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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本人被害，家属发配边地充军。抄家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
耳！”在那多事的岁月，他常常是睡在朝房里没有回家。真是个诤诤汉子，
耿耿忠臣，就像他生前写下的一首《咏石灰》诗所表白的那样：“千锤万斧
出深山，烈火烧身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老百姓都为他难过，无不认为是天下的一
大冤案。
在杀害于谦的同时，徐、石等官僚又把于谦平时举荐、重用的一些官员、
将领加以杀害、谪戍、罢官。一些希图取宠上爬的卑鄙小人无不以攻击于谦
为进身之阶。这样还不够，他们又大改于谦创立的一些制度，连团营也被罢
废，恢复原来的三大营。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力量又削弱了许多。
他们还搞了一个“奸党录”，捏造了很多罪状，在全国范围内公布。朝
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光了。从此，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
人都以大功臣自居，公开纳贿，无所顾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小人希图
升官发财，钻营奔走，拍马溜须，无所不至。明代政治秩序与社会风气，经
过这场变乱，更加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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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世界上有两部非常杰出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是俄国
的《战争与和平》，一部是我国的《三国演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是以宏伟的1812年俄法战争为描写中心，通过4个豪族的生
活和斗争，展示了19世纪初俄国社会历史生活的画卷。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是描写东汉末年，大小军阀在镇压黄巾起义之
后，乘机发展势力，扩充地盘，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治、
军事斗争。作者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历史，并且对我
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初步的感性描述。作者对封建统治者贪婪、残忍、阴
险狡猾的狰狞面目也进行了有力的暴露。作者还用浓墨重彩把历史上以寡敌
众、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描绘得有声有色，并塑
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部作品获得了
极大的成功，作为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及其籍贯与生活年代，历来有不同意见。有的
说罗贯中，贯中是字，名卿是别号；有的说名字或称罗本，或称罗道本，通
常则称之为罗贯中；有的说，他号湖海散人；又有的说他叫罗贯，字本中。
作者哪里人呢？有的说是太原人，有的说是东原人 （有的说他是中原人，而
“中原”可能是“东原”之误），有的说他是钱塘人。
作者生活在什么时候呢？有说宋，有说元，有说元末明初，又有说明代。
他做过些什么？有人说他是位戏曲作家，写过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
平章死哭蜚 （fēi非）虎子》和《忠正孝子连环谏》等杂剧；有的说他是小
说家，除写了《三国》、《水浒》而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
代史演义》和 《平妖传》；又有的没有提到他写戏曲或小说，只说他好做谜
语；有的怀疑他只是一个书林主人，即是一个小说的出版家。还有的说他是
“有志图王者”，即要谋反起义的人。
这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一般认为，作者罗贯中，太原人，号
湖海散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之际。
作者生活过的元末社会，是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实现了一个少数民
族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经历了一百零几年，最终为明朝朱元璋所取
代，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
民遭受严重的剥削、掠夺和压迫，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代的反动统治，最高的政治权力
为朱元璋所掌握。这个由贫苦农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做了明代的开国皇帝，
建立了又一个封建王朝。尽管他汲取了以往一些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但是，
从政治到经济所实行的那一套措施，还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曾经用过的。广大
人民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桎梏之下。
《三国演义》的作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既动荡又可悲的历史时代。是
什么原因激发了他去写这部长篇小说？我们虽然所知甚少，然而，时代召唤
文学的原理是毋庸置疑的。
动乱的时代，才会产生反映时代动乱的伟大作家。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
和阶级矛盾，可能是导致作家对纷纭复杂的三国历史产生特殊兴趣的诱因之
一。
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东奔西走，南北漂泊的生活，又使作家耳濡目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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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族统治的专横暴虐，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或许就是他从事“稗史”
（指闾巷风俗、轶闻旧事的记录，也可泛指“野史”和小说。）编写工作的
重要触媒。
《三国演义》中对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对军阀董卓等杀人不眨眼
