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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半功倍之效，再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又待何时？他决心显示一下自己的非凡才华。“现在时代的最大特点，”他喃
喃自语：“就是要敢想，敢干，哪怕闹它个天翻地覆都没有关系，怎么想，怎么干，都有理。它符合神话时代的大方向。”
他感到浑身是劲。想什么都像吹口气那么容易，人世间，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只要能想出来，就能做得到。
北戴河会议之前，曾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康生以中央广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教
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错误。”他在向会议作的讲话中突然严厉批评了教育部：“第一个五年计划，花了不少钱，没
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很有害，没有起到好作用。”随后他就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
无效。这些规章制度是些什么东西呢？”他摆出一副关切学生的样子说：“是套在学生脖子的绳索，谁套上这种绳索，
谁就动弹不了。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索匠铺，放绳子。”
“教育部犯了严重错误啦！”人们心里嘀咕着。会场笼罩着一股紧张，不安的气氛，教育部的干部，上至部长，下
到一般工作人员，都像当头浇下一桶冰水，浑身凉透了。在这种泰山压顶之势面前，每个人不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各自
进行了检查。
第十章时代的“吹鼓手” 2
北戴河会议后，康生游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于对中央首长的尊重和热爱，华东师大作了充分准备，从校园到
礼堂，都清扫得干干净净，举行报告会那天，十分隆重，就像迎接一位贵宾似的。校长恭恭敬敬地把这位闻名的教育改
革家引进会客室，休息了一会，便陪他走进会场。参加报告会的师生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康生。
“康生对于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设想，对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是个极大的鼓舞。”主持会议的校
长一开始先作了介绍，然后宣布：“现在请康老作指示！”
接着，康生开始了他那长篇大论的报告。他强调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破除旧的教育制度：“我走过不少地方，也
看了一些地方，给我的感觉，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你们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来看看，零敲碎打不行，
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呢？”说到这，他显得有点激动：“要彻底否定
旧的那一套，他们搞的那套制度，都是套在学生脖子上的绳索，没有一场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
几天之后，他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又号召学生“要革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他说，“基础课
教育，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和垃圾，是虚假的理论……今后根本不需要什么教学计划，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
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课只讲十分钟就够了；从前认为讲足四十五分钟，才是好教师，其实，这是最差的教师。”
“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要放假，他们也说不清楚，理由无非是两条，其中一条认为学校是脑力劳
动，所以要放假。”这时，他改用一种质问的口气道：“我向这些生理学家，医学家提出一个问题，中央领导人算不算
脑力劳动？我想，我们也算是脑力劳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放假？”
康生鼓吹的教育改革中，有一项就是“停课闹革命”。只要听说那个学校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了，他便会闻讯赶去。
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全体师生，正根据康生的指示，决定“停课劳动建校”，
他们挥汗如雨地劳动着，一个个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师生们正干得起劲时，康生来了。他一下汽车，便兴致勃勃走到
工地。
“同学们好！”他摆出一副中央首长的派头，站在人群里，以赞扬的口吻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文化革
命。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神秘，挑土和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中旬，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校长会议上作报告说：“同志们！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压力还
不够，逼得也不够，必须强迫他们下乡，去劳动改造，如果他们现在已经感到四面楚歌，就再给你们加点压力，再逼他
们一下，让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被一的前的反右派运动吓得心惊肉跳，一颗心终日都提在嗓子眼上。如今什么反保守，反
右倾，反中游，反秋后算账派，一个劲儿在进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来一顶帽子，康生还嫌给知识分子头上载的
紧箍咒不够紧，他还要给你们施加压力。
一天，他跑到安徽农学院，对着一批教师训斥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不愿意下农村，嫌那里苦，那里累，那
里脏；有人为了逃避下农村，已经发展到抢老公的地步了。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抗，你们对抗，我们也有对策，你们必须
辞职，我们开欢送会。”
当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些老教授对报纸上颂的产量发生怀疑，不相信一亩地会收几万斤、几十万斤粮食时，他勃然
大怒起来。这还不了得，这不是像去年右派进攻一样？怀疑党的政策，也就是反党。对此，他声色俱厉地说：“有人对
