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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北京京剧团的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正式公演，并同样造成了与沪剧一样的轰动效应，无论是剧中珠联璧合的京剧名家所组成的强大的舞台演出阵容，还是相同或区别于沪剧的情节发展，乃至极其富有地方特色的舞台布景设计，特别是在剧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郭建光与沙奶奶的串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阿庆嫂和胡传魁、刁德一三人唱段“智斗”、阿庆嫂的唱段“远走高飞难找寻”、“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郭建光等人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沙奶奶的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很快在民间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开来，并广为传唱。阿庆嫂特殊身份的人物角色和与众不同的鲜明形象，连同脍炙人口的“智斗”一起，影响甚远，该剧一连演出100余场，盛况空前。
1964年4月中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北京京剧团正在公演的京剧《芦荡火种》，对经重新修改的戏，也是深表满意，并把此剧列入自己正在规划和萌芽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内。
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演出结束以后，他们高兴地走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留念，并对此剧赞不绝口。
1964年7月23号，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在演出结束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走上台去与演员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还掰着手称赞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并且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剧名提出过意见，他认为剧情中的这段故事，自己曾有亲身经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再用“火种”显然给观众造成一种过于单薄、软弱之感。为此，毛主席专门对此剧亲自做出三点指示：第一，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第二，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地袭击。最初改编成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第三，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定为《沙家浜》。
几天以后，江青又赶到北京京剧团，亲自传达了毛泽东对此剧的“重要指示”。江青借题发挥强调剧组要重点突出郭建光的武装斗争，为此，把原来已经公演中的结尾处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进敌人内部，再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的精彩情节，改为郭建光等人养好伤后，配合大部队杀出芦苇荡，出奇制胜，攻打胡传魁，最后取得全面胜利，舞台帷幕是一轮红日在全体扮演正面角色的演员集体亮相当中冉冉升起时徐徐拉合。此外，剧中又增加了郭建光的唱腔设计，让郭建光真正成为与剧中阿庆嫂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男女主角。1964年底，正式定名为《沙家浜》的现代京剧再次公演，江青为了显现个人成绩，以“不要突出功利思想”为由，武断地下令在“编剧”一栏一律写为“集体创作”。
在京剧《沙家浜》几个回合的改编和排演中，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一直担任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通过一两年来角色的渗透，对以往善演传统戏的“旦角”演员赵燕侠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戏路的开拓和锻炼。
江青对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也欣赏有加，并且经常让赵燕侠陪同她一起去观看电影和其他戏曲的演出，有一次，剧组到上海去演出《沙家浜》的时候，赵燕侠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到现场进行彩排，江青还很关心的看望和询问她，并叫张春桥给她送来一件自己的毛衣。或许赵燕侠是无意高攀江青这样一个颐指气使的大人物，也或许只是她一心沉醉在演戏事业当中，而无心过多顾及生活中复杂的人际交往，赵燕侠并没有把江青对自己的“特殊关照”心领神会。在排戏过程中，赵燕侠还因为阿庆嫂这个人物在脸部化妆时油彩轻重的问题，也曾与江青的意见存在一定的分歧，江青认为女主角阿庆嫂应该是红光满面，而赵燕侠则认为应该从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的方面去综合考虑和加以表现，不应该完全突出在面部化妆上做文章，况且是不暴露自己秘密身份的阿庆嫂，应该是那种白里透红、明显带有江南女子特色的淡妆来处理才对。对于这些在排戏过程中一些看似正常的小事情，赵燕侠又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江青却对此耿耿于怀，特别是当1964年的夏天，赵燕侠前往中南海参加周末舞会，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起跳舞之后，赵燕侠的命运急转直下。
一个普通的京剧演员，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江青出于个人目的和嫉妒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夫妻恩爱，把对刘少奇刻骨铭心的仇恨，首先从同刘少奇跳过一次舞的赵燕侠身上开刀。她在全剧组演员中，唯独换掉了赵燕侠这个举足轻重的女主角。随后，由曾经在“世界青年艺术节”获得国际大奖、在1963年主演京剧戏曲艺术片《穆桂英大战洪洲》的年轻新秀刘秀荣顶上来，领衔续演。然而，好景不长，刘秀荣在不久爆发的“文革”运动中，作为“黑尖子”、“毒苗子”受到无情地冲击。当时，北京京剧院的“旦角”演员，并没有合适的人选马上后补上来，后来几经寻找，终于物色到北方昆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洪雪飞，来顶替了赵燕侠的阿庆嫂。
洪雪飞是被作为当时重点培养、并以扮演阿庆嫂而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无论从个人资历、还是舞台表演经验来说，当然在赵燕侠、刘秀荣等人之下，但是，由于她本人刻苦好学，再加上昆曲和京剧本来就是一脉相承，借用到北京京剧团。随后，北京京剧团由“团”改“院”，由此而来的洪雪飞，她的阿庆嫂的扮妆甫一亮相，再加上与其特有的高亢嗓音相配合，也完全得到了江青和剧组人员的认可和赞同。所以，后来在5年之后，该剧被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全国的广大观众是通过反复放映的电影，来认识和熟悉洪雪飞的阿庆嫂的。洪雪飞把阿庆嫂那种干练、泼辣、充满智慧、巧于周旋的“春来茶馆”的老板娘，表演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精湛的演技，自然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喝彩。
步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八个样板戏”消失了十几年又重新“抬头”之后，《沙家浜》因其熟悉的剧情故事，经过百炼成钢已脍炙人口，被冠之为“红色经典”之一，以原本现代京剧的形式，再次唤起了许多人们的深情回忆，并以剧中诸多传唱不衰的著名唱段，深受当今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洪雪飞作为一名因阿庆嫂一角名扬天下而走近中国百姓万户千家的著名戏曲演员，也应邀频频出现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她的一曲原汁原味的“智斗”，不知是翻来覆去演唱了多少次，痴迷的广大观众是百听不厌，津津乐道。不幸的是，洪雪飞在1994年9月14日的那一天，应邀到新疆边远的克拉玛依油田去演出的时候，突遭路途翻车，洪雪飞被抛出车外，送往医院不治而过世，当时年仅50岁。一时间，全国各大新闻宣传媒体纷纷进行重点报道，几乎是所有的标题都千篇一律的冠之为“阿庆嫂”洪雪飞的介绍字样，以唤起更多的人们对这个在特殊年代里家喻户晓的著名戏曲演员的一种深切惋惜和怀念之情。
后来，洪雪飞的家人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补发的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联合北京剧协设立了“洪雪飞专项基金奖”，专门用于奖励不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昆曲演员。这便是当年的《沙家浜》在时隔近40年之后，围绕着台前幕后所发生的一件令人关注的事情。可惜一代名伶意外故去，但是，她的阿庆嫂形象，却永久地在两代观众心目中，留下了一道永远也难以抹掉的深深印记。
