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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少奇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泽东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这番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赈—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刘少奇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少奇、邓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独裁”，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迄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的发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基本上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按劳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大搞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和穷过渡的错误，在开始改正。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开始冷静下来。全党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的不少高层领导马列主义水平是比较低的。刘少奇不就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懂马列主义，岂能不把事情搞乱。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两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年间，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65岁高龄的毛泽东向与会者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感人至深，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稳住了当时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在全党范围普及马列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初始，刘少奇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县去搞共产主义试典的。那时，许多人、许多高级干部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一时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被搞乱的，经过这次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普及运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对不应盲从，决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之，人民的盲从性减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当受骗的机会随之而减少了。直到今天，这种作风还再发挥着作用。许多不愿盲从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八、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
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
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本书前七章以极其广泛的、大量的、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既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