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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页）明显的表示了对民盟要“膺惩”和“打击”的态度。这“打击”要指向谁？他点了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三个人，却没有点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很明白，那时罗、沈、章三人，在民盟内部，是有威信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对外是民盟的主要代表，都是国民参政员，有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在政治斗争中的能量，比李、闻要大得多。从民盟自己的安排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李、闻是民盟的中央委员，而罗、沈、章是中央常务委员。假如蒋介石要下令暗杀民盟的人，首先会在罗、沈、章中挑选，而李、闻恐怕还不在他的视界之中。
闻一多被刺之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办公。从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到案发之后他的反应。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边二的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前引书第632页）这个军统局二把手不知道是“何方所为”，可见不是军统局作的案。第二天，“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前引书，第630～631页）。23日，他从重庆飞昆明。调查的结果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人作的案。27日，他到庐山向蒋报告案情：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余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相。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按：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前引书，第633～634页）
第二辑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设问求答第37节 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5）
霍揆彰让手下的人杀了不必杀的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给共产党方面增加了政治斗争的筹码，使自己陷入极大的被动。这霍揆彰岂不是发了疯吗。蒋介石本人就没有这样蠢，不会去做下令刺杀李、闻这样的蠢事。
当年《文艺春秋》这一组笔谈的作者们，不止一人提到郭、马挨打，李、闻被刺的事，以此来推想鲁迅，如果他活着，也不免像郭、马那样挨打吧，不免像李、闻那样被杀吧。其实这推论也未必恰当。郭沫若挨打，是他以政协代表的身份到校场口去参加庆祝会。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不会去校场口呢？解放后给现代作家排座次，有一句口诀，叫做“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置于郭沫若之前；既然郭沫若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为政协代表，鲁迅就应该更可以了。在笔谈中，魏金枝说，倘使鲁迅还活着，“或许也被请到政协去做一下幌子”。恐怕也未必。确定政协代表的名单，不是用文学或学术方面的声望做标准，而是用的政治标准。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写了《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等等安排为政协代表的，而是因为他有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做过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38年）这样的经历。鲁迅没有诸如此类的经历，不会获得政协代表的提名，2月10日就不会去校场口，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马叙伦是因为到南京去请愿挨打的。我愿意假定，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他会赞同请愿团的全部主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赞同赴京请愿的这个具体做法。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写了好些篇文章赞扬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见《华盖集续编“死地”》）。1935年，他又在一篇热情赞扬“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从他一再表明的态度来看，他不会坐在6月23日的列车中，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被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要是鲁迅这时还活着，他会不会参加民主同盟呢？反正现在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假设。我想，在30年代，鲁迅可以遵照共产党的希望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一政治性的团体，并担任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那么，在40年代，他应该也可以遵照共产党的希望参加民主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的吧。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妨看看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的表现。不能不指出，在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成员，他还没有北平分会的胡适那么积极。说穿了，他不过是将自己很高的声望借给宋庆龄、史沫特莱他们去用，并没有自己主动去做多少工作，而胡适还真把这当作一回事起劲干了一阵子。如去反省院了解政治犯的情况。正是因为他积极工作，以致和史沫特莱等人发生尖锐矛盾，终于不欢而散。关于这事，我写过一篇《鲁迅·胡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重复了。假定这时鲁迅参加了民主同盟，多名中央委员中，被暗杀的只李、闻二人。推测鲁迅也将会像李、闻一样被暗杀，即使说逻辑上的根据也是不足的。
