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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熟睡中的中年男人,那可见尘粒的阳光照在他张开的大嘴上。我是不敢睡的。我如何能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这危机四伏、可疑、可怖的一切,如何敢想象醒来后会是在什么地方?如何敢把自己的肉身彻底地交付出去?我看着那些熟睡中的人,他们婴儿般的表情,对于这个世界,他们也许已不屑去怀疑了。小偷会对他们下手吗?不,小偷紧盯着像我这种满怀戒备的人。去客户那儿做采访。包里有数码相机、手机和钱包。我把包牢牢地抱在怀里。晕车,我靠在椅背上,低垂着头。上车的时候。我尽量选择女性作为我的邻座。一脸愁苦的表情,内心警觉,两个小时,紧张、焦虑,一秒一秒地挨,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地名、站牌,一站一站地数,国际假日酒店过了,华润超市过了,家具会展中心过了,虎门近了,更近了。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有人到站后。一下车就遭到抢劫,原来在车上那人就被小偷盯上了,在车上没法下手,那人一下车,小偷们迅速变成了强盗。我清晰地记得,那个人被那帮强盗撕开衣兜,花花绿绿的钞票飞舞开来。好看极了,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揪紧——我真的害怕。
从这个镇到那个镇,采访、派送杂志、送广告投放策划案、进行广告谈判、审稿、定稿……我都得乘坐这样的巴士,几乎每天。这样下去,我的身体很快就会垮掉,那可怕的历程,胆战心惊的分分秒秒,不幸的遭遇迟早会降临到我身上,我像一个猎物,在明处,清澈如水。我眼前不断出现受害人绝望的喊叫,那样的悲伤让人心碎。
我联系到厚街一个写作的朋友,跟她说好每月在她那儿住三至五天。至于虎门镇,它有着比较大的业务量,本身有一个不错的广告市场,我最终决定在虎门租了间单房。每月在虎门呆上半个月。常平,厚街,虎门,一个人的飞翔,一个人的孤独。二〇〇五年,一个肉身隐退的干净的魂灵在镇里飞。
我很快在厚街签下了一个大单,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电话打过来。说是酒店的副总要跟我谈谈广告。慌忙间。赶紧化了淡妆往外跑。天变冷了,风很大,呼呼地吹着,目之所及的事物都变了形,街道、商场、行人和车,还有广告牌上明星的笑脸。就像多年前堤坝上的露天电影,风吹鼓了布屏,里面一张张变形的脸。我也变形了吧,我的身体倾斜,笑容也倾斜,心里头有一股甜东西不停地往外溢,我像个孩子一样,那甜东西一路洒落,一路洒落。到了酒店,前台小姐安排我在会客厅等候副总。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
她从过道那头一路走过来,她就像是从最安静的地方来的,没有声息。四十多岁,保养得很好,没有化妆,一张干净的脸,唇角的表情安详,目光温暖坚定。她把茶移到我面前。我看见她白皙的手上淡蓝色的脉络。我震惊她从头到脚安静的气质,仿佛来自最沉最静的地底。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那样一副拙态,是那样愚蠢。我一路坐车而来,怀揣着跳动不止的喜悦,一路的喧哗,车声、风声、人声的鼎沸,我似乎还在喘气。坐在她对面,我脸上的那种急切的喜悦一定还没有来得及收拢。而她把那种沉静的气质带过来。先是进门那棵发财树安静了,那茶几安静了,接着那一排排的转椅安静了,会议桌、资料柜、窗帘都安静了。她一坐定,整个屋子安静了,尘埃都落定下来,茶水静如平镜。她看着我,开口说话,我慢慢镇定下来。她说,她看了上期杂志我对酒店的采访,很喜欢我的文字。我听着她说着如何喜欢我的文字,我看着她的脸,突然开始致幻,她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楚。我突然听见自已说。我想给副总您约一个专访,请您一定不要推辞。她的脸微微地红了,但没有拒绝。广告很顺利,她签下了半年,六万块。我想为她写什么呢,写她让我看到自己愚蠢的躁动,以及浅薄的喜形于色?我给她约专访。应该说完全不是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是的,这么些年来,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我从来不认为她那样的气质是先天的,它恰恰是经过时光打磨后沉淀出的深厚的、内在的大静。它跟智慧有关,跟性情有关,但跟养尊处优却未必有关。这样一本时尚杂志,我去写一个女人的气质,她的主张,她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有什么会比这种东西更性感的?
