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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宽慰他，但我知道，如果仅仅是如果，在农村，似乎这样的结局才是正常的。
医疗水平的落后不仅使一些常见的疾病变得复杂，或者发展成慢性病，甚至因为误用药，不仅使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深。就我们镇来说，方圆应该不止150平方公里，总人口两万多人，但只有一个中心医院，医生少，设备简陋；至于我们附近的几个村，只有几个赤脚医生，以及几个小药店，这些赤脚医生或者药店老板，不仅没接受过任何医学教育，甚至有的连一些常用的药名都没听过。其实这种现象在农村是再普遍不过了。我的二姐，不知何故皮肤搔痒，到很多医院看了，吃了很多药，都没用；尝试过不计其数的所谓偏方、祖传秘方，也没用任何好转；听说邻县一个部队复员回来的个体医生擅治皮肤病，去看了，还是没用，空花费几百块的药费。一年多以后到一个比较大的医院，才知道那只不过是普通的荨麻疹，但因为耽误了治疗，已经成了慢性了，需要坚持吃上至少三个月的药才行。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果仔细算起来，在农村，由于医疗技术的低下医疗水平的落后，许多小病的花费加起来反而比在城市里的还高得多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充满泥泞的记忆
此时此刻，外面正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
我对下雨从来没有好感。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每次下起雨来，总有雨水从破了的屋瓦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滴得我心慌。不知道为什么，每当那个时候，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担心我家的屋子什么时候会突然塌下来。南方雨多，山区更甚，春季的梅雨天气自不必说，上学和放学时，被春雨泡了一两个月的田埂路曾不止一次地让我一屁股坐到了刚耙好的水田里；夏秋季里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这对于晒谷子来说是件非常头疼的事，前几分钟还骄阳似火，转眼间，一片乌云飘来，对面的山头已经转白了，大雨很快就要来临了，于是全家老少齐动手，手忙脚乱地把晒谷坪里铺开的稻子收起来，不过多数时候收到一半的时候豆大的雨滴就开始往下砸了，或者等收好了终于可以直起腰喘口气的时候，发现太阳又露出了笑脸，只好又老老实实地把刚收好的谷子铺开。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有，倒霉的时候一天还碰上好几次呢！我关于农村的记忆，就这样整个儿地浸泡在滴滴答答的雨水里。
岂止是关于农村的记忆里充满了泥泞。这一年3月份，春运已经过去了，我从成都坐火车去广州，第二天晚上八点半，火车从怀化站出发不久，一个十几岁的四川女孩，可能是高中刚毕业想去广东打工的，但在拥挤混乱的车上站了二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不堪忍受而精神错乱，从我旁边的车窗上一跃而下。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车窗外也飘着小雨。 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开始写下这个帖子。我想趁论文答辩完成到毕业离校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里把我20年的农村生活略加整理后展现出来，否则工作以后恐怕就没有时间和心情了。我自认为我是个乐观的人，无论什么样的挫折我都可以平静面对。但这次我想错了，写这个帖子就象一个怀孕的女人生下她的孩子，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没有电脑，只好跑到学校的机房里去，好几次写着写着就满含泪花，以至于旁边的人几次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如果当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我一定会泪泗滂沱。
回忆并且整理这些事情让我身心交悴。原本希望把我所能记忆的东西完完整整地写下来的，但终于还是在只写了一半都还不到的时候选择了打住。算了，我不愿意再继续这种自我折磨的痛苦旅程了。
那些辛酸的往事，时时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我的记忆。遗憾的是人脑不能如电脑一般可以进行有选择的删除，但我想我会努力地去忘却，努力地使自己以后都不要再想起来。 但愿雨季不再来。
