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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下台了，今后谁又是掌握中央大权的铁腕式人物呢？向忠发虽然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他是死狗扶不上墙的
窝囊废。他看准了王明是未来中央的实权派。
王明，原名陈绍禹。他早在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学习时，就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被委任为学生支部局
副书记。书记则是一位苏联人。
王明的为人，狂妄自大，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他认为莫斯科远离祖国，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在这块天地里，是
苏联当局说一不二。于是，他百般奉承米夫。他的领袖欲望，驱使他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培植自己的一股子势力。他笼
络一帮人马，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小集团。
一九二八年夏，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党的领导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
每次会谈都由王明担任翻译。善于钻营的王明，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了中共的一些内幕。他更加得意忘形了。他把那
些未曾在苏联留学过的领导人，看成是“土包子”，自视高人一等，是有资格担任中央领导的党的精华。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是书香门地出身，颇有文化修
养，待人和气，不端架子。他经常深入留苏学生中，关怀他们，听取意见，并在思想上帮助他们。
中国留苏学生，对苏联当时搞的反托派斗争，耳闻目睹，身受其害。运动一来，刹那间，托派帽子满天飞，把好端
端的一所大学，变成了一个森严恐怖的世界。学生们将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瞿秋白。他同情学生们的遭遇，坦率
地向苏联当局提出意见。他没有想到，此举却得罪了苏联当局。
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一条划线的标准。谁无条件地拥护它们的反托派斗争，谁就是响当当的左派，谁不拥护它
们的反托派战争，谁就是右派。瞿秋白居然敢提意见，这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也因此而失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信任。
这一情况，王明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像明镜似的；要想飞黄腾达。离开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个后台是寸步难行的；
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惹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加冕”，他的位置是朝夕不保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去
巴结、讨好它们。
此刻的王明，洋洋得意，一想到将来自己会成为叱咤风云、主宰乾坤的大人物，便腾云驾雾起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二九年夏，他被派遣回国。苏联和共产国际赋予他一个重要使命，即让他代替李立三，
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孤高自赏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威风十足地回到了国内。
王明回到国内之际，正是张耘在李立三身上下“注”之时。他立三也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根本就没把王明放在眼
里。以李立三马首是瞻的张耘，有一天约见王明，“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张耘冷冷地说：
“你先在基层锻炼一个时期吧！”
顿时，王明犹如触电一样，浑身肌肉收缩，额角上冒出虚汗。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领袖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
记，简直有天壤之别。前程似锦的美梦，刹那间化为乌有。自以为手持上方宝剑的王明，怎么也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冷
遇。难道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话不灵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暂时必须屈就一下。“李立三是反对苏联
和共产国际的，”他暗自咬牙切齿，这一剑之仇，迟早要报。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俗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薛仁
贵挂帅前，还当过火头军，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大丈夫要能伸能屈。”他自我安慰着。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精明的张耘，此时就没有看出王明的来头。因此，王明回国后，张耘曾积极参与了李立三接
连给王明的两个下马威。
第一个下马威，是在一九三O 年三月十日。
在这之前的一月份，于上海闸北地区，党召开了一次秘密集会。会议正在进行时，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特务突然
闯了进来。王明被捕了。平时惯于唱高调的王明，在节骨眼上却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还没有给他上刑，便暴露
了自己的身份。幸亏党组织采取了果断措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王明也被营救出来。
事后在讨论这次事件时，张耘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帮人
面前骨头又那么软！”最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为名，给予王明以警告处分。
第二个下马威，发生在一九三O 年七月。
在一次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早已憋着一肚子火的王明，终于忍不住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是左的一套，
是错误的，他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还那么自负、专横，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
早已决心在李立三身上押“注”的张耘，认为这正是为自己捞取利益的好时机。“反李立三就是反党，”李耘说：
“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在他的建议下，王明被戴上了“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下，并受到留