签了单出来,在冬日的艳阳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可以一个月不用那么拼命了。我请厚街的朋友去吃饭。她住在厚街一个工业区的附近,那儿是一个热闹的街市,它竟然跟广州的棠下一样,有一条肮脏的河,常年散发着腐臭。食肆就在那里,一溜大排档,昏黄的灯,从来都是午夜的倦意,有时起风,它吹鼓了挡风的布帆,它把人们的喧哗也吹得四处飘荡。工厂里下了晚班的打工仔,在那里请他们的姑娘吃饭。低档的饭馆,女服务员伸出手,黑黑的指甲盖,她们穿着低腰牛仔裤,露出一箍肥糙的皮肉。再往前走,是水果摊,橘子黄黄的,码得很高,远远望去,它们身上闪闪点点,像是被淋湿了。摊主隐在光线不好的暗处,待你走近,他们才冒出来,随后,他的身边还会冒出一两个脏孩子,安静地睁着大眼睛看着你。后面就是一个小型的小商品市场,它散发着潮湿、腐臭的气味。市场里摆着台球桌,一群小青年围在那里打球,我看到那脏兮兮的白手套,指套都脱了线,但这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周润发的味道。也有女孩子打球,穿着低领的T恤,趴在桌上半蹲的架势,露出两个圆球一样的乳房。俗气的性感,模仿地拽。再往里,更阴暗了,那里五块钱的T恤,十块钱的文胸,还有很多假皮包和成堆的拖鞋,一扎扎卖臭干子、炒粉、糖水的摊子塞在过道里,穿着低胸露背,化着浓妆。皮肤不好的女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我们找了家还算像样的湘莱馆,两个女子,点了一桌子菜。喝了酒,我对着这个在镇里唯一有交往的朋友说了很多胡话。她说我的脸滚烫滚烫的,目光有些疯狂,她说她走进不了我的孤独。反之。我也一样。两个写文章的女子,没有相惜,那太矫情。淡淡的距离,静静地相守,却有相知的温情。
我在虎门的时光,似乎没有专心去做业务。不,应该说,我从一开始并没有一门心思地去赚钱。我打量着虎门。相比常平和厚街,虎门有一种别样的气质在吸引着我,南派时装之城,到处都是制衣厂,空气中有棉丝绒气息的工厂,塞满了各个角落。那些旧楼房,仓库、住宅、作坊像虱子一样多,那里面时而传来孩子尖厉的哭声。焊死的防盗窗,漆黑的安全通道,锈蚀的、滴水的管道,此外还有更多永远潮湿的地方,趿着拖鞋,头发蓬乱的干瘦男人在楼道里来来往往。在服装的海洋里所有东西全被淹没了。我看到疯狂的鸣笛声,堵塞,匆忙的身影。南来北往的人,推着架子车,要是谁挡着他的道,他就大声诅咒。窒息的卖场,浩瀚无边的货物,装卸,通道,停车场以及发臭的运河,它们混合着烧烤的油烟气味,它们拼命地抽打时光。大笔的现金交易,人流,物流,它让一个注视它的人茫然,不知所措,并再一次被卷进这混乱的漩涡。虎门没有闲暇去理会一个写文章的女子,它要忙着交易交易交易。我在虎门做的两笔单非常干净利落,没有周旋,没有太多铺垫。长长的空白留给了我,我成了闲人,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距离去观察自己。
我并不急于回常平的公寓,我领着在广州已分手的男友去游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他出差在此地。
他一下子把广州的气息和记忆带给了我。我疑心自己呆在虎门不走的原因跟他有关,但不愿证实。走进鸦片战争博物馆,一个突然安静、阴暗下来的建筑物,类似少林寺的藏经阁,阳光从楼道的窗户泻下来,尘埃在阳光中闪闪发光,散发着隔世的气息。它的门楣正斜对着一池静水,两对假鹤,几弯垂柳,正像一个倦怠的美人打着哈欠。即使在中午,这建筑的内部阴沉,外面却阳光猛烈。鸦片战争博物馆,一个被突然抽离时空,一个惹眼但却又被遮蔽的建筑,走进去,就走进了迷宫。立在门边的大圆柱被幻象成勃起的阴茎,向内,是一处骚幽,它凹陷,随着梦境陷落。它暗示着一种色情的气息,我和他都被这暗示指引。他拽紧了我的手,我感受到他灼人的温度。我们一出来,阳光突然打开,四周响起洪亮的宋祖英的《爱我中华》,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在宣誓,在这明亮的上午。