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并在单位天天遭受到残酷地批斗。因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况且平时在单位因为曾经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而吃过苦头，所以，其言行一向是谨小慎微。所在每次的批斗会上，也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汪曾祺在那个时候的心情，真是阴冷、灰暗到了极点，当他听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因不堪受辱，而跳进了什刹后海的太平湖，他也曾想到一死了结。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奇特而奇妙地不可思议，汪曾祺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在突然间被意外地“解放”出来。在被揪斗出来的７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４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谁料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在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之际，就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一起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甘家口外的钓鱼台国宾馆，在第十七号楼“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受到了“文艺旗手”江青的亲自接见。汪曾祺和江青并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见，原来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需要，江青为了想突出个人成绩，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深入创作，并尽快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对于京剧《沙家浜》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准备在已经修改并上演的剧中，把最初的二号人物郭建光与一号人物阿庆嫂，分别设立为男女主人公，除了两个剧中人在戏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这个中心人物形象上，还应该在其唱腔设计上狠下一番工夫，因为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这才突然想起了为剧本移植、改编和多次修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汪曾祺，这便是汪曾祺在那个年代被打倒之后，又柳暗花明充满戏剧性地被“解放”之谜。于是，为了让他继续参与和修改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工作，江青下大力气要树立她一手主抓的“八个样板戏”。而入选其中的《沙家浜》，正巧是汪曾祺早在1963年就开始接触过的一个剧目，所以，他此番被“翻身”，正是缘于此故。
当了半年的“黑帮分子”，运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剧曲目给抛在了一边，心想从此以后再也和这些无缘了，谁能料到，时来运转，好在是汪曾祺多年来一直从事京剧曲目创作和研究，所以，他迅速调整好心态，又重操旧业。紧接着，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在剧场里，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在每一场的排练时，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按实际生活和舞台艺术的需要，再进行修改、推敲，直到通过。当时，陪同江青观看彩排、并像保护神一样，端坐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以及后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还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周恩来总理也曾经陪同观看过两次，因为事务繁忙而临时离场。江青每讲一句话，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这些人物都会诚惶诚恐在笔记本上恭恭敬敬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而有时真是漏掉的字，他们也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进行询问，而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私下里相互对照，唯恐曲解语意。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等道具，这些当年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们，却不怕有失身份地抢着去执行命令。甚至稍有不慎，还会遭受到江青毫不留情地呵斥。在排戏过程中，全场就只听见江青一个人对着舞台上经常大声叫嚷着：“停停停，郭建光！你这个唱词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文采也不足！”随即扭过头来，对坐在侧后的汪曾祺说：“老汪，你现在就重新写一段！”停一会儿，又听得江青的声音在剧场里再次回响：“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韵白！老汪，你现在就给改成韵白。”汪曾祺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会当场修饰出一段情文并茂的唱词或道白来，在征得江青看了满意之后，马上传到演员的手里，当即就让这样排练。《沙家浜》的每一个唱词和道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的，江青为此真可谓煞费苦心。
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京剧《沙家浜》举行了一次定稿研讨会。江青、姚文元、叶群以及专门为此成立的“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们，再加上北京京剧院领导、还有《沙家浜》剧组的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桐等主要演员全部到会参加，作为主创人员之一的汪曾祺，自然是不可缺少。会上，每个人给了一份用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轮流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诵，如果念到哪一段话、哪一个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个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她就会像以往一样，当场指着汪曾祺，让他马上进行修改。如果当场改得不好，或者没有被江青所认可，就在这个需要被改的地方注明，会后再抓紧时间继续修改，有时，为了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翻来覆去地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感到满意点头为止。
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一声令下，“样板团”必须要去故事的发生地——苏州、常熟一带去体验生活，她再三强调，到当地去现场感悟一次，要比舞台上演上百遍还管用，并可以此增强无产阶级的真挚情感。以前，这出戏在舞台上排演之前，“样板团”里的许多成员，就已经来到过这些地方，但是，作为“革命样板戏”的重头剧目，此次再次前往此地，意义非同凡响，而且连同他们的身价，也随着“革命样板戏”这一至高无上的头衔，而变得身价百倍。他们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并走访了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老百姓，请他们讲述那些已经听到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在认真听了之后，还经常召开会议，组织个人发言，大家畅谈心得体会，无论是职员，还是演员，的确都是全身心的把此当作是一次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来努力去做好，并且对自己能幸运地成为“样板团”中的一员，而倍感幸运和荣光。
1970年5月21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会议主题是拥护毛泽东主席在集会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20声明”。《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作为嘉宾，被邀请登上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