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料到，不几个月，政治风云突然发生剧变。一九三O 年十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长
米夫大驾光临，亲自来指导中国革命。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
来信”。
这个情势对王明来说，真是个天大的喜讯，他因祸得福了，处分变成为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政治资本。他陡然身价百
倍。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也该显显身手了。”他有一种蛟龙得水的心情：“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到捍卫苏联
和共产国际的时候了！”他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立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双重的角色：一个是坚决拥护苏联和
共产国际路线的“共产党人”；一个是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英雄”。有这两张王牌，外加扮演“摄政王”角色
的米夫的“保驾”，坐上中共中央头把交椅，是十拿九稳了。
米夫手里攥着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秘而不宣，却偷偷地向王明透露。这时的王明，既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更
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破格享受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待遇。
“我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王明向米夫激动地表态说：“但我们党内，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人，天
老爷是老大，他是老二，未必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他一挥拳头：“必须先给头面人物来点颜色，只要把李立三拉下
来，其他人也就老实了。”
“你说得对，正合我意，”米夫哈哈一笑，拍拍王明肩膀，鼓励地说：“在这关键的时刻，你能同共产国际站在一
边，这很好，将来在会上，你要积极的站出来的！”
王明受宠若惊，他对米夫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一拍胸脯，打着保票说：“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反对李立三的
错误路线，我王明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随后，王明废寝忘食、昼夜突击地赶写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出版时，又把它改名《为中
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是王明的施政纲领，比起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是左的出奇。
王明抓住李立三的错误做文章。“我因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在党内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慷慨激昂地控诉
：“在我们党内，正气受打击，邪气却占了上风。”王明的这一手很成功，有声有色，确实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为了
把忠于共产国际的王明扶上台，米夫也费了一番苦心。他心里明白，按照正常选择程序，像王明这样名望不高的人，硬
“保驾”上台，也十分困难，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一九三O 年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天，米夫突然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撤消李立三给陈绍禹（即王明）
的处分决议，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佳冠”。转眼之间，王明和共产国际划了等号。谁反对王明，谁就是
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反对王明，当然是反对共产国际了。李立三下台的命运是注定了。
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策划下，又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了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带有突击性，只开了一天，却长达十五小时。一些重大的问题，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自始至终，
都由米夫唱独脚戏。他对王明大肆吹擂，几乎捧上了天。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五会者纵有千言万语最后都要由米夫拍
板。
更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会议快结束时，米夫亮了底牌：“今次政治局委员，由九名组成。”说罢，他匆匆忙忙地念
了九人的名单。他心里有鬼，知道王明难以通过，于是一反常规，作了一项奇怪的规定：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一律都有
选举权。
会议室顿时哗然，与会者中有一些人对米夫的专横十分不满，甩袖而去。米夫却毫不在乎，他望着这些退出会场的
人，反而更忘形得意。多走一个，就少一个反对者，这是求之不得的事。选举结果，，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打
这起，名义上向忠发仍然是总书记，但党中央的大权却落入王明的手里。
一天深夜，王明正在房内深思着什么，忽听得“笃笃笃”的敲门声，他本能地提高了警觉，没有马上去开门。紧接
着，“笃笃笃”又轻轻地响了几声。这不是特务，是自己人。究竟是谁深更半夜来敲门呢？他把门打开一看，迎面而立
的是赵容（张耘此时已改名为赵容）。“请进！”王明惊讶地把赵容让进屋里。赵容拘谨地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
王明。
“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赵容说话声音很低，表情很诚恳。王明无动于衷地望着赵容。他对赵容没有好感，他
是为虎作伥的家伙，是李立三的亲信。
“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赵容叹了一口气，歉疚地说：“我水平不高，没有看
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
原谅。”说到这他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
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王明听了赵容这番诚挚的话，态度开始有所触动。他思忖着，当官不打送礼
的，狗不咬拉屎的。有天大的宿怨，登门道歉，也就不应该再计较什么上人恩怨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冤家宜解不宜结，
