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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的心情也最终在打老婆骂岳母的活动中得到了有效的发泄。这说明叔叔具有比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叔叔有极自觉的生活意识。他在灵魂上将自己放逐了。他没有灵魂的羁绊，保存了肉身，以待日后东山再起，魂兮归来。叔叔潜意识里，其实一直不相信灾难会是永恒；叔叔在潜意识里一直等待着苦尽甘来、祸福轮回，否极泰来的辩证思想根植于叔叔的世界观中。这就是支撑叔叔活下来的最重要条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叔叔确曾发生过未遂的自杀事件，却被他深深地缄默掉了，因为这事件没有美感，因为这事件腐蚀了崇高的情感。叔叔的审美从本质上说，是一位古典浪漫主义者的。
那么就让我们尊重事实，就是说，叔叔没有自杀，他想：只要活下去，总归有希望；他想：总有一天，我会来拯救灵魂；他还想：他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鹰和乌鸦的童话他压根儿忘了，或许，鹰和乌鸦的童话压根儿不是发生在他初当右派的年代，而是在远远的以后，我们同样没有根据说鹰和乌鸦的童话是发生在以前。所有会摧毁叔叔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的童话，叔叔都下意识地回避，所有会唤醒叔叔骄傲和脆弱的灵魂的故事，叔叔全都装作听不见。生的意志是很顽强的。他使自己麻木，迟钝，粗砺，像动物一样，对生存持极低的要求。所有敏感，骄傲，灵魂不肯妥协和圆通的人都自杀了。那个岁月里，自杀的人成千上万。我就是在那个成千上万个人自杀的日子里，离开我所生长的城市，来到和叔叔的麦地接壤的那个邻近的省份里插队的。在我身后的城市的街道上，沾染着自杀者的斑斑血迹。我有个亲戚住在十层的高楼上，他们的顶楼成了自杀者的悲恸之地。有许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为避免怀疑，就不乘坐电梯，徒步走上十层的高楼，气喘未定便纵身跳下。下面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城市里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就在这里。那么多人死在闹市的中心。我想，如不是自杀的决心已定，他们是无法跨出这最后一步的。在他们跳下的那个位置上，可居高临下地看见这个城市浩如烟海的屋顶，人们在屋顶上做着各种活动，洗衣、做饭、浇花、放鸽子——当鸽子的哨音在云层里缭绕时，这些自杀者会想什么呢？他们是怎样克服自己的动摇的？他们曾动摇了吗？他们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一点后路都不留给自己了吗？在许多人自杀的日子里，叔叔活了下来。
叔叔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世界安慰着叔叔
就这样，叔叔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有关流氓的问题平反了；有关右派的问题改正了。叔叔开始写作一些散文和小说，起先是在地区的报刊上登载，后来登在了省里的文艺刊物，再后，发表在北京的刊物上了。这是一篇影响极大的小说，关于一个青年右派。一些刊物转载了这篇小说，另一些刊物评论了这篇小说。叔叔为这篇小说所写的创作谈，远远超过了这篇小说的字数。叔叔继这篇小说之后，又写作了许多小说。许多刊物的编辑，来到这偏僻的小镇上，来向叔叔约稿。这小镇上从来没有来过县级以上的干部，这小镇的邮政事业也因此繁荣起来，来自北京的信件源源不断飞来。叔叔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上外面开会去了。第一次开会是在一九八○年的年底，冬天的时分，叔叔去北京开会。他背了一个简单的挎包，乘长途车到县里搭火车，乘火车到省城去和省代表队集合。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文坛的一次盛大的集会。这是叔叔第一次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他在这个小镇过了那么长久的幽禁一般的生活，他将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叔叔成了这次集会的明星一样的人物。许多同行、编辑和记者在休会的时间里慕名来到他的房间，和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天明。后来，休会的时间显得不够用了，他们就在开会的时间留在房间里聊。来客中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是最为他吸引的。