参加笔谈的作家们提出那一年发生的郭、马挨打，李、闻被刺，与其说是谈鲁迅，不如说是表示自己对郭马李闻这些事情的抗议。不过这样一比拟，却起了一个作用，就是取消了编者范泉提出的问题：他不可能活到现在，他已经像李闻一样非正常死亡了，你还问“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干什么呢！所以施蛰存说“这个问题并不聪明”。
当然也有作家并不这样干脆取消编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是正面作出了回答，写出了他想像中的“假使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细看这些答卷，就可以发现一个秘密：他们在执笔作文之前，大都学习了一个不久以前发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第232～240页）。这篇《宣言》刊登在7月7日《解放日报》上。这篇《宣言》说：
……而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人民爱国战争的胜利，并未达成全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第233页）
……善于出卖国家民族的中国反动派，允许美国侵略势力实际上操纵我国的军事、经济、财政、内政和外交，毁灭我国的民族生产，自由侵入、占据和使用我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和内河。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强大，它的侵略方法表面上似乎更“文明”而“合法”，并且利用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资本和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资本，它就可能豢养更多的汉奸和带有更大的危险性。（第235～236页）
……外国侵略者要想把我国变为殖民地，变为菲律宾式的“独立国……”（第239页）
这些见解，就成了参加笔谈的作家们立论的基调。茅盾的文章说：……八年抗战之后，人民依然得不到胜利的果实，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败北了，可是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却比以前更甚，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抱着称霸世界的迷梦故要先来征服中国，现在称霸世界的迷梦者却用“友好”的面具，“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它那把中国变成“菲律宾第二”的目的；……从前日本货倾销不足又继之以武装走私。而现在中国民族工业正也被外货的倾销和走私打击得气息奄奄……
这篇《宣言》还指出：国民党当局“公开号召全国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第234页），“因为只有内战才能压制我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力量，便利于他们的军事独裁……”（第236页）《宣言》提出了四条“紧急呼吁”：第一条就是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停止军事冲突，第二条就是“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上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第237页）。这些意见，同样在笔谈参加者那里得到了响应。田汉的文章说：
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必反对今天的内战，这胜利和平后的民族自杀，这残民以逞，维护地主买办利益的大罪行！他将更能不惜力量，用他的口、用他的笔、直到用他的血，唤起广大民众，制止这罪行。
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必定用同样的力量，反对今天美国的世界政策、特别是他的对华政策，……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将和全世界爱自由民主的人士一道呐喊，汇成洪大澎湃的海潮般的正义的声音，站在华莱士一边暴露这一个大阴谋，消灭这些人类的谋杀者！
对华莱士这人，得简单介绍几句。他是罗斯福担任第三任总统时的副总统（1941～1945），主张对苏联友好。罗斯福在竞选第四任连任的时候，没有邀请他而邀请了杜鲁门作竞选伙伴。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总统，华莱士反对杜鲁门的政策。田汉文章里说的“正义的声音”，大约是指当时华莱士发表了批评杜鲁门政策的言论，翻阅当时的报纸，当可以查到吧。
周而复的文章，说了过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了鲁迅响应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说：
请看，美国飞机，在我们天空飞；美国军舰，在我们海面停；美国商船，将要在我们内河航行；美国军队，在我们国土上驻；美国商品，在我们市场上泛滥；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我们的政府呢？对外则凡有所求，无不应命；对内则进行内战，自相残杀，相煎日急。不过，这次是美国装备，和上次不同。
去了一个日本，来了一个美国。这就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年后一点变化。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你说，他会怎样？
熊佛西的文章说：
假如鲁迅先生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必以他那枝锋锐的笔，领导我们作如下的呼吁：
一、反对内战。
二、要求美军即日退出中国。
三、要求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要求实现政协的决议案。
简简单单几条，几乎可以说是那篇《七七宣言》的提要了。茅盾的那一篇，题目是《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这笔谈中的好几篇，也可以用《〈七七宣言〉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做标题的。
《宣言》发表的次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学习与宣传“七七”宣言的指示》提出要“将宣言中各项要点，在报纸刊物上作文发挥或作讲演”（第241页），应该说，《文艺春秋》组织的这一组笔谈，是很好完成了这个任务的。茅盾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看成它的帝国的“生命线”，而现在的取日本而代之的征服世界者却把中国包括在它的保护世界安全的“战略基地”之内。
这里的“基地”一语不见于这篇《宣言》，其实也是有来历的，来历就在《解放日报》1946年6月5日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其中说：