的魔君的批判和揭露，对无辜百姓一次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的摹画，
自有其现实生活的影子。同时，从各种传说材料来看，作者罗贯中又不是一
个一般的封建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从事
过反元活动的“有图王者”。他在《三国演义》中，不但肯定蜀汉的正统地
位，而且更把刘备写成一个平生不做利己妨人之事的仁君，把诸葛亮美化成
为一个对封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贤相，而关羽、张飞、赵云、
马超、黄忠这些蜀汉的精英，不仅一个个武艺超群，万夫莫敌，而且他们与
封建君主之间又能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形成兄弟手足的君臣关系，这与生
灵涂炭、贤能埋没、忠良枉死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十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
里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成分。毋庸讳言，这种理想还是封建知识分子向往清明
政治的社会理想，但它既然植根于“一团混乱”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中，就有
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有某些相通之处。
《三国演义》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写作于元末明初，开始是
抄写本。最早刊行而与广大读者见面，是在嘉靖年间了，离开作者写书，已
历100多年了。自明代中叶以至明末崇祯年间，书坊的刻版印刷大盛，《三
国演义》的刻本很多，现在能见到的也有10来种。他们基本上都保持了嘉靖
本的面貌，文字的改动很少。
解放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三国演义》，就是以毛宗岗评点过的《三
国演义》为根据，删去了一些“后人有诗赞曰”之类的诗，和毛评本的序言、
凡例、读法、点评、回评、夹评。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了《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实即嘉靖
本），使我们有可能把两种本子加以比较。为广大读者研究欣赏这部伟大作
品提供了方便。
那么，这部不朽的历史巨作，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仔细考察这部历史小说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有三个流传系
统。
首先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中心的历史系统。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的流传过程较长，是以褒贬人物纪鉴史实为主要目
的。
隋唐以后，三国故事进入文学的范围广泛流传，出现了在话本系统和杂
剧系统并行发展的局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却与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
发展关系较大。唐宋之际是中国的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在小生产
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商品生产，造成了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一批新兴
的商业都市出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集四方商旅，聚富贵荣华，无比繁荣。
当时的北方重镇边城北京，南北店铺林立，行货钱财丰盛。南宋的首都杭州，
万物所聚，客贩往来。在繁华的商业都市里，市民的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
为了适应城市市民们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在勾栏瓦市里说话人讲说三国故
事和艺人们搬演三国故事的杂剧，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三国故
事得以在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广泛流传、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三国”故事，从三国混一于西晋到隋统一以前的300多年之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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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统流传的。
在陈寿的 《三国志》未问世以前，魏国和吴国两个国家已经分别有史。
王沈的《魏书》和韦昭的《吴书》都还是官修史书，私撰的史书有鱼豢的《魏
略》和陈寿所撰的《益部耆旧传》10篇，后者后来成为《三国志》中蜀史的
部分内容。
陈寿的《三国志》，把他所能够见到的、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三国历史
记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经过取精去芜，去伪存真，写成《魏书》30卷，《蜀
书》15卷，《吴书》20卷，三书合称《三国志》一共有65卷。它与《史记》、
《汉书》、《后汉书》曾被合称为“四史”。南朝宋裴松之称赞陈寿之书“铨
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是陈寿终因囿于自己
的见闻，许多历史记述他都不曾见到，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失之于简略和脱
漏。为了补正《三国志》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习凿齿曾经写有《汉晋春秋》，
他补充了一些 《三国志》中所没有的历史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晋
春秋》明确地尊蜀汉为封建正统，自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后，大都是习而非陈，
端倪即由此而开。
到了东晋以后，发现的历史资料逐渐增加。
南朝宋的中书侍郎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解。他广泛地搜辑史册
多达210多种，以用来补充陈寿的《三国志》。这可以说是一位集流传的“三
国”故事之大成者。
裴松之所采辑的三国史料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121种，其中对 《三国志
通俗演义》的形成影响较大的有22种，它们分别是孙盛所著的 《异同杂语》