她们大都天真无邪，涉世很浅，他所描述的生活与经历，于她们像是天方夜谭。她们的头脑又都很好，领悟力极强，凡事只须一点即通，言语也都极其机智新颖，可起到激发叔叔灵感的作用。五天的会期转眼间便过去，叔叔随了省代表队回到省城，再回到县城，然后一个人走在回家的途中，有一些凄凉的心情是很难免的。但对于潜心创作小说，这却是极适宜的心情。从此以后，叔叔的生活就变成了相得益彰的两部分：一是在小镇上的工作和写作，这是寂寞与安静的一部分；二是出门开会，开会总是热闹而喧哗，聚集起许多光荣与显赫，这既能补充思想，开阔眼界，也使得小镇上的生活有了补偿和安慰。同时，也正是因为那些寂寞的劳动，才换来了喧哗热闹来作回报。叔叔很快在这两种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的节奏，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段时间，叔叔写得又多又好，几乎每一篇都能打响，引起社会的反响。叔叔的痛苦的经验，他虚度的青春，他无谓消耗掉的热情，现在全成了小说的题材。由于写小说这一门工作，他的人生竟一点没有浪费，每一点每一滴都有用处。小说究竟是什么啊？叔叔有时候想。有了它多么好啊！它为叔叔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叔叔可以重新创造他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都可听凭人的意志重塑，一切经验都可以修正，可将美丽的崇高的保存下来，而将丑陋的卑琐的统统消灭，可使毁灭了的得到新生。这个世界安慰着叔叔，它使叔叔获得一种可能，那就是做一个新的人。叔叔厌弃他的旧人，他的旧人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的旧人还像乌云笼罩，使他见不到阳光。他要重写他的历史。小说使得叔叔的妄想成为可能的了，这大概也就是叔叔让那个青年右派自杀的真相。
众所周知，小说中那个青年右派在煤气呈淡绿色的烟雾中丧生之后，有一段关于灵魂的著名描写：“灵魂扶摇直上，像鸟儿似的，望着大地，想：人世间多么龌龊啊！想罢之后，便唱着歌儿飞走了。这歌儿是青年右派一生中从未唱过也未听过的快乐的歌儿。”我想，叔叔在此将自己处决了。所以，叔叔的新生是从一个青年右派的死亡开始的。
我是和叔叔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成长起来的另一代写小说的人。我和叔叔的区别在于：当叔叔遭到生活变故的时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观都已完成，而我们则是在完成信仰、理想、世界观之前就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突变。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观的，而我们没有。因为叔叔有这一切，所以当这一切粉碎的同时，必定会再产生一系列新的品种，就像物质不灭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谢了，腐朽了，却作了来年花草繁荣的养料。而我们，本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叔叔有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垫底，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便也面临着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他要为这选择找到理论与实际的依据，他还必须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倾向下进行这选择，选择的对与否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伤他的脑筋，动摇他的固有观念。这种选择往往是包含着抛弃这一桩苦事。他还难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理，惟恐选择的这一样东西其实并不对他合适，而旧有的已经失不再来了。是保守还是进取，将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题目。而我们呢？接受什么只是听凭感觉，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准备负什么责任，选择和放弃于我们都是即兴的表现。我们在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里长成，然后就来到一个八面来风的日子。二十世纪包括十九世纪末期的一百来年的思想，最最精粹的果实以及残羹剩饭，在同一个时刻里向我们奔涌而来。我们选择的高低往往听凭于我们的天赋和运气。