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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柏杨
序
凡 例
一、本书根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柏杨版《资治通鉴》二○○五年八月第二版出版。
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书中部分内容作了下列技术处理：
１． 人名统一。如“公孙痤、公叔痤”正为“公叔痤”；“魏遬、魏遫”正为“魏遬”。
２． 地名校正。如“巫郡（四川省巫县）”正为“巫郡 （重庆市巫山县）”；“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正为“武关（陕西省丹凤县东南）”；“白马津（河南省浚县）”正为“白马津（河南省滑县）”。
３． 汉语拼音校正。如“单于，音ｄāｎｙú［丹愉］”正为“单于，音ｃｈáｎｙú［禅愉］”；“月氏（音ｙｕèｓｈì［悦世］）”正为“月氏（音Ｙｕèｚｈī［悦支］）”。
４． 译名统一和校正。如“伊庇鲁士国王皮洛斯”正为“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塞琉卡斯王国”正为“塞琉西王国”。
５． 计量单位中的“公里、公分”均改为法定计量单位“千米、厘米”。
６． 年代表述。如“一九三○年代后期”正为“二十世纪三○年代后期”；“前四世纪○○－二○年代”正为“前四世纪最初十年—二○年代”。
７． 对原地图作了部分修改，如海岸线——用实线表示古海岸线，细虚线表示今海岸线。
８． 对原文中“中华”、“中国”、“蛮族”等表述作了适当修改，如涉及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文中，原文“中国”改为“汉朝”。
９． 还有个别其他方面的改动，不再一一列出。柏杨先生对于许多史实的评论，表示他个人独立的见解，我们尽量保持原貌，见仁见智，读者诸君自能明鉴。
柏杨序（1）
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 前四八○－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 二二○－二八○年
大分裂时代 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 九○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这篇序文写于第一册完稿之后，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时比新的创作，还要困难。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而彻底解决，时间又不允许——有些问题可能要聚讼累年。但我仍继续下去，孜孜不息，竭尽全力。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柏杨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开始问世时，曾经写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当七十二册平装本，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再提笔写这篇“再序”。二“序”之间的距离，在书本上不过只差一页，但在时间上却差十年。
这十年对全世界而言，是一场巨变。执笔之初电脑还是一个神话，于写到尾声时，它已完全进入人们生活。而在台湾，执笔之初对警备司令部和调查局，还心存惊恐，于写到尾声
时，人们已开始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巨变影响面之大和影响程度之深，过去从没有过。在发生之前，也从没有人认为它会发生。
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的是：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于写到尾声时，两岸已交流频繁。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于写到尾声时，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以致，我们的后续工作，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加倍复杂。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资治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于台北
赵顼序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书经》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诗经》、《书经》、《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
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义的，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搜集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起自公元前四○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陵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础，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将领们的战略，官吏们的施政方案，严格的分析它们是邪恶？还是公正？是长久之计？还是只顾眼前？不仅于此而已，连词藻美丽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议论，也都一一收集。历经十六个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广博而扼要，简洁而不遗漏。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辑。荀况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像西汉王朝的刘恒（五任帝）、刘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说的，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诚挚的爱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俭谨慎，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诗经》说：“商王朝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镜，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治平四年（一○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讲课，我奉到圣旨，宣读《资治通鉴》。该月九日，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皇上把御制的序文，当面赐下，吩咐：“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
柏杨注：后一段是司马光先生注。
司马光进呈《资治通鉴》表
臣司马光言：
先前，接奉圣旨，要我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不久，再接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现在，全书已完全定稿。我性情愚昧而且鲁莽，学术更是荒疏，所做的事，都在别人之下。惟独对于历史，心有所爱，从幼到老，嗜好不倦。深深的感觉到，自从司马迁、班固以来，史籍越来越多，普通人有的是时间，还读不完，更何况高高在上的君王，日理万机，哪有闲暇
？我常怀一种抱负，打算加以整理，删除多余的废话，摘取其中的精华，专门收集有关国家兴衰，人民悲欢，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的政治行为，编著一部编年史。使先后顺序，明确呈现，内容篇幅，繁简适当。只因为私人力量单薄，无法着手。幸而遇到英宗皇帝（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聪明睿智，关心文化推展，想了解古时政事，借此作为制定国家大计方针的根据。特地下令，教我着手编纂。往日的愿望，忽然可以发挥，欢欣鼓舞，不能自已。惟一恐惧的是，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先帝（五任帝赵宗实）又命我自己物色任用助手，在崇文院内，设立编辑局，准许向龙图阁、天章阁、“三馆”（昭文馆、集贤馆、国史馆）以及秘阁等图书馆，借用图书。并发给御用的笔墨纸砚，更特别犒赏，购买水果点心。并指定宦官充当联络官，直接可以奏报先帝。受恩之深，受宠之隆，近代从来没有。不幸书还没有进呈，先帝竟行去世。陛下（六任帝赵顼）继位大统，也继承遗志，颁赐序文，亲为本书命名。御前讲座时，也常命我宣读。我虽然愚昧，但受到两任皇上如此厚待，即令杀身枭首，也不能报答万一。只要能力够用，岂敢有丝毫惰怠？那时，政府派我代理永兴（陕西省西安市）战区司令官（知永兴军），因身体衰弱，又患病未痊，不能从事繁重工作，请求改调其他官职。陛下顾念下情，答应我的请求，命我担任西京（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政府监察总监（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兼任西京嵩山崇福宫管理官（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次调动职务，都准允编辑局跟我一同迁移。并且只发经费，从不规定按时缴出成绩。我既没有其他重大事务，就投入全部精力，精细研究，竭尽心力。白天不够使用，继之以黑夜。不但选录正史，还从旁采及野史（小说）、书信和文件，堆积得好像大海。我们在最隐秘处发掘历史真相，对每一个字都校正它是否错误。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另外，再编索引，以年月为纵的轨迹，以事件为横的叙述，便于读者查考，命名《目录》，凡三十卷。再另外，参考各种图书，考证它们的异同，说明真伪，再成《考异》三十卷。——总共三百五十四卷。回溯过去，自本世纪（十一世纪）六○年代开始着手，到今天才算完成，悠悠岁月，中间受到政局影响，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够平安，负罪至重，不容逃避。
臣司马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敬请陛下垂念我远离中央，已十有五年，虽然身在外地，但区区之心，无论早上或黄昏，无论清醒或睡梦，何尝不在陛下左右。只以天性拙笨，无从效力，是以专门从事文字工作，报答皇恩，只求点滴之水和微粒之尘，以增加大海之深和大山之高。我现在骨骸憔悴，双目近视，牙齿几乎全部脱落，精神耗损枯竭。眼前办的事，一转身就都忘掉，残余精力，在此书上全部耗尽。敬请陛下（六任帝赵顼）宽恕我因妄自著作而应诛杀的重罪，俯察我一念之忠，在清闲休息的时候，顺手翻阅。参考前代王朝的兴衰，考查当今政治措施的得失，嘉奖善良，排除罪恶，坚持正义，改正错误，就足可以追踪古代的盛世，使国家迈入以前从没有过的太平境界。四海之内的苍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