于我们各条战线上出现的奇迹，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谁叫你们点头来的？你们算老几？你们又有什么资格点头？点
头，就是同意、赞成。难道我们共产党作出的重大决策，还要你们点头批准，这太滑稽了，只有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
点头的权力。我们打天下、夺天下，就是争的这个点头权，你们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越不点头，我们就越有信心。
你们如果是点头了，却反而变糟了。你们只有摇头的权力，都点头就危险了。”他阴阳怪气地说：“我希望你们低头，
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最后，他像舞台上说快板那样，总话了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力，低头是
希望”，他说：“这说是我们对待你们的政策。”
其后，他又来到上海，一天晚上，他正在考虑怎样再上一层楼？如今形势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跑步都有点跟不
上了，一声令下，全国农村便人民公社化，人们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撑开肚皮吃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
毛泽东又作了预言：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会主久了，要同苏联“对对表”，他们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只要他们上午
挂出共产主义的牌子，我们就能在下午挂出。
康生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城是能不能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和集体化？能，再给它来个抢无一步。同年十一月上旬，
他接见了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干部，他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也要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
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是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工厂分散，工人不住在一起，
实在不方便。工人要集中住宿，这是共产主义的尖端问题。”他又到农村对苦层干部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居住更
应该集体化、军事化。把中小学生都集中起来，一万口人一个中心，周围直径五公里。军事化、集体化、战斗化，当然
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不甩掉这个包袱，拖老带小的，怎么革命？！革命就得革掉儿女情长，一律要
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入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一身轻快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
的大解放。”
深秋季节，京广线两旁，到处是红旗招展，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块土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大兵团作战。一列火车中，
在中州平原上奔驰。列车靠前的车厢里一节专车。两头已上了锁，这是戒备森严的首长专车。
专车里坐着一位年逾花甲的首长，细高条，头发花白，刀条子脸，留着八字须。他就是康生，正躺在那里沉思着，
他回忆八九个月来，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外，总算是指导“大跃进”这股风煸起来了。但人们的思想还不
够解放，还需要进一步破除迷信。
专车到达了郑州站。早已恭候的河南省委负责人，走上车厢，热情地同康生握手问候。接着，一列车队把康生及其
随行人员送到省委附近的高级宾馆里。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会议室，康生听取了省文教方面有关人员的汇报。“关于教改问题，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地搞是
不行的。”康生叨着烟，一边踱着步，一边对汇报的人说：“要大胆地想，大胆搞，不能墨守成规；不敢大胆地想，大
胆地搞，那只能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胆小鬼，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者。”
隔了一天，他在另一个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巾队，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
但他们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它并不神秘。”
会议一结束，他随即来到河南省长葛县第三中学视察，听说洧川小学只有十五天时间便学完一年的课程时，他高兴
得哈哈大笑起来，“对！”他拍着汇报人的肩膀，赞不绝口地说：“你们做得太好了，我投你们一票，就是要有这种敢
想敢干的精神。”他立刻指示长葛县委，要以长葛第三中学为试点，搞一个“用十天学完一年课程”的典型，向全国推
广。
后来，他又一阵风跑到上海。“河南文教战线上的形势，十分喜人，”他向上海介绍经难说：“他们那里有个火箭
师范，一个月就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更先进，只用十天就学完三年的课程。经过考试，人人合格，这不是奇迹吗？”
几天之后，他又到了安徽。向安徽农学院的师生们说：“在科研方面，你们要继续破除迷信，敢想敢干。河南已经
处于领先地位了，它们创造了一个互接运动。什么叫互接运动？恐怕你们连连想都不敢想，他们用甘薯接在西瓜秧上，
结果，甘薯长得像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几十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本上根本没
有。”
到了十一月中旬，康生再次来到上海，去同济大学视察。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大炼钢铁。有的用坩锅；有的在地下
挖个坑，四周用砖砌成一个炉子，到处是火燃，到处是浓烟，就像古代安营札寨的战场。学生们汗流浃背，忙个不停，
风到这番景象，他拍手叫好道：“就是要敢于这么干。河南栾县就出了许多炼铁家，最小的才八岁，拿一根小竹杆穿也，
用嘴吹，当鼓几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在参观上海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康生又鼓动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冰要像青年人那样，敢地想入非非，