可是，在表面上，我们却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气象，并且似乎总是走在时代最新潮流的前列。这使得叔叔那一类人会产生一种落伍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是以导师般的姿态来掩饰这种感觉，就像我们，总是用现代派的旗帜来掩盖我们底蕴的空虚。我们这两代人在当面互相夸赞之后，是互相的藐视，这妨碍了我们的交流和互助。他们在肯定我们的成绩时，有时候会说我们遇到了好时候，言外之意是他们没有及时地遇到好时候，而我们的成绩只是倚仗了好时候罢了。我们占了年龄上的便宜，有时候对他们态度宽大，说一些崇拜他们经验的好话，弦外之音则是除了经验而外他们并不比我们多出什么。我们心里其实是不承认他们精神领袖的地位，在我们看来，精神应是共和制的，没有什么领袖不领袖。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总是思想太多，似乎小说只是个盛器。他们总是被思想所累，样样无聊的事物都要被赋上思想，然后才有所作为。我们认为天地间一切既然发生了，就必有发生的理由与后果，所以，每一桩事都有意义，不必苦心经营地将它们归类。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含义是我们一种极端的看法，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极端看法，则是一切都无意义，意义在于视者自己，一切存在只是我们个人意识的载体或寄存处而已。这是两种好逸恶劳，不肯动脑筋，不愿劳动的对世界的看法。而叔叔他们则在这两者之间。他们首先承认事物客观的意义，再求于人的主观发现。他们自找麻烦，选择这种耗时又耗力的观念，还使得下一代对他们议论纷起，认为他们强加于人。他们背负着思想的苦役。我们主观主义地认为，他们的受苦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思想方式，活得不够洒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所受到的制约是多么不可违抗，若说是人选择了思想方式，不如说是思想方式选择了人。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小说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假象，我们以为现实也如小说一样，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我们以为现实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高智力的游戏。小说给予我们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样的，它骗取了我们的信任，以为自己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这一个虚拟的世界蒙骗了我们两代人，还将蒙骗更多代的人们。
叔叔在文革以后的故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我虽然是采用了顺叙的手法，其实质却是倒叙。我是在了解了故事结局之后，才开始选择故事的材料，组织故事，设计叔叔的心理动机。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断定叔叔文革后的故事的性质。在当时，我们一无了解，我们将它看作是另一桩故事。文革结束的时候，叔叔正好四十岁。四十岁的男人正在当年，成熟却依然青春勃发。叔叔留了络腮胡子，眼角和额头有刀刻似的皱纹，这使得二十多三十多的男性在他面前成了儿童。后来，络腮胡子风行不衰，不知道这除了重映三十年代美国西部片的原因外，是否还有叔叔的一部分功劳。叔叔说话有低沉的喉音，语调有几分温柔，会用俄语唱俄罗斯民歌，具有西利伯亚茫茫草原的风味，虽然谁也没有去过西伯利亚。叔叔的形象和声音有一种受难的表情，这是他的真正魅力所在，所有的白面小生在此魅力之光的照耀下都显得轻佻，浅薄；好像一块一口一个的甜点心。叔叔的身材高大伟岸，如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体，可却有思想累累的头脑。叔叔后来从小镇调到了省里做职业作家，在他的家属没有调进省城时，他自己住一间小屋。许多女人从很远的地方乘了火车或者轮船来到这小屋，叔叔只得在门上贴了谢客和探访规定的条子，就是这样，也阻挡不了源源而来的人流。
现在的事情，越来越接近于叔叔的隐私了。可是因为这与叔叔的故事非常重要，难以回避。要把这一个故事说得清楚、完整、合乎逻辑，成了我这一阶段生活的惟一目标。我想没有一个别的故事，可以像叔叔的故事这样表达我目前的心情了，我在许多故事里选择了很久，叔叔的故事胜过了一切。
叔叔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叔叔有亲密关系的女人有两人