响水滩客
春节回了老家一趟。老家在四川东部，嘉陵江畔，一个纯农业县，连绵起伏的低浅丘陵中，藏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多年未回去了，本来怀着一腔很浓的乡情，结果回去一看，还是深深失望了：山依然是那座山，梁依然是那道梁，村庄依然是那个村庄。在我的眼里，家乡已满怀荒凉与凋敝。
首先让我沮丧的，是村边那条小河已完全被污染了。那曾经是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流过两个县上百个村庄，沿岸几十万人靠它生活。那条河有很多滩坝，是我童年的乐园，儿时，天天与伙伴们在滩坝割草、放牛、游泳、玩耍，其中一个滩叫“响水滩”，后来成了我的网名。当然，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也许是对童年的虚幻记忆，但无论如何，那条小河曾经是清澈的，是我乡情的主要皈依。
而现在呢，它已变脏发臭了，部分河段已断流，黑色水草从淤泥里钻出来，冒着有毒的水泡，成群的鱼虾不见了，现在连鸭子都不愿下水，更何况人。我问乡亲们：是咋回事？他们说是邻县办了一个造纸厂，把这条河给染黑了，还有一些人搞网箱养鱼，把鸡粪鸭粪全往河里抛，好好一条河全毁了。我苦笑了一下，按现今时髦的话讲，这又是发展的代价了。一个县级造纸厂，大约能解决一两百人就业吧，提供的税收充其量也就几百万元。这在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能成为晋升的资本。可沿岸数十万乡亲就惨了：天天守着一条臭河，啥也盼不上，冬天不能捕鱼，夏天不能游泳，人畜饮水全靠打井维持，生活全变样了。
有人说农村这些年发展了，标志就是农民盖起了新楼房。不错，是有一些人盖了楼房，买了彩电，但在没有河流滋润的土地上，即使盖上了摩天大楼，又能证明什么呢？我的总体感觉是，乡亲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实质性提高，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简直比一二十年前还要差。他们是在为一些官员的政绩买单，这个单也许几代人都买不完。
令我生出荒凉之感的，还缘于乡村的死气沉沉。村里人气极缺，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甚至很多五六十岁的男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走不动的老人、少数妇女和孩子。村子以前有两千多人，现在不足千人。许多土地撂荒了，一些长年没住人的房屋也坍塌了。由于买不起车票，很多出去的人没有回家过年，有的甚至十多年都没回来了。我粗略打听了一下，全村出去打工的人，今年回家的只占三成左右。由于没有人气，整个村子冷冷清清，夜晚只听见狗叫声。
当然出去也是一件好事，全部守在家里更穷。那些出去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挣上一笔钱，把家安在城市，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然而，能够在城里安家的也就几个幸运者，大部分人还是要回来，回到这块他们打心眼里厌憎却又无法摆脱的土地。更糟糕的是，他们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由留守的六七十岁的老人照管，结果老人得不到起码的休息，孩子也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孩子长大了，又像父辈一样出去，把一身力气卖给城市，然后拖着病体回到村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宿命。
童年的伙伴中，有三人已命抛他乡：有一个在广州某建筑工地被水泥板压死，有一个在东莞得病无钱医治而死，还有一个在深圳因加入黑社会被判了死刑。他们其实只有三十多岁，正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奇怪的是，乡亲们谈起他们时，口气都淡淡的，也不见得有多少惋惜。也许大家都被这沉重的生活压迫麻木了，对生命的逝去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一处缺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一处缺少命如蝼蚁的打工仔？当生命早已省略为冰冷的统计数据时，你能指望谁来敬畏这些有血有肉、有泪有痛的躯体？ 出去的人日子过得不易，留下的人过得更艰难。这次回来主要是看望外公外婆，他们都垂垂老矣，整天倚在门边，基本上是等待着生命的终结。