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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这一次搬家是为了躲避戴笠对王映霞的追求。对这位军统头子，郁达夫是惹不起的，在上海的时候就尽量限制王映霞，叫她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读读书、散散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不久就远赴福州供职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红星。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尤其是漂亮女人。有得几个人为她奉场，她就会忘乎所以，神经错乱。王映霞渐渐觉得她与郁达夫过去所过的八年，为他生下四个孩子是一种过错。她被他们束缚着，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人生。由于第三个儿子已经夭折，她把剩下的三个儿子一齐交给母亲王守如来照管，再请两个姨娘帮忙。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交际应酬，再不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谑而不虐的笑话，风雨茅庐成了男士们最爱光临的地方。
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招蜂引蝶的艳闻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远在福州的郁达夫毫无所觉。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郁达夫才有所知觉，连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与他同住，王映霞虽然遵嘱南来，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这时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家避难到浙西山区的丽水，与情人比邻而居，意出许多闲话。这个情人就是戴笠。
郁达大丽水寻到丽人，挈家前往武汉。满以为可以斩断他们的关系，不料却截获了他们之间肉麻兮兮的三封情书。郁达夫愤怒已极，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想要王映霞知难而退。王映霞无所谓，来个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逃到洞庭湖南岸的湖南汉寿。
秋凉时节，郁达率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一个多月后，汉寿面临战火，王映霞仓皇带全家搭火车往长沙东行，又到了浙西江山。郁达夫连备函电催促，叫王映霞把岳母和两个小孩暂留江山，王映霞和长子赶快到福州。到了福州，郁达夫告诉王映霞说：“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带你们母子远赴南洋。”
王映霞惊诧道：“那么在浙西的母亲和孩子们呢？”
郁达夫斩钉截铁地答道：“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了！事急世乱，难得周全！”
郁达夫的想法十分明显，国内已经是漫天烽火，而妻子总是想在浙西山区一带打转，无非是旧情难断。为了逃避战火，更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与老情人之间的联系，因而答应了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从头开始。去寻觅婚姻中的第二个春天。
王映霞毫无选择的余地，无可奈何地跟随郁达夫远渡南洋，这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岁尾。
王映霞总觉得自己是钻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后天天还想着她的浙西山区，天天也就寻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真是痴心妄想，太过天真。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那时李筱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
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享年五十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王映霞回到重庆，就不记得她在浙西的老母了，住到重庆乡下的白沙江滨疗养。三个月后，由戴笠介绍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按说她已是三十四岁的女人，是“烂渣滓”的尴尬年龄。她却不服老。上班的第一天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那些出出入入，口操外语的时髦人物，顿时感到眼前一亮。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这所剩无几的美艳姿貌，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小心肆应，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王映霞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贺客如云，连施蛰存都去拍她的马屁。为她赋诗：
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
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
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
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一九四六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几十年过去，人们仍谈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郁达夫曾当面骂王映霞为淫妇。王映霞直到八十岁的高龄，笔下仍称郁达夫是“疯子”。为维持自己的老面子，始终不曾有忏悔的意思。德国有一位汉学名家马汉茂，出版了一本有关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的书。公布了一把王映霞写给情人的书信，迫使王映霞写了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长文，在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上发表，无非是替自己遮掩，始终不承认自己当年的丑事。反正郁达夫已经死去多年，只能听任王映霞云自圆其说。
