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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谌〕枇恕！保ā度商米孕颉罚嗣癯霭嫔纾�1998年第176~177页）
对一位卓有成就、饮誉中外的老学者，横加强大的政治压力，逼他“忏悔”，而后“自责”这只有在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才做得出。老先生内心隐忍和痛苦之深，可想而知。
这一页“漫漫长夜”，不堪回首，就算翻过去了吧。痛定思痛，先生已八十高龄，决定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以随后二十多年之功，在溘然长逝之前，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真可谓人间奇迹！
“新编”新在何处？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至少从第六册起续上了原《中国哲学史》的近现代部分，算是一“新”吧。这个时期的开始亦即继“经学时代”结束后的新时代。这是前面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显现出来的时代。这个时期具有古今中外错综交汇的时代特点，“纯粹”的哲学不足以驾驭这个时代，冯先生的思想豁然开朗，第六、七两册实际上是哲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结合或融合的历史，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视界开阔的写法，如第六册中以黄宗羲、颜元、戴震的批判精神开其端，立即转入晚清的几段时代思潮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其中全突破了流行的成说。指出洪秀全引进的并不是西方真正的基督教，而是以民间迷信为底本引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洪的“理论”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中国将会“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状况。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历史的“倒退”，是立了一功；当然他的“洋务措施”是为了维系满清的统治，是没有疑问的。他还说洪秀全代表的是“农”。曾国藩代表的是“工”，从这点看洪代表“倒退”，曾代表“进步”。这又是冯先生自认为的“非常可怪之论”。
写到第七册时，进入了现代，冯先生已是九十高龄，一生丰富而曲折阅历使他的思想越加深沉、老练而生动，心态越加自由，摆脱掉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感到“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在这一册里，不仅评述了作为纯粹哲学家的熊十力、金岳霖以及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评述了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等这一时期不可绕过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老人可能预感到，有些话与时论不合或相悖，不一定能出版。所以在“自序”中写道：“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果然不幸而言中，出版社终于拿不出能够摆明的任何理由或托词，硬是没有把第七册与前六册一并出齐，被稀里胡涂地至第六册“截肢”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把第七册单独印出，改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原来的第八十一章“总结”本是全七册的“总结”，改成了“第十一章”，“总结”变成了“现代哲学史”这一单行本的“总结”了。这是出版业的一桩奇特的现象。但是还多亏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才使第七册得为海内国人所见。
这篇“总结”，写得挥洒自如，了无挂碍，远至天地，近在人文，古今中外悉熔冶于老人心中，极概括，极凝炼，在告别人世之前，他再次引用柏拉图关于洞穴人初次见到阳光时那种“善的理念”的故事，再次念叨他一生奉为座右铭一般的“横渠四句”，告诉人们要看重思想，因为“思想是人生中的光”，祈盼着“仇必和而解”、“为万世开太平”的未来世界；像康德一样把永久和平托付给人类社会的来来。
四、行文风格
最后，讲几句冯先生的“行文风格”，我学习他的著作时，经常感到，无论是文言、语体，都非常之“顺”，晓畅通达；把高深的哲学问题写得那样明白，那样深入浅出，没有一般哲学著作的“哲学腔”。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冯先生就算不是惟一的，也是极罕见的。诚然这不单纯是文字问题，而首先是把问题吃透了，看穿了，才能举重若轻。惟深入才能浅出。他常用一些“大白话”对深奥的复杂的问题作点睛之笔，一语道破。
如大家都知道的，冯先生常说哲学史是“照着讲”，哲学是“接着讲”。
如他讲历史的农民运动，即使“成功”了，也不过自己当了另一朝皇帝，他不会选举一个总统，因为他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看问题的方法论，康德说“二律背反”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冯先生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个法则分析矛盾问题，达到圆熟的地步。冯先生戏称之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他讲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用中国传统画月亮的两种方法作比喻：一种是在天空画一个圆圈，是所谓“正”的方法；另一种是涂上一片云彩，中间留出一块空白作为月亮，这种画法称为“烘云托月”，是为“负”的方法，即不是先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种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这个比喻冯先生不止一次用过；我至少在《新知言》中讲形而上学的方法中见过；在《新编》第八十一章“总结”又见过）