他们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七老八十了，还在养猪、种地，还在交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总算减免了，可农资价格一下子又涨了。外公告诉我，上面说农民增收了，其实去年农资一涨价，年终算帐，反而减收上百元。 两个舅舅都从外面打工回来。大舅今年51岁，还不得不在外奔波，他以前靠种庄稼，但不能糊口，去年一横心去了广州，在一家铁厂干轧钢筋的活，每天干十来个小时，月收入千元左右。大舅对此很满足，但我看着他满头逐渐灰白的头发，心里直叹息：这样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二舅更惨，两个子女读书，一年要花费他一万多元钱，打工收入全赔进去了，全家至今还是住在低矮的瓦屋里。舅舅们说，他们最担心子女考上大学，或者家里人生大病，子女读书的费用起码要挣十多年，生一场大病更可能倾家荡产。其实在村子里，我两个舅舅的家境还不算太差，不知道其他家庭的承受力又怎样？说句消极的话，如果仅以能否吃饱饭来衡量乡亲们的生活，他们也可算脱贫了，但要以全面小康标准来考察，那他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
村里通向乡镇的一条石板路，早被人撬得七零八落，成了又烂又窄的土路，凹凸不平，茅草过膝，遇到雨天简直无法下脚。旁边修了一条机耕道，说是“小康路”，但路上的石头比车轮还大，大货车都不敢行驶，因此一直没有通车。乡亲们赶场卖鸡蛋买盐巴，还是得走那条烂石板路，到场镇要跋涉一个小时。更伤心的是河边那座石桥，1995年被洪水冲垮，村民多次向村、镇反映，但上面拿不出钱，就一直无人修复。大家只好涉水过河，去年河里已淹死了三个小孩、五头生猪。说实在的，在老家那样的农村，要搞点公益事业，比如修座桥，修条路，修个蓄水堰塘，简直难于上青天。主要就是穷，村、乡镇拿不出钱，村民更拿不出钱，同时青壮年都出去了，也无法组织劳务工。于是，当路烂了、桥断了、堰塘垮了时，只能维持现状，得过且过，村庄也就益发破败、荒凉。
晚唐诗人韦庄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是担心功名未立，回乡会被人耻笑。而我这次回乡，倒真是有一种断肠之感，为故乡凋敝的环境、沉重的民生以及黯淡的明天。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会有所改变？中国太大，在广袤的中西部，如故乡这样的村子，何止千千万万，它们的命运谁来安排，环境谁来改变？村子里无数孤弱无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能挣脱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承受的宿命怪圈，羸得一点真正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吗？至少在目前看来，这还是一种憧憬。
挤火车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厮守终生，毕竟是别样的姿态，异地而居则成为我们共生的属性和可能。川流的时间，变动不居的内心，迫使着单薄的肉体紧随而行。
记不清第一次离开呱呱坠地时所住的村庄的具体时间，这些都已模糊，想重新梳理似乎不大可能。应该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还没学会走路，小到还是大人的玩具、累赘、幸福的时候，骑在他们的肩上，就开始去异地旅行。在不停袭来的慵困的间隙，偶尔会睁开眼睛，聚光于远近的草丛、树木、房屋、河流，也许那些事物并没有进入记忆，也没有激起兴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踏上了旅程。
亘古的河流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的旅程也是如此，除非我们永远地睡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承受。 在真正的长途旅行到来之前，像我这样的乡村少年，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主要依靠的是瘦瘦的脚板，再复杂和高级一点，则是自行车。有赖于此类工具，我完成了对异地的最初的勘探：散布于四乡八邻的亲戚所在的村庄，更远一些的学校，还有我们小小的县城。它们自然分布在我的旅程中，并得到不断重复和循环，像血液一般围绕着我的生活。
19岁以前，我的旅程是自足的，所踏入的空间地域不过方圆百里，往往是这样，从村庄出发，重复着同样的河流、山川以及矮矮的谷地。但在19岁以后，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有关另一种旅程的风景悄悄拉开了帷幕。