异想天开。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小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高得三。否则，就是三分，一分……
三级火箭再加卫冕，可得五分。这不难嘛！过年时不都放二歇脚，学生难道不会放？”
康生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手持上方宝剑，到全国各地去游说，煽风点火，已经产生了效果，“奇迹”满天
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消灭家庭”，花样百出的穷折腾，穷过渡，穷骄傲，成了最时兴的东西。“一碗一筷，
一铺一盖，多了就是祸害的”穷共产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舆论中心。什么“一夜写六十个剧本”、“一亩小麦产三百
万斤”，“一亩水稻产一百万斤”，“牛兔交配，兔子像牛一样大”、“鹅要像象一样大”、“蚕要像猪一样大”、
“鸡要像驼鸟一样大”、“羊要像马一样大”……荒诞的口号此起彼伏，仿佛人类已经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真的
是“法力无边”了。
然而，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是公道的，是讲究等价交换的，你给予它多少，它就会赏赐你多少；倘若你要无止境地
掠夺它，它对你的惩罚，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甚至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哪怕是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触犯了它，它也
不讲一丝一毫的情面。在疯狂一时的“大跃进”中，人们开始受到惩罚了：饥饿、浮肿、疾病，不少人又过着颠沛流离
的悲惨生活，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一场人为的灾难，降临在无辜人们的头上。吹得天花乱坠的“神话”时代，终于
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偌大的国家，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康生的这种行径吗？不，有。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
和当年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他们两人多次在不同场合下指出了这一点。亦从此，激发了康生对
他们两人的愤恨之心。
第十一章一箭双雕
一九五九年，中国大地开始进入苦苦的岁月，饥饿和死亡的恐怖，严重地威胁着重灾区。
盛夏季节，京广线上一列客车，飞快地向南奔驰。靠前一节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五十多岁月的部队首长，个儿不高，
微胖，五官端正，一副忠厚的面容。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
他双眉紧锁，心事重重，隔着车窗向外望着。铁路两旁的中川古道上，三五成群，衣服褴褛的农民，满脸尘垢，深
深凹陷的眼窝和高高突出的颧骨，显示了极度的营养不良。在他骨瘦如柴的肩上，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包袱，里面
多半是些又脏又破的衣服。有的担子里，还躺着刚要断奶而又不曾断奶的孩子，他们哭着叫着睡了，或者睡醒了又在哭
叫，个个面黄肌瘦。火车进了郑州车站，面前可是一片混乱，成千上万的逃荒人群，在站前广场上横躺竖卧。有伸手乞
讨的，有饿得奄奄一息的。
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幅幅悲惨景象，又联想到几天前看到康生在外地的讲话稿，不禁气愤地自言自语道，
“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给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呢。”
他翻阅着《鲁迅选集》里的一则寓言故事：一家生了个男孩、全家高兴。满月时抱出来请客人看。有说孩子将来要
发财的，得到了一番感谢；有说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得到了一番感谢；有说孩子将来要升官的，收回了几句恭维；有说
孩子将来要死的，遭到了大家的合力痛打。如果是既不想骗人，又不愿挨打，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啥也不说，光
打哈哈。“鲁迅说得多么精辟、深刻，”彭德怀心里要想：“我们现在正是这样。前年反右派，一些人吓怕了，去年提
示出大跃进，又不断地反右，都成为惊弓之鸟了，说真话的挨整，说假话的升官，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江西庐山，夏季南国最佳的避暑胜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全国经济日益恶
化的情势，使某些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开始忧心如焚。中国究竟是走乌托邦的道路，还是实事求是地建设社会主义？已到
了必须做出抉择的紧要关头。他们想借这次会议来扭转危险的局面。
心知肚明的康生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庐山的。他朝思暮想着怎样来应付这次会议。枪打出头鸟，自己会不会
成为批判的重点，成为舍“车”保帅中的“车”呢？
不料，庐山会议进行中所发生的一件震动全党的事，却改变了会议的进程，也使康生解脱了原以为可能面对的困境。
一天夜晚，庐山的林间小道上，一个人影在闪烁的星光下缓缓地移来移去。他回忆着当天上午会议开始时的情况。
当时，毛泽东以少见的严肃表情对全体代表说：“同志们！现在党内外在夹攻我们，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降
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党内向我们进攻的就是彭德怀同志。他于七月十四日交来一
份《意见书》。《意见书》的内容，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不仅如此，彭德怀
同志还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
这个讲话，像一股电流，猛击在彭德怀头上。顷刻，他觉到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窜，好半天才镇静下来。他做梦
也没想到，一个党员给中央署信，反映真实情况，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的。“说实话，可真难啊！”他暗暗地想：“古
今中外，风直不阿、为民请愿、直言面谏的，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太罕见了！”可是，眼见老百姓的疾苦，难道能为自
己的乌纱帽而无动于衷吧？他感到十分痛苦。
会议一散，他走出会场时，一些人已不敢和他打招呼了，仿佛他患了瘟疫一样，都有意地回避着他。“难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