冯先生作文从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这类深入浅出的例子在冯著不胜枚举，从他青年时期的文章到他九十五岁的《新编·总结》，行文一贯如此，越到老年，越加炉火纯青。
冯友兰先生留给后人的，是一宗取之不尽的学术宝藏，不仅治哲学者应该继承和挖掘，广而言之，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者，也可以从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名作The Inner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被译为中文，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关于此书的学术贡献，多处评论，兹不讨论。然而在中的错误。其出现密度之大，令我怀疑是否该买这本书。作为一名也经常从事专业文献翻译的人，我觉得从提高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准确性、避免因转译错误而造成误解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指出我所注意到的一些错误。希望能够引起译者的注意，除了对这份《文献目录》做一些改进，也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正文的翻译，以求呈现给读者一个有更高价值的译本。
第一眼看去，书的标题就有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应译为“宋代妇女的婚姻私生活”，而不是现今中译本所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而且书的封面和扉页所附的英文标题是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书的封三版权页上所出现的英文标题则是The ln…net Quarters：Marriage and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注意，前者在lives之前有定冠词the，后者则没有，在附列原书的标题时都会出现这样的不一致！那么该书的原名究竟是哪个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下，知道应该是thelives，版权页上印的是错误的。
《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中的错误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名翻译的问题，另一类是文献名称翻译的问题。
一、人名翻译
《目录》中涉及的人名有两类，一类是海外华人学者，一类是西方血统的中国研究者，处理这两个群体的中文名字时，译者都出现了不同性质的问题。
1、关于海外华人学者
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名字，有一类是本可查知其中文名字的。对于这一类，出现明显的翻译错误，多少有些对本人不敬。以下四人的名字就错得离谱（破折号之后为该书译者所给的译名，括号中数字为中译本页码，下一段亦同）：陈荣捷（Wing…tsit，Chan）——詹（第278页），秦家懿（Julia Ching）——青（第279页），李敦仁（Dun J．Li）——李（第291页），柳无忌（Wu…chi Liu）——刘（第291页）。译者既然可以写出林语堂（Lin Yutang）、刘子健（James T．C．Liu）、刘广京（Kwang…Ching Liu）（以上三个并见第291页）、杨联陞（Lien…sheng Yang）、杨懋春（Martin C．Yang）（以上两个并见第301页）的名字，对于同样为业内人士熟知的陈荣捷、秦家懿、李敦仁、柳无忌的名字却如此漫不经心，颇有些不可思议。
中文名肯定写错的还有：陈荔荔（Li…li Chen）一陈丽丽（第279页），方闻（Wen Fong）——冯文（第283、295页），何惠鉴（Wai…kam Ho）——何维凯（第286页），陶晋生（Jing…shen Tao）——陶晋升（第297页），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罗（第291页）。而以上几个人名，都可从《美国中国学手册》上查到（孙越生、陈书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但该《手册》中把陶晋生错写为陶京生）。
另一类是一时无法查到中文原名而以音译的，这种情况按照惯例应在译名后加注“（音）”，让人知道这个译名只是音译而可能不是作者本名，若有读者知道自可补充，同时也为译者留下余地，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但在这份目录中，华人学者的中文名有的只译姓氏，译出全名的后面无一有此标志。这样一来，读者会认为这个译名是准确的，贻笑于知者而贻害于不知者。这些例子目录中随处可见。
此外，对于早期华人姓名和当代中国大陆地区以外华人姓名的拼音惯例，译者应有所了解而力求符合，不能杜撰，比如Chung，Ling这个名字中的姓氏Chung一般应对译为“钟”，但译者竟然创造性地译为“憧”（第279页）。类似的还有Chung，Priscilla Ching一名，此名可能表示其人原姓Ching（秦），英文名为：Priscil…la，婚后加夫姓Chung（钟）；也可能表示姓Chung名Ching，又附英文名。译者译为“崇青”（第279页），虽说“崇”也是一个姓，但显然更可能是“钟”。还有T'ien Ju…k'ang一名，译为“田居刚”，我怀疑此人应为“田汝康”（复旦大学教授），因为一般Ju相当于汉语拼音的ru。
在此附带一提，文献目录中出现瞿同祖的著作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s China，译为《古代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第279页），仅此一条就包含三处错误。首先，瞿同祖的西文名写为Ch'u T'ung…tsu，而实际上Ch'u应拼为Ch'ǖ；其次，traditions一词是traditional的误拼；第三，将traditional China译为“古代中国”虽然也讲得过去（事实上，ancient China才习惯上译为“古代中国”），但此书实即《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中华书局1981），只是1961年的英译本比1947年的中文初版本有修订和补充，因此直接采用中文本之名更合适。即使直译，也可采用瞿同祖自拟之名《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