1992年，我独自踏上这一新鲜而又漫长的旅程。说是漫长，其实有点夸张，大学所在的城市位于家乡的北部，相距也只有千里。当时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除了公共汽车外，只有火车了。听别人说，坐汽车慢，需要10个小时，而且，本县还没有直通车，权衡之下，还是坐火车经济实惠。但是坐火车也需先搭乘汽车，经过4个小时的路程后再去换乘，其中的辛苦，直到后来的后来才有所体会。
在我们家乡，每当说到坐火车的时候，皆会使用“挤火车”这个词语，如果你使用了“坐”这个词，很多人都会匪夷所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明白其中微妙的含义，等到后来经验增多，才最终明白“挤”的完整寓意。像我这样去异地求学的乡村少年，像他们那些以农民身份去异地打工的庞大一族，或者以普通旅客身份去外地的人们，几乎都要依靠“挤”才能攀爬到其实早已从贵族化身份阵营中退却下来的火车车厢内。
求学过程中的返乡，以及工作之后与故地的来去相往，都和坚硬的火车车厢紧贴在一起，十几年下来，挤过的火车虽然有数，但其中的经验却是无数，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它们叠加在一起，成为胸中的块垒。
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使用过火车的卧铺车厢，即使在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它在我的现实中依然是遥远的天堂。有几次公派外地出差，虽然有这样的机会，但还是被我主动放弃了。整整四年求学期间，“卧铺”的概念始终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展开，直到我工作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与这个词的遭遇，才触摸到火车这一熟悉事物身体之上延展出的另一种陌生，我有点莫名，也有点刺痛。
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一钢铁大物是在信阳车站，时间是1992年的9月。当时的感觉茫然异常，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涌入站台，听着由远而近的尖锐的汽笛、咔嗒作响的铁轨，然后就是它呼啸而来的身影。一个少年在钢铁长龙面前的手足无措，这是个极佳的艺术构思，但在现实中，它却一闪而过，像是蜻蜓的翅膀扇起的一波水纹。而怎样挤上去的记忆早已模糊，只有那些锋利的声音还残存在意识里。虽然是第一次与其见面，我想到的很少，欣赏到的则更少，在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我所想的和所做的，惟有怎样挤上去这一问题。
我始终不知道，一个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将无知的岁月走过。对于我来说，整个四年，都被无知所散发出的特有的味道覆盖，其中的痴狂，又使这种岁月有了更大的曲折。四年中，当我在火车上，在狭窄的过道或者两节车厢的拼接地带，在各种身体味道混合而成的空气里，我所注意的只有我的同学们，还有那些陌生的妙龄女子，我的想象和车厢内人们的普遍表情一样，是逼仄的，到达不了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我虽然挤了四年的火车，但我还是不能够认识它，其中包括不知道卧铺的存在。
四年中间，在我们的旅程中，能够选择的只有两趟火车，分别是青岛—武昌、徐州—武汉的双向来回，横跨陇海线与京广线，皆是普快，草绿色的车皮，挂着一长列的普通车厢。一般而言，上车的过程都附带着大汗淋漓，更多时候是被后面的疯狂人群间接地推上车的，偶尔也会和其他同伴一道从车窗里钻进去，等到刚刚站定，便能闻见火车又一次的汽笛声。许多次我都以为自己根本上不了车，而结果总是鬼使神差，像是希区柯克侦探小说的结尾，所有的惊魂都将尘埃落定。于是，在无端的庆幸中开始寻找落脚点，除了座椅下方，四年的经历覆盖了车厢所能站立的一切地方。
迈过了那个四年之后，如今的我依然去挤火车，但也开始慢慢地认识火车，认识到一列火车正是底层中国的深刻缩影。从候车室的入口开始，那些奔跑的身影，慌乱的神色，挈妇将雏的双手，一一在我的眼前展开，这样的旅程注定是一场阔大的逃难。几乎所有的标识都被人们抛下，各式各样的本性在入口到站台的短短路途上，在站台上人群的围聚里，在窄小的车厢门下，遍地绽开，求生的本能在本不关键的地方，大规模运用了。姑娘们在爬车窗的时候，并不在乎她们的裙子是否高高卷起；先登上车门的小伙子则站在入口处大声叫着同伴的名字，伸出长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包裹，而下面人群的叫骂声如潮水般起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