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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开始的三年以来，由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首先披露的“毛罗对话——假如鲁迅还活着”设问求答，一直成为文化人关注的焦点。各方面正式发表的辩驳与研讨文章，已经有几十篇之多（还不包括电脑互联网上的言论）；至今众目睽睽，意犹未尽，评议方酣。
鲁迅与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伟人（有人甚至说是巨人），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精神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周海婴的《再说几句》可谓“引玉”之作，功不可没。此后一年间，南北各地，连续地至少有五位专家学者提出质疑。这些论述，都是认真的学术研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绝非胡说、戏说。如谢泳先生的《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陈晋先生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薛克智先生的《质疑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次谈话》、陈漱渝先生的《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等等，各自都很有见地。
这是一场高层次的“文化史”论辩。双方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尽量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认真进行考证和质疑。虽然涉及鲁迅和毛泽东两大伟人，但不视为“禁区”而畅所欲言。基本上没有门户之见、没有“非学术成分”的介入，而是文化人之间比较规范的争鸣。论辩过程中，一波三折、奇峰突起。从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叙述引发，到关键人物罗稷南的两位亲友的“若干补正”，再到几位学者专家引经据典的质疑、考证、推理，最后是仅存的“当事人”、著名演员与作家黄宗英亲自出场作证。许多研究鲁迅的专家和广大读者，老中青三代人纷纷撰文立论，真是兴味盎然、非常精彩。
本书收录了各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一部“众说纷纭”的辑录，“20世纪文化史”的讨论集；而非盖棺后的定论。只要能为一家之言而非空论、废话者，尽量兼收并包；各作者文责自负。因编者所见不广、能力有限，恐怕还有一些好文章未及收录，敬请读者们提示，待以后补充编入。
感谢周海婴、黄宗英、萧关鸿、丁东、谢泳、贺圣谟、陈晋，以及李普、钟沛璋、邵燕祥、朱正、袁鹰、钱理群……（以联系先后为序）诸位先生亲自提供了许多资料，并慨然同意将他们的文字编入此书。但有少数作者未知准确地址，谨根据文章发表的刊物继续联系，请予见谅。同时要感谢黄宗江、牛汉两位老师的亲切指导和鼓励。
最后更必须感谢文汇出版社，及时将此书投入文化市场，使得21世纪初我国文化人的这一番精彩论辩，“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黄宗英语）。
编者2003年3月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节 再说几句—假如鲁迅还活着
周海婴
……回忆录写到这里，似乎应当收笔了。但有一件事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
这件事要从母亲的老朋友罗稷南先生讲起。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于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浦石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静静地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我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2001年）7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我记得，类似的这种拟想，在“文革”初期，母亲就曾接到学生红卫兵的多封来信，也有径寄党中央的；叙述了许多的理由，要求追认并接纳鲁迅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我不清楚是否也有与罗稷南先生那般脾气的人，亦把这个问题率直地提出来
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请示，毛主席的回答是怎样的，那也只能留待另一位写了。
（原载《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
2001年10月4日《报刊文摘》转载）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节 假如鲁迅还活着
萧关鸿
编完周海婴先生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校样，感觉言犹未尽。因为有一则重要史料，海婴先生与我多次讨论，斟酌再三，还是没有写下来。我总觉得不写出来，这本书似乎没有完成。但我又不想让海婴先生勉为其难，所以一直踌躇不决。
去年７月，海婴先生来上海，去拜访了王元化先生，感谢王先生为他的书写序。谈话间，他又提到这件史实。王先生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应当写下来，公之于世。这增加了海婴先生的勇气。
在回忆录付型前几天，海婴先生才最后决定写出来，寄给了我，作为这本书的最后一节。
那是讲１９５７年的事，距今已快半个世纪。那年，毛泽东来上海小住，照惯例请几位湖南老乡聊天。据说有周谷城等人，其中包括罗稷南先生。当时正值“反右”，谈话内容自然涉及对文化界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历来崇敬鲁迅先生，他抽个空隙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听了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以后也不敢向人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之于世，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和盘托出。直到１９９６年，海婴先生应邀参加一个研讨会时，才听罗老先生的学生转述这件事。
鲁迅先生是２０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但他在五十六岁时过早去世。出于对鲁迅的崇敬，人们常常会提出“假如鲁迅还活着……”这样的假设。而且，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年龄层和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会从各个角度提出这个假设。在我的记忆中就看到听到过好多次。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在红卫兵小报上，就曾看到有人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追认鲁迅为中共党员，并且说，如果鲁迅活着，一定是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然这是出于年轻人的天真幼稚和对鲁迅肤浅的认识。
“文革”后期，思想最沉闷的时刻，除了八个样板戏，还有鲁迅的书可看。我们觉得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状态下对鲁迅的“优待”是对鲁迅绝大的讽刺。私下里讨论时也曾设问：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
不久前，有家杂志的记者就以“假如鲁迅还活着”为题访问了许多学者专家。可见，这个假设对思想者至今还有魅力。罗稷南先生生前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史实写下来，不仅因为当事人都已过去，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再次把两位伟人联系在一起。
虽然对鲁迅作出准确而崇高的评价的第一人是鲁迅引为唯一知己的瞿秋白，虽然毛泽东与鲁迅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第一个把鲁迅推上中国文化史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１９４９年后鲁迅在中国文化界几乎定于一尊，神圣不可亵渎。因此，由毛泽东来回答这个假设，就成为思想史上有深刻内涵和启迪意义的命题。