总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嘛！他面露笑容，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劝慰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
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全伤口。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不计较旧怨。”
“这次六中全会太重要了，它有划时代的意义，把一个既无知又专横的领导撤换下去，把你选上了。这是全党的头
等大喜事。”他看了王明，接着又说：“像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雄韬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
瞻远瞩，明察秋毫。这样，中国革命便有了希望。我坚决拥护这次选举，我投了你一票，也愿意在你领导下，做点具体
工作。”
“这次我当选，是蜀中无大将，谬化作先锋。”王明谦虚地说：“光我干不了什么，好花得绿叶扶，希望你支持，
合作。”“哪里，”赵容忙不迭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多指示吧，一定尽力去办。”两个人
越谈越投机，一切旧怨，都烟消云散了。
王明正苦于缺少一个助手，赵容破门而入，投在自己门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又肯出力的人
支持，总算增加了一份力量。
没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真可谓立竿见影。
王明心里明白，赵容的一前一后，令他名声不雅，有点缺德，但这又算什么，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刘邦打天下的
时候，地痞、流氓、吹鼓手等下九流，只要跟着他干事的，还是一律委以重任。
康生在李立三和王明身上的这两着棋，都大有收效，这使他进一步感到，盛行于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层内部的“权
术”以及现代社会的“生意经”和“赌博经”都是一个人飞黄腾达所不可缺少的诀窍。他向上钻的劲头更大了。
第二章发迹莫斯科
一九三一年六月的一天，一桩突发的爆炸性事件，震动了全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了。这一事件，阴差阳错地
把总书记的位置送到了王明手里。
同年七月的一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热得像火烤似的。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汗流浃背。突然，几辆
警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一个不显眼的里弄。一群特务，手持短枪，包围了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所在地。宣传部被破坏了。
王明听到这一消息，吓得面如土色。总书记虽然大权在握，但太危险了，好比脑袋掖在裤腰上，随时都有落地的可
能。他考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既可行使总书记的大权，又能不担人头落地的风险。他辞去只当一个
多月的总书记的职务，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从此，他开始了对中共的遥
控。
紧跟王明的赵容，不仅在推行王明的组织路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宣传鼓动上，也干得极为出色。他忽而
口若悬河，忽而笔下千言，仅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的一半时间内，他就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了二十多
篇文章，宣传王明的思想。这个时期，党的工作是一片冷冷清清。
错误的决策，为中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地的地方都没有了，不得不转移到根据地。但上海仍
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阵地，不能轻易放弃，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局，留赵容在上海局工作。
此刻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都有身陷囹圄、人头落地的危险。
而对这种情势，赵容又在为自己的前程和出路盘算着。一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越想越可怕，上海不能
呆下去了，必须找个安全地方，避避风头再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决定也像王明那样，到最可靠的大后方苏联去。
此举对他来说，可以一举三得：一则离开这个终日令人惶惶不安的恐怖世界；二则去苏联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人生在世，
谁愿意总过那苦行僧、清教徒式的生活；三则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现时的白区工作。形势不妙，万一有那么一天，
追查起责任来，自己虽然不是罪魁祸首，起码也是个帮凶，离开了这里，就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有这么多好处，何乐而
不为呢？主意已定，他立刻写了报告，不久便获得批准。
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中午，几个衣着整齐的男女，在上海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其中一个三十五、六岁的
大个子男子坐这之后，镇静地从车窗向外望去，不一会，响起了几阵汽笛的尖叫声，火车开动了。这时，他松了口气：
“特务未有发现，总算是脱离了虎口。”
这位大个男子，从这天开始，就由赵容改名为康生。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康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与同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曹轶欧结婚的。还在他十七岁那年，他父亲为收敛他的野性，曾让他同
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桢的女儿陈宣结婚。婚后育有一男一女。女儿叫张玉瑛，独生子叫张玉珉（即张子石）；后来在上
海，康生抛了前妻，曹轶欧弃了前夫，两个志同道合者结合在一起了。
康生一家抵达莫斯科后，所见一切令他们十分兴奋，不愧是列宁的故乡。古老的建筑，宽阔的大街，热情好客的苏
联人民，都使他们这些曾经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人，产生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苏共中央是把康生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接待的，规格很高。他们一家住在讲究的招待所里。“俄国的房子，日本的女人，中国的菜”。康生望望这窗明几净的
招待所，心里思忖着，果然名不虚传。
在随后的日子里，颇有心计的康生，便按其预定计划开始了社交活动。他首先拜访了曾经以“钦差大臣”身份自居、
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的“太上皇”米夫。米夫对这位来自远方的兄弟党大员，也十分热情。
康生拜访的重点，自然是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