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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身，用一只手肘支撑着身子仰起脖子往肚里灌。这样的姿势不管是喝东西或是做工都好像很不舒服，但他说他早就习惯了。 “反正，”他说，“你总不能站在地板上把水泥往上甩吧。给基督大礼拜堂油漆天棚的那位老兄—你知道吗，那个意大利人—他一定这样仰着干了好几个星期呢。” 雷蒙喝完今天的第五罐啤酒，递下空罐子，打了个嗝继续开工。他做事虽然缓慢，但极富韵律，泥刀一下一下地在天花板上来回涂抹着水泥，之后用手肘充当滚筒，在水泥上平滑地推来拉去。他说，完工以后，天花板看起来要像一百年以来一直就是那样的才算过关。除了泥刀和自己的眼睛以外，雷蒙不用其他任何曲直测量工具，他说他的眼睛一准错不了。一天晚上，在他收工回家后，我用水平仪细心检查他的成绩：果然平直无瑕，而又确乎出于人手，非任何机器所能为。我服了，这人是个艺术家，有资格消耗大量啤酒。 微风从厨房墙壁上的窗洞钻进屋里，竟带着几分温柔。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我走出屋外，发现季节已经变换，院外的石桌正不断渗出水来。可以肯定的是，春天降临了。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春季到来农夫忙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人们纷纷将猎犬拴好，把猎枪束之高阁，期待着6个月以后再行启用。葡萄园里又开始见到忙碌的身影，勤劳些的农夫已经开始修整土地，而散漫懒惰的农夫这时候也不得不慌慌张张地开始修剪葡萄枝——按理说，这本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集的面貌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古怪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无情地挥洒下致命雨雾。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随处可见花的海洋，以及遍野的植物和新生的蔬菜。咖啡馆纷纷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来招徕生意，而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开始从鞋店外形形色色的小摊档上购买了平底的帆布便鞋。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散漫的工匠们
与这种生机勃勃的情绪相反的是，我家厨房的改造工程开始变得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几次催促之后，工人们像候鸟一样迁徙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有朝一日还将重返的物证，表示他们到时一定完成工作的决心。工人们突然消失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的发生更有明显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纷至沓来，过上几天到几周不等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到来之前，总会想到，别墅需要经过稍加整修之后，假期才能称得上圆满和愉快—比如，在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在游泳池边架上一只探照灯啦，在花坛里重铺一层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换屋瓦啦等等，操心的事情种类繁多。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呢？于是，他们纷纷在同一时间打电话给本地的建筑商和工匠，提出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必须做好”之类的指示。而这种指示的背后，通常都意味着慷慨丰厚的报酬。速度最重要，至于钱，根本不成问题。 这个诱惑无疑太大了。大家对密特朗总统刚上任时的景况都还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死守着钱不肯轻易花掉一个大子儿。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当然也跟着清淡下来。这样的景况，天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来？所以，有活干的时候就必须先接下来再说，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便只好暂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了。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但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一可减轻挫折感，而另一种方式则只能徒增烦恼而已。 我们两种方式都尝试过。起初，我们努力扭转时间观念，试图依照普罗旺斯的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什么不同呢？来一杯茴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但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已经逐渐变绿，开始长出野草来了。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而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们了解到，时间在普罗旺斯是一种极富弹性的商品，即使再清楚明确的词汇也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含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是说本周内不详的某个时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词语了，它也许是三个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可能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了在讨论期限问题时，必须能够看懂对方的手语。当普罗旺斯人看着你的眼睛向你保证他本周二一定来敲你家门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手上的动作是至关重要的。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只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则表明，他有可能会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若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个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要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会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等等情况。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合约中天经地义的一项条款，而我们却越来越对这句话产生了无限的狐疑。 但是，虽然他们如此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的愤怒却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而且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干活，工作质量又无可挑剔。综合评价起来，他们还是值得等待的。所以，我们渐渐修炼出一点点修养，开始学会依从普罗旺斯人的习惯行事。我们告诉自己，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事情只要出现一丁半点的进展，我们就会喜出望外了。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田园沉思录（图）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着那辆铿锵作响的拖拉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来回穿行。那机器不停地向两边喷洒出肥料似的东西。他时不时地停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用来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荒地，先是从一头打量一会儿那块荒地，然后爬回拖拉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停车走到荒地的另一头去研究它，还不时地来回踱步，低头沉思，抓耳挠腮。趁他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我走过那片荒地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可是在我眼里看来，那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地上除了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碎片，不过是普通的半亩荒地而已。据我猜测，福斯坦一定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什么金银财宝吧？我们自己已经在房子的旁边挖出过两枚拿破仑时代的金币了，而据福斯坦说，这一块地方可能还有更多财宝。可是一般的农民是不会把金子埋在农田里的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蹊跷。 那晚，福斯坦偕同夫人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白皮鞋、桔色衬衫，显得颇有几分商人气质。他还随身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吗，你们葡萄园里种的葡萄生产的酒，就是著名的卢贝隆坡地葡萄酒，马上就可以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啦？”他靠回去，缓缓点着头，在我们慢慢品味这条新闻的价值的同时，他不停地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嘟囔着：“是呀”，“是啊”。确认我们已经完全吸收了刚才的新闻，福斯坦才慢条斯理地接着说下去：这就意味着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可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 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了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速度更快饮完—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做更经济有效的利用。在他啜了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是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准许我们在瓜地上种植葡萄。