毛泽东自然不会像红卫兵那样简单，他的回答显示他对鲁迅真正深刻的认识，就像他多次所说的，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他与鲁迅一样都会坚持自己的思想和理念，都会按照自己的性格绝不妥协。因此，结局早就注定了，只是善良的人们不愿这样想。让鲁迅“识大体不做声”，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如鲁迅不识大体，就会像许许多多宁折不弯的知识分子一样打入十八层地狱。天堂与地狱只一步之差，现实就这么严酷。
读毛泽东晚年的谈话录，比读他正式发表的经过秀才加工的文章要引人入胜，因为真实、自然、生动，有趣，又充满智慧。毛泽东的坦率往往让他的对话者惊讶，比如毛泽东对尼克森说他喜欢右派，对田中说感谢日本人的侵略云云，都让尼克森和田中一愣。毛泽东说鲁迅会关在牢里，则让罗稷南吓出一身冷汗。但毛泽东说的是大实话。毛泽东太了解他治下的中国的现状，也太了解鲁迅。因此，“假设鲁迅活着”的结局，也不是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其实，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断重复地提出这个假设？假设是相同的，每个年代的内涵却不同；每个年代的关注点不同，实质都一样。与其说是关心鲁迅的命运，不如说是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命运。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就会有人出来“假设”。以鲁迅来假设，只是壮胆而已。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岁了。周海婴这本回忆录是为纪念父亲而写的。我编完这部书稿，尤其是补上这最后一节，感觉鲁迅更加亲近了。
2001年10月
（本文作者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主编）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3节 “孤证”提供人的补正
［——对周海婴先生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若干补正］贺圣谟
在对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的谈话作补正之前，我有必要先“自报家门”：该书最后一节《再说几句》中所称“（罗稷南先生）信得过的学生”、“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就是我；换句话说，我就是向海婴提供毛、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具体内容，即被海婴称作“孤证”的那个人。
海婴应邀到宁波参加纪念巴人（王任叔）诞辰九十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是1996年10月24日。当时我是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受讨论会发起单位之一的宁波师范学院领导委托，会议［讨论正式］开始前，我去［宁波江北海苑］饭店看望［莅甬］与会的［文艺界、学术界］代表。因为乡前辈丁景唐先生事先与我有约，这天上午我一到代表住地，就去看望丁先生。就在丁先生房间里，我初会了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海婴是鲁迅的亲人，我在学院里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鲁迅。谈着谈着，我问起他有没有听说过1957年毛泽东曾同罗稷南谈到鲁迅这件事。海婴说没有听说过。于是我就向他转述了罗稷南先生亲口告诉我的话：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我记得海婴听后一怔。接着［沉静地］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他还说，罗稷南先生他很熟，小时候常到罗家去玩，以后也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件事。我说，解放后你们去了北京，而且这样的话罗老也不一定会告诉你们。［因为已到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吃饭，海婴坐在我的左边，丁景唐、徐开垒先生坐在我的右边，饭前的谈话自然不便在饭桌上进行下去了。］同海婴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交代完事实，我就该就我所知作补正了：
一、 1965年暑假，我应邀在罗稷南家住了十来天。［当时他的家在上海复兴西路３４号三楼。这所名叫乐卫精舍的公寓楼，当时住着的有王亚南、吴强等人。］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还常到上海文艺会堂去。毛、罗谈话就是罗在那时告诉我的。因为我看过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该刊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曾出过一个特辑，其中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我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
海婴书中说，“他（罗稷南）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他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罗老告诉我这件事，早在他逝世前六年而不是重病之时。这件事他是否只对我一人讲过，我不得而知；但以他的性格脾气，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同别的他信得过也相信他的人讲过。他和毛的对话是在座谈会上，不能说是“秘密对话”。罗老先生当年就表述过，那天谈话也有他人在场。（编者注：原文还有“罗老当时告诉我，那天谈话时巴金、白杨等人也在场”一句话。这恐怕是罗老回忆中对在场多人的印象有些模糊、混淆。当天在场的有女演员黄宗英、作家章靳以。把女演员黄宗英误记为更加闻名的女演员白杨，把作家章靳以误记为他的好友、更加闻名的巴金。但这并不影响罗老记忆的主要内容。况且，这也可以说明当时还有另外一些文化人包括著名的女演员和作家在场。女演员“黄宗英”跟“白杨”、作家章靳以和巴金，属于同类形象的近似关联、无意间误植，这在记忆心理学上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我后来查阅了《毛泽东大词典》，1957年7月7日，毛邀请上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毛、罗的对话应当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二、 海婴书中所说的毛“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的说法也不准确。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字子英，］是云南顺宁（凤庆）人，不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罗稷南生于1898年，1917年进北大预科，一直读到哲学系本科毕业。毛泽东那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但罗没有同我说起当时是否认识毛。淞沪抗战后，1933年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十九路军将士却拥戴李济深，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罗参加了该政府的工作，并代表该政府到江西苏区同红军谈判联合反蒋，草签了抗日反蒋协定。就在这次，他见到过毛。］海婴书中说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这不错，但说他“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也不准确。罗老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也］清晰。解放后他曾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要他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没有行政［工作的］才能，［终于］没有去昆明上任。我不知道他曾否受聘于华东师大，只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每月给他发120元“车马费”，平时不用去上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