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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
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牛逼惬意，一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又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份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傅会，神宗皇帝心里可害怕，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可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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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的生存之道（3）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凡事用多了也不管用。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最后也顺坡下，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也就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是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一并废除，史称“元佑更化”（宋哲宗年号“元佑”），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公元1086年五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定论”，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是法，人言不足怕”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二十世纪，“孙大炮”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一王安石“思想内核”，反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而忽略不计。
其实，每一种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后世未必；当时多弊，后世有利。就看后人们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每个时代的大哲大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眼球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其实，明朝大哲学家李贽之语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中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
君臣开边意未已（1）
――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大败
“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王安石当然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三十余万，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公元1065年死），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一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国际关系一向以利益为先，董毡就倒向西夏一边，与西夏结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犯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又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从前，双方都内心不大舒服。所以，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权，自已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后来是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幼子谅诈（夏毅宗）继位，实际统治权在其舅没藏讹庞手中。后来，没藏太后淫荡无度，为其面首李宗贵所杀。没藏讹庞为巩固权力，又把女儿嫁给谅诈为皇后，既是国舅、国丈又是国相，“诛杀由已，臣民咸畏之”。谅祚成人后，对老丈人很不满。往来之间，谅祚又和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暗渡陈仓，这位国相很恼怒儿婿（外甥）给自己亲儿子戴绿帽，杀心顿起。梁氏慌忙通知谅祚，这位少年皇帝抢先一步，杀掉没藏讹庞一家（连同他自己的没藏皇后），终于亲政，立梁氏为皇后。谅祚执政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改用李唐赐姓“李”），一面整顿军务，对宋朝和吐蕃进行军事侵扰，但两方面他都没得大便宜，还失去绥州（今陕西绥德）之地。于是，小伙子又与吐蕃盟好，向宋朝“谢罪”。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谅祚病死，时年仅二十一，庙号毅宗。这小伙一岁即位，亲政也没几年，但对西夏国内的文治建树甚多。
谅祚死后，其子秉常继位，年方七岁，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氏宗族气焰熏天。梁太后虽为汉人，但她却废汉仪，开历史倒车，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又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夏兵，并筑起啰兀城（在无定河边）。见宋人如此深入国境，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倾尽全国之力，经过血战，夺回了啰兀城。虽然取胜，西夏国内经济凋敝，梁太后只得又与宋廷议和。
公元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十六岁，理应亲政，但其母梁太后仍不放权。秉常喜欢汉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礼改汉仪，却因梁氏的反对而作罢。公元1081年，梁太后又幽禁了想向宋朝归河南地的儿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正是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五路伐夏，准备收复灵武。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任主师，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的雇佣兵共三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六万出麟州（陕西神木）；种谔率九万多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叔父高遵裕带近九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五万出泾原。但是，只要知道主师李宪与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监，是人就能够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该帮忙的人不帮，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总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肯定是捷报频传，往后就会有一巨坑在那里等着。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龚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攻取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
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首先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两万多。只有李宪公公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夏以大败告终。
君臣开边意未已（2）
此次大败，如果宋朝君臣静心思过，休养生息，还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攻夏战争，结果，永乐大败，宋朝再次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这次对夏战争的败事之人总共有三人，徐僖、种谔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作者。）
本来，种谔和沈括（当时任延州知州）都主张在横山地区经营，种谔建议在银州筑城，然后依次规划夏州、盐州、会州、兰州。沈括建议在夏州以西八十里筑城，此议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给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挥。
徐禧到西北，与沈括相谈甚欢，二人最终决定先筑永乐城。这两个文人无军谋，永乐距银州故城不远，三面绝崖而无水泉，地虽险却欠缺最致命的水源。种谔表示反对，徐禧官大，不听。并把种谔调往延州。元丰五年（公元14082年）九月，徐禧发兵民二十多万人，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宋神宗赐名“银川寨”。然后，徐禧、沈括等人还米脂，只留800多人守卫。
西夏闻报，深知永乐城乃咽喉要地，即刻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徐禧闻讯，留沈括守米脂，自领万余大军前往永乐城，并于城前列阵。徐禧此人，“少有气度，博览周游”，熙宁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实，徐禧是个志大才疏之人。闻夏人倾国而来，他还不信，大言道：“如敌寇多来，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贵的大好机会。”飞蛾扑火一般，徐禧猪颠风一样直奔永乐城。
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败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锦枪锦袄，光彩耀日”，但是，遇见这么多似狼一样的夏军，心中又怯，接战不久就失败，“奔入城，蹂（宋军自己）后阵”。混乱之下，“夏人乘之，（宋）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用尽，“掘井不及泉”，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士卒渴死者大半”。宋军确实英勇，仍旧“扶剑拒斗”。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一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徐）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师怯耳……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此次大败，宋朝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不及救，“帝（神宗）冀其后效，置不问，且虞（忧）贼至，就命知延州”，不久，种谔疽发背而卒，时年五十七。他是名将种士衡之子，勇敢善谋，永乐城之败，他早已有所预见。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辈，为人“诈诞”，去岁宋朝五路攻夏，正是他窜掇神宗皇帝，表示“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因此“壮之，决意西讨”。所以，两年两大败，种谔不得辞其疚。“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论（种）谔不死，边事不已。”
坐镇守卫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军救永乐，但听闻夏军数万奔龚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加之他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战后，他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佑年间起复，沈括只做过光禄少卿分司这样的虚官，政治生命全然完蛋。当然，他闲居润州八年，才有时间写出《梦溪笔谈》这部巨著。虽然现在中小学课常常见他的画像，在史传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仅列于《宋史》列传第九十一堆文臣中沈遘的附传。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为访察使，回京后必盛赞良法大为便民。王安石罢归，沈括为三司使，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新法的种种弊端，宋神宗“始恶（沈）括之为人”。沈括与苏轼一直是老同事，苏轼外放杭州，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临行，宋神宗嘱咐他“善遇苏轼”。苏轼见老朋友，非常高兴，两人亲切话旧。沈括请苏轼把到杭州后所作诗文给自己一份“拜读”，苏轼马上答应。结果，沈括在苏轼诗文中一一用朱笔评点，密呈御史台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表示苏轼诗文“多讪谤”朝廷。所以，差点要苏轼一命的“乌台诗案”，实由沈括而起。永乐之役后，沈括闲废润州，又同没事人一样，对苏轼“迎谒甚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今古无两的大科学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张氏打得一脸血肉模糊，“儿女号泣”。张氏病死后，大家都为沈括庆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惯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还要跳水自杀，不久，老头也郁郁而亡。可以想见，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几乎是天天捂着血脸在艰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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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开边意未已（3）
宋神宗闻败讯，“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确实，自熙宁开边以来，只得夏国葭芦、米脂等六个堡寨，但灵州、永乐两次大败，宋军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熟羌竟有六十万人死于争战，至于花费更是个天文数字，算也算不过来，绝对吐血赔本大买卖。
“帝（神宗）知边臣不足任，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其实，宋神宗是过份有“大略”，“每愤辽人倔强，慷慨有恢复幽燕之志”，假使打败西夏，他肯定还会用兵河北同辽朝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实则是神宗皇帝想积累财帛与西夏打仗而导致。变法以后，国家实力稍有积累，但天下元气已伤，又接连两次大败，实际上是陷入更加困弊的局面。不久，西夏又来讲和，宋朝只得按数“赐”岁币，大把大把的银帛仍旧每年交给西夏以“买”和平。忧愤之下，不到三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八岁。史臣对神宗很惋惜，评价还是不错：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