美国庞大的海军和陆空军驻在中国各地，屡次声明要撤退而屡次延期，现在连美军的家属都运来中国，表示美军已经把中国看作他们的基地了。（《胡乔木文集》第一卷，199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7页。）
这些作家不但学习了《宣言》，还学习了毛著。像林焕平的文章说鲁迅是民族英雄，看来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论》来的。
鲁迅与许广平、蒋径三合影。1927年9月11日摄于广州。
沈子复的文章里，说鲁迅“对于凡是切切实实，能脚踏实地的‘奋斗者’，都引为光荣的同志”。这话出自冯雪峰以鲁迅名义写的那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信”，许广平把它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其中明白表示了他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
《创世纪》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其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当人们谈论“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的时候，说的其实是他自己会怎样吧。
这一组笔谈中，也有很精彩的意见。像王西彦说的，“对他唱赞美歌是没有用的，要紧的是能够承继他精神的遗产”。可是，他恐怕没有预料到，以后，赞美歌的调子是越来越高，而他精神的遗产却是越来越难于承继了。
笔谈中，臧克家的这一篇我没有看懂。他说的，“他把新的‘友谊’给了当年的‘仇敌’，而用仇视的眼光去看十年前的‘朋友’”。这种友与敌的互换，我不知道落实在哪些人的身上。如果他是十多年之后这样说，那可以解释鲁迅会把新的“友谊”给了章士钊、周扬等人，而用仇视的眼光去看胡风、冯雪峰等人了。可是在1946年，还没有出现这种变化呀。总之，我没有看懂。
我看了这组笔谈，颇有几点感想——
一是鲁迅人格伟大的感召力，十几位执笔者，每个都对他怀着由衷的敬意。大家都知道，他同田汉、施蛰存二位，都“曾用笔墨相讥”，可是他们二位在笔谈中，行文立意，都没有丝毫的不敬。这也就是鲁迅说的“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吧。
二是所有执笔者无一例外的都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像田汉、安娥、周而复这些党员作家不用说了，被看作资产阶级作家的一些人，也是众口一词。这反映出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共产党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由此可见人心的向背。这不是一件小事。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报告中说：
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
就从一个小小文艺杂志组织的一次小小笔谈，也可以预示出国民党失败的结局了。
三是在等待这些知识分子的是怎样的命运。笔谈的十五位参加者中，至少有萧乾和施蛰存二位在十一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田汉、安娥、周而复等党员作家，则在二十年后的“文革”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是这次笔谈的组织者范泉，后来不知是戴的右派帽子还是反革命帽子，充军青海，劳改多年以后才得以“平反”。我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人名，像蒋介石说“应施打击”的罗隆基、章伯钧，像在下关车站被特务暴徒确实施以打击的叶笃义、浦熙修，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人是自动放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一些人是屈从权力背友求生，才幸免于难的，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并不比被划为右派分子小些。在1946年，有几个知识分子预料到未来的命运呢。行文至此，真是百感交集。
2003年3月4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38节 编者的话
本书第一辑，围绕着1957年7月“毛罗对话”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本书第二辑，则回顾了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祭”的情景。
其实，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假如鲁迅活着”一直是个谈不完的话题，今后还会继续谈下去。本书第三辑，抄录了1951～1981年，也就是鲁迅诞辰七十年至一百年之间，《人民日报》关于鲁迅的社论，并就“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选载了名家的几篇著述，提供读者们进一步研讨。
历年来《人民日报》关于鲁迅的社论
1951年：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
1952年：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
——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
1956年：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
1966年：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1976年：学习鲁迅永远进击
1981年：鲁迅精神永在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39节 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
今天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战士鲁迅先生逝世的十五周年，而不久以前的九月二十五日，又是鲁迅先生的七十诞辰。鲁迅先生逝世以来的十五年，是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到新生、从奴隶变成国家主人的伟大变化的十五年。鲁迅先生在生前所疾首痛心的“可诅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所想望和追求的光明的世界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追念和感谢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在中国革命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