杜鹃声里过花期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才子佳人恋，以卿卿我我始，以劳燕纷飞终，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的琴瑟悲歌。初恋之时，爱得死去活来，到头来，又恨得吐心沥血，一对神仙侣成了仇怨偶，终竟让后人唏嘘。 达夫先生才华横溢，有名士风度却又身世凄凉。人之常情是爱慕佳人，究其底又偏爱才子，所以郁、王之婚变，大多同情达夫先生，多有责斥王映霞者。易君左在一篇文章中说：“然而，我总有一个定见：王映霞无论怎样美，嫁给一个郁达夫，总算是三生修到。我对这位朋友是深致敬慕的，他是一个人才、一个天才和一个仙才……单凭《达夫九种》，王映霞亦足千古。”易先生在文中流露的是扬郁抑王的情绪，虽不曾直骂王氏不识英雄，却也间接批评她“出了英雄而不懂得爱惜”。在郁、王之恋中起过“穿针引线”作用的孙百刚，事前对郁、王之恋不甚支持，认为达夫先生是使君有妇，而映霞却罗敷无夫，映霞不应嫁给“二道贩子”，事后却转了向。他说：“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一场婚变，达夫先生根本就不会投荒南下，因此，后来就不会不明不白地遭了日本人的毒手。”孙先生心底里是把王映霞做为达夫先生隐形杀手看待的，这是“现在想起他们的离合经过”，孙先生“反而要站在达夫这一边的原因”。鲁迅先生与达夫是好友，他看得当然不至于这么狭隘，却也有所偏袒达夫，对王映霞有点不太信任的意味。先生在《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中有句云：“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达夫后来想起先生这诗，才深懂此语之含意。他在《回忆鲁迅》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话似乎是说，鲁迅先生早就看出王映霞有背叛之心。 郁、王之恋到底谁是谁非，恐怕只有郁、王才知晓。婚姻是一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家方可解会，而且即或是郁、王两人，也恐怕是各有心得，郁达夫穿着，有自己一番感触，王映霞穿着，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感觉呢？当年，王映霞初会达夫先生，正是豆蔻韶华，她长身玉立，体态微丰，面如银盘，眼似秋水，读书时节一向有校花之名，成年之后，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居当年杭州四大美人之首。达夫先生当时已有妻室，儿女绕膝，年长映霞十多岁，按世俗之婚配，达夫未必是映霞最佳人选。无奈达夫先生乍一见她，惊为天仙，顷刻间坠入情网，无从自拔。王映霞有倾慕，却乏爱意，她所倾慕的是一个才子，要去爱恋的却是一个食五谷的人，从倾慕到爱恋，犯点踌躇，也是不难费解的，但其中距离较近，几步即可逾越，故在达夫先生的凌厉攻势下，王映霞终于做了爱情的俘虏，十余年间，两人相濡以沫，各倾注一腔真情，恩爱无比，因而赢得了“富春江上神仙侣”之美誉。 郁、王之婚变缘起于第三者插足。达夫先生得信，将遭国民党之暗算，他深感上海险恶，因而不顾鲁迅先生等人的劝阻，移家杭州，几乎花了历年积蓄，在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他说：“一九三六年春，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是我毁家之始。”正在达夫先生南下期间，王映霞耐不住寂寞，当时亦算是达夫好友的许绍棣乘虚而入，于某夜饭后，把王勾上手，致王失身，并由此同居。达夫先生在诗中写道：“贫贱原始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在达夫先生的眼里，王映霞之所以委身许氏，是因为王氏嫌他贫穷而位不显。先生曾直言：“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先生又云：“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自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予以取乐。”现在想来，达夫先生此番言论也许是伤心怪罪之语，心中莫名悲愤却又莫名所以，故以映霞爱慕官僚不爱文人而罪映霞。达夫先生毁家之后，用语常失分寸，譬如：“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日寇来奸淫要强得多。”此话当然有锥心之痛，初读似乎看到达夫先生的“民族感强”，细细揣摩，对王映霞恐怕存有毒咒之意。王氏作为女性，当然有虚荣心，但是否因为见官而不惜失身，此论未必道着。映霞与许氏同居之日，正是达夫做官之时，先生应福建省党主席陈仪之邀，赴福建任省参政，据称，陈仪也拟任先生为教育厅长的，但虑先生文人气质较浓，口出常无忌以及人事有纠葛而作罢，任之为参政，实质拿的也是“厅级干部”的薪金，级别上与许氏无差，说王贪官恋贵，有失公允。事实上，达夫先生遭难后，王映霞也没嫁许氏，也没再傍大官，只与在重庆招商局任职的普通职员钟贤道结婚以度余年。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达夫先生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达夫先生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 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达夫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这也许是王映霞咬舌斫指的真心感受，是一种痛彻肝肺的伤心悟道之语。她后来再次结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名士谁不爱？达官谁不欲？而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了，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以原配夫人之礼待她。其中心情，是有“曾经沧海、除却巫云”那种彻心入骨之体验的，真是杜鹃啼血，只惜人生不复，杜鹃早已过花期。 现在，达夫先生早已魂落他国，王映霞也已云散香消，其中恩怨瓜葛也风流云散，已成为结了血痂的黄灯古卷。多年以后，我们再看郁、王之恋，谁对谁错又有何人能予分辨？只有那情恩爱怨，让人千古怆然泪下。
郁达夫的婚姻
郁达夫，1896年11月出生在杭州富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8岁那年，随长兄郁蔓陀前往日本东京，经过半年多的补习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先学文哲，后学医学。一年后获得官费待遇，分发至第八高等学校就读，后又转入法学部政治学科。此间，除开始写诗之外。应大量阅读德、英、日、俄的小说，并开始小说的构思与习作。22岁那年暑假乘船返国探亲、母亲陆氏好说歹说为他订下了孙荃的亲事。
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