和 《异同评》、司马彪的《续汉书》、无名氏的《曹瞒传》、无名氏的《英
雄记》，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袁献的《献帝春秋》、无名氏的《魏武故
事》、皇甫谧的《逸士传》、张华的《博物志》、华峤的《汉书》、谢承的
《后汉书》、干宝的《晋纪》、徐众的《三国译》、无名氏的《晋阳秋》、
虞溥的 《江表传》、王隐的《蜀记》、虞预的《晋书》、张隐的《文士传》、
胡冲的《吴历》、无名氏的《华阳国志》、无名氏的《襄阳记》。
这些历史著述，对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60年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
三国历史人物，都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的，虽然其中不少事件和人
物都富有故事性，而且有些颇富文学意味，但它们仍然被纳入“史学”的轨
道，“三国”故事的流传还局限于历史系统，这就构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例如， 《商芸小说》中的“蔡邕”条，便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
说王允诛杀董卓以后，因他忌恨蔡邕，也将蔡邕收而杀之。当时太尉马日■
对王允说，蔡邕系海内人望，是旷世奇才，当定十志。王允就曾毫不客气地
说：“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因此最后遂将蔡邕杀掉了。这件事可见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它可能就是裴松之 《三国志·董卓传》注中，
所引谢承 《后汉书》和张У摹逗杭汀分杏泄囟渴录难菀铮墙艚粑啤�
着历史事件而出现的故事。
远在魏晋时期，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就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
事了。南朝宋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中，就开始采撷（Xié 音斜）了许
多三国故事和佳话。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时期在士大夫中清谈的风气风靡一时，除了崇尚老庄，高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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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理外，品评历史人物特别是三国人物，褒贬人物行为之得失，也是清谈的
主要内容之一。王隐的《蜀记》记叙西晋初年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曾
与其僚属刘宝、桓隰等人共论蜀相诸葛亮，在坐的多数人讥讽诸葛亮托身非
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当时参与清谈的郭冲却独排众
议，认为诸葛亮权智英略，当今无双，远逾管晏，只是最终因功业未济，才
使论者产生了惑乱。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5件事：其一，诸葛亮
实行严刑峻法正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他认为诸葛亮之“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
斯而著”，确为当时现实之所需。其二，曹操遣刺客欲杀刘备，刺客与刘备
相对谈论伐魏，十分亲近，既而诸葛亮入，一见而知其为刺客，其明察如此。
其三，诸葛亮遣诸军东下，惟留万人守阳平，其时魏司马懿20万大军逼近，
蜀军将士失色，莫知所措，而诸葛亮镇静自若，从容设空城之妙计，使司马
懿疑有伏兵，引军而北去。可证诸葛之智略。其四，诸葛亮出祁山，陇西、
南安二郡应时而降，围天水，拔翼城，收姜维，得百姓数千人还蜀，人以为
喜，亮以为忧，认为“以此相智，得不为愧？”可见其志远虑深。其五，魏
明帝以30万大军征蜀，诸葛亮以8万兵士守祁山，按蜀汉军事制度，适该轮
换；亮以“大信为本”，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咸悦，留者愤踊，思致死命。
临战之日，乃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战而胜之，此信之由也。
对三国故事和人物的这种品评和褒贬，是三国历史故事得以流传的主要
原因。上述诸葛亮的五件事，与其说它们是历史事件，不如说它们是历史故
事更确切些。因为这些事件更具有文学的趣味，裴松之则对这五件事大加非
难，认为未必有之，不承认这是信史，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其次，在汉魏六朝时期，轻视和贬低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这种情形依然
十分严重。
人们视小说为“稗官”和“小道”，认为它是“街谈巷语”，“不本经
传”和“背于儒术”，不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本来附着于历史之中的小说，
更加难于存在和发展，人们也往往将小说当成历史来看待。
特别是三国历史又有《三国志》、《汉晋春秋》等影响极大的史书存在，
所以三国故事在当时不可能脱离历史的轨道而单独流传。 《三国志·诸葛恪
传》曾记述诸葛恪少时四件事，颇具小说的韵味。一云孙权大会群臣，使之
牵一驴，面上题曰诸葛子瑜，因恪父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故而戏之。
恪请补“之驴”二字，举坐欢笑，以驴赐恪。二云孙权问恪“卿父与叔父（指
诸葛亮）孰贤？：恪对“臣父为优”。权问其故，恪云“臣父知所事，叔父
不知，以是为优”。三云孙权命恪行酒，而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为由，
拒而不饮，恪以为“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
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难之，使张昭竟无辞以对，
只好一饮而尽。四云孙权戏谓蜀汉使者说诸葛恪雅好骑乘，请他叔父诸葛亮
为致好马，恪即下谢，孙权感到十分诧异，问他：“马还没有送来，你却为
什么马上就谢我呢？”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
敢不谢”，其才捷敏辩如此。这四件事既有人物又有故事情节，是小说家们
的绝好材料，陈寿却把它写入了诸葛恪的传记之中，可见三国故事依附史传
的情形。
到了隋唐时期，三国故事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了史传的轨迹，进入了流传
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文学的阶段，并且通过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得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