这份文献目录中不止一处将韵母拼写为u，比如吕坤的lu拼为lu（第285页），《列女传》的nu拼为nu（第286页）。
2、关于西方血统的中国研究者
对于西方研究者的名字，译者有的以其中文名相称，有的尽管其人也有中文名，却只是音译，按理在同一篇中应该做到体例统一。而且，在中译本中，对于有中文名且该名也较为人熟悉的，还是用中文名为好，至少应该在直译名旁注明其中文名。就我利用手边的资料所能获知的而言，卡希尔（James Cahill）（第277页）、杜利特尔（Justus Doolittle）（第280页）、弗兰克尔（Hans H．Frankel）（第283页）、甘布尔（Sidney D。Gamble）（第284页）、海托华（James R．Hightower）（第286页）、史密斯（Arthur H。Smith）（第296页）、谢弗（Edward H．Schafer）（第296页）诸人分别有中文名如下：高居翰、卢公明、傅汉斯、甘博、海陶玮、明恩浦、薛爱华。尤其卢公明和明恩浦都是十九世纪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在中国皆以汉名行世。
从整体上看，译者音译西人姓名，一般是只译其姓，而略其名。然而却又有几个译了名却不译姓。比如Vivien W。Ng，译为“维维恩”（第293页），但至少也应
该直译姓氏为“恩”才合理吧。我知道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学者名叫On…cho Ng，大约是韩国人，他说他名字用汉字为“伍安祖”。这里的Vivien W．Ng看来与他是同一姓氏，则应译为“伍”。又比如，Christian de Pee亦是译了教名克利斯蒂安而遗漏了姓氏（第280页）。这类错误不能视为无伤大雅，它们会影响参考文献目录的工具价值。其实本书这份目录中已经提供了好几个原本我不知其中文名的西方汉学家姓名，令我颇觉受益。
目前可用于核对海外中国研究者姓名和其他基本信息的系统性工具书主要还只是《美国中国学手册》，其实该《手册》就地域来说本就不完整，又是十几年名录，也增加美国以外的汉学家名录，则可谓功德无量。目前限于条件没有称手的工具书，承担海外汉学著作翻译工作的人更应小心谨慎、广求博览。对于当代学者，网络不失为一个获取信息的便捷渠道——可以直接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该如何写。
二、文献名称翻译
我并没有对文献译名一一核对，只是在核对人名译名时附带看了几个，但只这几个就有不少问题，可以分为三类：明显错误、含义不确、表达生硬。不过，此处分析的前提是，假设目录中的西文文献名没有文字错误。
属于明显错误的例子：
“Thunder over the Lake：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Perception of Womanin Early China”（第285页Guisso；R．W．L．下第二条），译为《湖上的雷：五经和中国古代对妇女的感知》，perception被译为“感知”，是一个明显的，也是简单的错误。“感知”对应的是sense，perception的意思则是认识、观念、看法。Perception的含义属于认知层面，感知与认知是认识活动的不同层次，不可随意混用。把副标题译为《五经和古代中国对女性的认识》则一目了然！
“Sung K'ai…feng：Pragmatic Metropolis and Formalistic Capital”（第289页Kracke，E．A．下第二条），译为《宋代的开封：实用的大都市和礼仪上的首都》，关键的两个词pragmatic和formalistic都译错了。仅看中文“实用的大都市”和“礼仪上的首都”这两个短语，就让人难以理解。其实pragmatic的意思是实利主义的、讲求实际的；还有一层不常用的含义是活跃的。无论译为“讲求实际（实利主义）的大都市”，还是译为“活跃的大都市”，都可以理解。再看formalistic，此词的含义是“形式主义（者）的”，可以直译为“形式主义的首都”，或还可引申为“僵化的首都”。如果是“礼仪的”，则应对应ritual或ceremonious一类的词。再进一步看，“实利主义”与“形式主义”、“活跃的”与“僵化的”分别是含义对立的词语，由此就可以理解作者拟写此副标题是为了突出该城市包含两种对立性质。其实这个标题一点不难译，所使用的只是上述两词的基本涵义，译者所犯的错误很让人意外。
Harem Favorites of an lllustrious Celestial（第290页Levy，Howard Seymour下第一条），译为《汉宫专宠》。这着实让人不明所以，因为标题中没有任何体现“汉宫”意义的词语。除非假设译者知道该书的内容是关于“汉宫之宠”的，否则只能推测译者把Harem（闺房）错看成Han，并遗漏了of之后的内容，于是“闺房之宠”就扩大为“汉宫之宠”。翻译这个标题的关键在于把握celestial一词的意义，该词本义是指天上的、天国的，引申为精美的；在西方论中国的文献中表达中国人自称为“天朝上国”这层意思时就使用这个词，多少有点戏谑意味，进而又出现一层引申意义，就是名词性的“中国人”，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谑称。Illustrious的意思是辉煌的、灿烂的、煊赫的。这样就知道这个标题其实是《一名煊赫中国人的闺房之宠》，而“一名煊赫中国人”是否可以用中文里更通俗的称谓替换（比如红人、望族、显贵、达官之类），则需了解此书具体内容后才能下结论。
Sexual Meaning：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第294页Ortner；Sherry条），译为《性的意义：性别和性的文化建设》。译者在其他地方都把gender译为“社会性别”，这里却独独不然，其实不妨也译为“社会性别”。而struction译为“文化建设”也显得别扭，construction有“结构”的含义在内，翻译为“文化建构”或“文化架构”符合当前习惯。
Li Ch'ing…chao：plete Poems（第294页Rexroth；Kenneth条），译为《李清照：诗辞英译》。“诗辞英译”和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