我相信两个人连在一起的那一刻,命运是相同的。我们如何才能连在一起呢,两个身体,在摸索,在拼命地寻找各自想要的,我们连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人,那一刻,我们是一个人。之后,我们的身体分开,继续彼此孤独,像左耳和右耳。一股强烈的悲伤涌上来,我紧紧地抱住他,想把他嵌进自己的身体。他轻轻地说着,跟我回广州吧,回广州吧。啊,广州,我曾经彻底失去过自己,爱情无法让我获救,它太弱了,它无法医治孤独。我在深夜沉默着。哲学式的沉默着,这样的沉默在常平,在厚街,在虎门。我停不下来了,我着迷并深陷于这孤独的内心之旅,并开始依恋着它。我要感知的,是在飞的某一瞬间,重新看见自己。就像在匆匆的一瞥中。惊见真实的脸。而在混沌中看见它的人,不顾一切地追随着去。
'责任编辑 陈永春'
苗乡汉子
作者:覃仁岗 赵华锋
他先是拥有了全县第一支车队,继而,是全县第一个椪柑大户。第一家个体私营企业。他,自己富了,全村寨的人也富了。
——题记
序
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南大门——泸溪县原老县城武溪镇出发,溯流水而上,约四公里的地方,沅江东畔有一个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村寨,这,就是泸溪县白沙镇刘家滩村。沅江西畔的319国道旁,有一家宏伟、壮观的私营企业;湖南金旭冶化集团公司。现年五十有余的公司董事长刘集贵,就是沅江东畔的刘家滩村人。
连绵的群山,柔情的沅水,美丽的村寨和雄伟、壮观的企业厂房。显示了自然与社会在当代的平衡、和谐和发展,也谱写着刘集贵这位苗乡汉子的艰辛历程和美好人生。
金秋时节,我们怀着敬慕的心情,闻着菊花的芬芳,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了武陵山下、沅江河畔的湖南金旭冶化集团公司的办公大楼。
“贫与富的抗争,一是在于拼搏,二是在于机遇。”不亏为一位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开口便带有一定的人生哲理。面对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刘董事长,我心中暗自赞叹。“如果不是我和村里的人艰苦努力,如果不是党的改革开放英明决策,我和我们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的成果。”
从刘董事长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西部偏远贫困地区今日的平衡与和谐发展,也了解到了刘集贵这位苗乡汉子传奇而富有历史色彩的人生历程。
一、童年贫寒立壮志
湘西,地处莽莽的武陵群山之中。有史以来,当地人们因山的阻隔,过着贫困落后的生活。
泸溪,是湘西自治州境内的一个小县。
有女莫嫁刘家滩。
吃了上餐无下餐,
东奔西讨过人生,
大年三十难团圆。
这,就是泸溪县原上堡乡刘家滩村人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1953年9月的一天,一个红润而胖乎乎的娃子在刘家滩村一户贫困的土家族家庭里呱呱落了地。父亲望着啼哭的胖小子,既悲又喜。悲是多了一口人就多要一口饭吃,喜的是刘家又增添了一位男丁。
为了使孩子今后有个好日子,父亲给他取名叫“集贵”,意思是“多富多贵”。
说是小集贵的名字取得好,不如讲人生总是应验着“穷人自有天照顾”这句俗语。小集贵自出生后,尽管缺衣少食,但从未有过病痛。“两三岁的时候,冬天下大雪,我总是光着屁股和寨上的小伙伴在雪地里东跑西窜打雪仗,喷嚏都没打过一个,哪像现在的小孩,冷天穿得厚厚的,热天不是空调就是风扇,还弄不好就是感冒发烧,经常往医院跑。”刘董事长久久地回味在童年的欢乐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加深,他的眼光更开阔,志向更远大,意志更坚强。
暑假的一天,他和寨上的几个小伙伴正在山上欢笑地干着农活,突然,对面坡上传来了一首山歌:
刘家滩人你莫雄,
你屋住的是茅棚棚;
条子夹壁泥巴糊,
吃饭用的是竹筒筒。
随着歌声,大家看到对面唱山歌的是邻村干农活的一帮小姑娘。于是,小集贵不假思索就回敬了一首:
小妹莫嫌阿哥穷,
时机到时花自红;
茅屋换成小洋楼,
花轿接你进房中。
那天,他们你来我往唱到了太阳落山。
