：弗瑞布夫妻结婚已有6年，但近来他们开始反目，几个月前，虚弱而漂亮的弗瑞布太太遇到了法国香料公司常驻纽约代表卡耶先生，他们决定在塔希提岛度过蜜月之后定居美国，弗瑞布太太害怕她丈夫发怒——她丈夫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但脾气是极暴躁的，昨天夜里弗瑞布太太给他留下一封告别信后便偷偷地上了飞机，那位叫卡耶的先生处理完几件公务之后应该今晚与弗瑞布太太碰头，然后他俩一同飞往塔希提岛，但是弗瑞布先生不肯善罢干休，他四处打听，终于知进了他妻子的下榻处，他声称要杀死抢走他老婆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