我想，和叔叔有亲密关系的女人有两人。一个是某刊物的编辑，比叔叔小一岁，人们有时候叫她大姐、大姐的。她除了编辑小说之外，还写一些散文，文字相当优美。她削瘦，苍白，稍有一点病态，使她看上去楚楚动人。她是在一个离婚率很高的城市里，不久前，她也离了婚，过着单身女人的生活。她和叔叔的来往形式主要是书信，每年有两度或三度，叔叔去看望她。他下了火车，先在她家附近找一个招待所住下，然后打电话给她，两人说好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见面。每一回见面，都可给他们双方留下很长久的回忆，所以，除了书信而外，他们的交往还在回忆中进行。叔叔和大姐的关系，有一种冰清玉洁的味道，他们从一开始起，互相就建立了默契，决不亵渎他们间美好的关系。他们甚至从没有过性的接触，但是在情感与思想上却相互介入得极其深刻。他们还从不互相点穿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话也从不涉及对方的家庭和婚姻，这是他们的禁区，稍一涉及便会有世俗与不洁的气息。有一回，叔叔喝了些酒，就有些多话，他对在座的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对女人有爱和喜欢两种，他爱的女人，是不会有性的要求；但对喜欢的女人，则有此要求。而后，他又补充一句道：女人是不配爱的。我想，大姐是世上极少数的他爱的女人。叔叔喜欢的女人则非常多，其中有叔叔保持了不寻常的亲密关系的那个叫做小米的姑娘。她是作协机关的打字员，当作协开会的时候，就做些会务方面的工作。她仅十九岁，是那种活泼可爱甜蜜娇憨类型的女孩。她使叔叔想起了多年前诞生于他的想象且又夭折的女儿，就好像在向叔叔还愿似的，出现在叔叔的生活里。只要叔叔给她办公室打个电话，当天晚上她便来到叔叔的小屋里。这样的时候或是叔叔情绪好，或是情绪不好，或是东西写得不顺利，或是写顺利却又写累了，叔叔要她来，往往是为了做那样的事。做过之后，叔叔却心疼得唏嘘不已，将她抱在怀里，哄她，唱歌给她听讲故事给她听，唱着说着，思绪就飞远了，好像是在唱给说给很远处的另一个人听。在另一种时候，叔叔就会赶小米走路，无论小米是多么兴致勃勃。这或也是叔叔情绪好，或情绪不好，或东西写得不顺利，或写顺利却又写累了。但无论叔叔是怎样无情无义，当下一次叔叔要小米再来的时候，小米还会再来，并不摆一点架子。大姐从不向叔叔问及小米，虽然她无法不知道小米，叔叔和小米的事搞得很是纷纷扬扬。而小米时常问叔叔，为什么定期要到那个城市去，是不是那里有一个女人，小米发誓她决不吃醋，要叔叔把这个女人说出来。叔叔微笑不语，然后就狼一样将小米抓进怀里，不让她再多话。叔叔从来不给大姐买什么，却时常给小米买。小米常常在街上看见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是她喜欢的，就跑到叔叔这里来，说那里有一件衣服怎么怎么，有一双鞋又怎么怎么。叔叔问价钱，把钱给了她，她便立即转身去买。买来后穿给叔叔看，叔叔有时说好，有时说不好。下次小米来报告衣服和鞋的情况，他依然给钱。大姐在叔叔心中是很圣洁的，他对她摆脱不了一种仰视的心情，大姐对他的情感被他视作珍宝一般，使他的人格增添了价值。见不到大姐时他非常想她。一旦在了她眼前，他又紧张，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一举一动就都小心翼翼的，惟恐有哪一点闪失而使大姐对他失望，他不舍得使大姐对他的情感遭到损失。离开大姐时，他忍不住会松一口气。假如这一回同大姐的相处比较圆满，他表现得也比较出色，那么他就会心情愉快地度过这一段和大姐分离的日子；否则，他便垂头丧气，好像打输了仗的败兵一般。他在小米面前，则能够尽情地享受他的成就感。小米对他的依赖，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物质上，都令他心醉。小米对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服从，使他认识到自己一个男人的价值。在小米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能力、魅力、以及生命力；而大姐身上体现的则是他的思想和智慧的力量。这也是使叔叔与她们保持了亲密关系的根本原因。如没有她们两个人的存在，叔叔的价值就没有了载体似的，无法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以后的叔叔是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这一个叔叔要比小镇上那个叔叔成功多了。叔叔的离婚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
叔叔的离婚事件，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件桃色新闻。原先人们私底下议论着的叔叔和大姐、小米的关系，忽然之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在街头巷尾讨论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