童年时,刘集贵的志向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要让村里的贫困农民都富起来,大家都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好生活。
二、借得东风好行船
1992年10月,金秋的季节把偏远的湘西土家苗寨装点得更加娇艳。宽阔的沅江碧波上船来船往,机声隆隆。位于泸溪县上堡乡(后改划为白沙镇)刘家滩村对面的泸溪县白沙冶炼厂码头上,停满了抢着载货的船只。
厂里的机器声,运货的汽车声,搬运工人的喧哗声连成一片。武陵山下,沅江河畔分外欢腾。
上午8点刚过,泸溪县白沙冶炼厂简陋的办公室里,坐满了八方急待要货的客人。年轻而和善的厂长刘集贵先是给他们端上茶、递上烟,然后面带笑容地解释着:“实在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想满足你们的要求,确实是一时生产不出来,只能按先来后到进行发货,让大家久等了。”
1991年8月,刘集贵在多方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得知电石产品销售市场广阔,利润空间大,于是,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并邀上村里的谢长生、戴春好、戴春富、刘海金、刘富花等5户农民,以合股投资的方式凑齐了60万元,建起了泸溪县第一家私营企业——泸溪县白沙冶炼厂。
“建厂那段日子,真的把人快累死了。”
刘董事长说的是句大实话。一座1800KVA的电炉,年生产能力3000吨的电石产品生产线的工程建设项目,自1991年10月开始破土动工,到1992年春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生产,前后仅7个月时间。
企业投产后,刘集贵又着重从管理入手。同时严格各项制度的具体落实,从而确保了生产经营的正常顺利进行,并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企业信誉赢来了众多客户。
“在泸溪县我能第一个建起私营企业,这都要感谢党和国家的英明决策。”刘董事长感慨万分地说,“如果国家不搞改革开放,不实施《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战略方针,我刘集贵哪有‘借得东风好行船’的机遇。”
19岁那年,刘集贵高中毕业后毅然回乡当了农民。但他立志改变自身和家乡贫困面貌的宏伟志向,始终没有改变。
1975年8月,他刚满21岁,便被吸收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党员。
凭借年轻的优势和当时上级关于大力培养年轻干部的有关指示精神,刘集贵在入党的当年就由村秘书当上了村支书,并被选送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培训深造。
按照当时的势头,刘集贵招工、招干、参军等走出“农门”的机遇随时都有。只是上天的造化,他的每一次机遇都以身高不合格而告终。
不出“农门”又怎样,我就不信凭自己这双手,这辈子搞不出个名堂来。刘集贵的倔犟劲来了。于是,他在于中想,想中干。一旦条件成熟,即刻大显身手。
1982年,已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第4个年头。然而,在泸溪县的农村经济产业结构中,依然停留在出集体工、做集体事的阶段。但尽管如此,党的改革春风已如惊雷般由远方渐渐传来。就在这个时候,刘集贵凭借自己掌管刘家滩村“帅印”的大权,在冬季油菜栽培中,偷偷地搞起了责任承包制。
制度的改变,产生了明显效果。第二年春,全村的油菜一派喜人景象。
刘家滩村的经验在哪里?于是,县、社来了大批取经的人。
于是,搞责任承包制的事就众人皆知了。于是,刘集贵就不得不重新当他的普通老百姓了。
无官一身轻。刘集贵感到轻松了很多。他开始着手重新调整起自己的位置。
319国道,是通往各地的主要运输通道。啊!有了。刘集贵脑瓜子一动,第二天就到银行贷了8000元钱,买了一台旧汽车,为县内的单位、企业拉货、送货,跑起了运输。一年下来,就还清了贷款。
跑运输过程中,刘集贵边跑边想,他们单位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