在我们阅读文件时，福斯坦在旁不断地自责那块地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种瓜了。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山里的野猪还经常跑来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被野猪吃掉了三分之一。好好的收成莫名其妙地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似乎一时沉浸在这痛苦的回忆中，直到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福斯坦接着说道，他不经意地已经计算过，如果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一千三百枝葡萄藤。听到这话，我和妻子彼此会心地互望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同样喜欢福斯坦，而他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对改种葡萄也就没什么意见了。福斯坦走后，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会有什么能够快速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也未可知。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葡萄种植军团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拖拉机已经开始在瓜田里进行翻土作业了。两天后，插枝队正式抵达。这是一支由五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四条狗组成的混合军团。领队的是葡萄种植专家鲍琪先生。他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的经验了。鲍琪先生蹬着一双帆布靴子，亲自跟在拖拉机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推动小犁，以便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皮革一般坚韧的古铜色面庞上透着专注的神情。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着一根竹竿，以麻绳连接，麻绳上每隔若干距离都画上一定的记号。终于，整块田地被切割成若干细长的条状分布，可以插葡萄枝了。 小型货车运来新鲜的葡萄枝，大约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满了红色的蜡。鲍琪先生亲自在旁边检阅他的插枝装备。我原以为会用机器插枝，结果却只看到几支中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枝队短暂地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散开，各自组编队形。 鲍琪像握着方向盘一样手持那个木头三角在前开路，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并留下记号。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按照鲍琪的记号打出葡萄藤将要生长的孔洞，而插枝和填土的工作则由后面的人来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的游艇帽。狗儿们则欢快地在每个人的腿边蹿来蹿去，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丝毫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直到位居队伍中间的人一边赶狗，一边插进来抱怨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不停地移动，直到大约下午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了两只大号的篮子，大伙儿才停工，开始坐下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茶。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田间小憩
大伙儿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食物发起了进攻。从远处看来，这情景酷似布瑞松的素描画。大篮子里装的是四公升的酒和满满当当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这时，安德烈老爹也来了。似乎他是来视察工作进展情况的。我们看见他一到田边便挑剔地用手杖敲打着种植了葡萄藤的泥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老人走过来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他先喝了一杯酒，随后也坐下和我们一起晒太阳。善良温和的老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用沾满泥巴的拐 杖摩擦着狗的肚皮，开始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接着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巴巴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又回去工作了。傍晚时分，葡萄枝已经全部插好。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幼小枝条在夕阳下若隐若现。插枝队开拔到我家后院，大伙儿一边舒展着脊背，一边再喝上几杯茴香酒。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该付多少工钱。使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想必定要摊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福斯坦连忙解释，急得把手中的杯子都放下了。他说，藤枝的钱我们是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这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拖拉机和农夫们还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套“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似乎已经宣告无效了。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誓死捍卫家园（图）
卢贝隆的春天流露出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钻出来，用它们悦耳的鸣叫取代了枪声。我沿着山径走向马索家时，惟一刺耳的动静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至，决定趁机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到马索时，他正端详着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的一根五英尺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领地！”山道上还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相同的告示，以及一堆大石头。显然，马索是打算把这一块空地封锁起来。马索抬头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接着又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力地锤打，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刚问候了他的母亲。 我问他在做什么。 “挡住德国人。”他说着，开始动手推动石块，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想要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这里不可能属于他。于是我便提出，这块地似乎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说着，他又移动了一块大石头。“每年夏天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支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马索站起身，点燃一支烟，然后十分自然而顺手地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要是多放几个德国鬼子进来，没准儿会有人看上他的房子呢！ “带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你真该看看他们车里带来的东西，全都是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什么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一群小气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新角色来，继续向我说明普罗旺斯农民们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甚至包括德国观光客——的确给地方上带来了些财富。有些外来户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建筑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了吧！这简直是一个阴谋！一般的农民根本买不起。我尽量避免谈及马索自己也想在房地产上大捞一票的事，只是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一阵叹息过后，他又开心地笑起来，给我讲了一个买房子的故事，他对故事的结局十分满意。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公鸡的故事（图）
有一个农夫，垂涎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房子好——那房子差不多只剩一片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更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了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带着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的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十分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一叫就是两个小时。巴黎人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这里是乡下，公鸡打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天天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