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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困难，他唯一的姐姐郁凤珍，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就只能送给了乡下的叶家去做童养媳。但他的母亲在如此贫困的境况下却始终坚持要三个儿子上学读书。不仅是一般的上学，而且都要上高等学府，其中长幼两子还上日本留学。不能不说，这位难得而有识见的母亲是有多么坚毅的韧志和非凡的艰辛啊！当长子郁华考取了赴日留学的官费生，次、幼子继续在杭州和当地上学的时候，他甚至把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一部半庄书，也就是全部家业都抵押出去而借债度日。不少好心的亲戚着实为她捏把汗，劝她来日方长，犯不着如此冒险，连老祖母也喋喋不休地反对长孙出洋留学。但她都断然拒绝，并说：“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读书立业，都蹲在富阳街上‘数石板’（当地讽刺话，意思是浪荡无聊），怎么对得起祖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书香世家”的传统吧。有人说，这也是郁企曾死时留下 的遗愿。而据郁达夫一九一七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所写的《丁巳日记》二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其中所谓“不至有今日”，十分微妙地说明了：在这位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的陆氏母亲眼里，与“谨饬而自晦”的父亲比起来，对接受和贯彻“书香世家”的传统，还是她还显得更坚决、更有魄力呢！
在那些最艰难的借贷度日的年月里，正是郁达夫在高等小学上学，初知人事，开始接受世界和时代的思想意识的时候，这一切，无疑对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从一系列情况来看，应该说，他出生于一个已经没落了的小城镇知识分子的家庭，就其阶级属性来说，他自己承认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想不能说不对吧！
郁达夫在《出生篇》中几乎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叙述他和使女兼养姐的翠花日日相处的情景。这是否可以说：父亲给他的印象几乎是张白纸，而这位认为“谨饬而自晦”不足取，内外一把手的母亲又不能常常依伴，对他的童稚心灵的“起伏变革”影响最多的却是这位翠花姑娘呢？翠花真是一位要说多好就有多好的姑娘。她被领养时还十分幼小，以至她自己也说不清她的亲身父母是谁了。他和郁达夫的长兄郁华大致是同时长大的。自十七岁时父亲亡故，母亲“身兼父职”以后，她就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不仅烧茶煮饭，浆洗缝补，就是弄口的小摊，夜晚的加工活计也少不了她的替代和相帮，而且照顾小弟弟荫生（郁达夫的小名），几乎是她一人的事。特别是母亲下乡的日子里，她对小荫生俨然就是身兼半个母亲的大姐姐。白天相伴江埠锅围，夜晚相依灯下床头。由于她处在这样一个做不完的杂务，还不免受外人的闲气的孤儿寡母家的低下地位，因而她养成一个勤快温顺，直率坦白，终日不多话的个性。她有一颗十分善良的心，只想望兄弟们读书上进，家庭好起来，对父母亲的性情也有较多了解，因而父母给她的影响，也远比幼小的郁达夫多。她接受这个家庭的传统，从她的后半生来看，更是十分显著的了。她二十多岁时，曾有好几家看中她这个两手能干，勤恳本份的好姑娘，上门来说媒，她都不愿意，却情愿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余岁，而且已是再娶填房的山乡人李问渠。这个选择，母亲是十分满意的，因为李是教书先生，中过秀才，人品和学识都很好，山乡人民称他为“问渠先生”，她一嫁过去就成了像像样样的“秀才娘子”。以后她生了一个儿子，问渠先生十分钟爱，取名李叙逵。她勤俭持家，一如母亲的把式，帮助丈夫造起了一所三开间楼房。但新屋未竣，她却遭到了与母亲同样的命运。丈夫因劳累“致病以死”，儿子叙逵还只有四岁。丈夫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只不过四亩柴山，三亩外乡田和一屋子旧书。她亲自上山采樵，以出卖柴薪度日并且还继续完成新屋内的地坪、门窗等扫尾工程。她出卖的柴草特别低廉，因为她不能上集市去出售，那是有失书香家声的啊，因而宁出佣金找人代售的。孤儿寡妇的岁月真是比母亲当年过的更其艰难，但她还是坚持要让儿子上学读书，宁愿卖掉外乡田，坚持不肯出卖那一屋子旧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抄走了。她尊老爱幼，是山村里孩子们最喜爱的“好阿姆”；每年秋收之后她都要带着山乡的土产上城去探望母亲。这时母亲的家境已经好转了，也给过她不少帮助。当她的儿子叙逵病了，母亲托山乡人带给她一支大人参。山乡人少见多怪，竟逢人便吹：“谁吃了这样的大人参，滋补一生就别说了，死后坟上长出来的大麻菇也能治病！”——因而像神话般流传下来。叙逵在乡下读完初小，母亲又让小阿逵住到外婆家来上全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堂，一直住到小学毕业。郁达夫在《出生篇》的篇末所记述的那一次动人的“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的会见，已是一九三二年的十月，翠花已经五十岁了，这也是郁达夫与她最后的一次会见。一九三五年叙逵因病到杭州住医院。在那个时代，“无势无钱莫进来”的医院，对于一个清贫的山乡病人，其势利冷漠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已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得知叙逵住院，曾到医院去探望外甥。医院里觉得十分奇怪，这消息霎时就风传了全院。富有优越感的医师大夫和年轻时髦的看护小姐们都怀着好奇心拥到病房来观看这位名作家是个什么模样儿——原来只是个一身灰色旧罗衫，布鞋线袜，像煞裁缝师傅的普通人！但失望也好，叹息也好，从此却对这个山乡病人和陪侍的家属刮目相看了。这件事，当年陪侍病人的外甥媳妇方馥珍，回家后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婆婆翠花和儿女们。翠花婆婆也数听不厌，每次听了都要笑得兜起布衫下摆来擦眼泪，至今还传为笑谈。叙逵后来一直在故乡的小学任教，夫妇俩侍奉翠花也很孝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逼近杭州，翠花曾上城邀请母亲到他们的山乡里去避难。母亲不肯离开老家，委婉地谢绝了。谁知次年他们的山乡也遭到了日军的践踏，全家都离村逃上山去，只有她，像母亲一样不肯离开老家，幸好日军过境时未被发现。翠花病死于一九四○年，终年五十八岁。叙逵在解放后继续任职于故乡的中学，一九七四年从学校退休，于一九八○年逝世。
如果说，父母、家庭，对郁达夫以后的思想、作风以至个性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则翠花将是这个潜移默化过程中最初阶段的忠实传人。
三 青 春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开始编纂的《富阳县志》记载：富阳县城“东西长，南北隘”，只是个“周围四里二分零，面积六里五分零方里”的小县治。又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保甲册户口的统计“坊郭区（即县城内）共烟户一千二百零六十七户，共男丁二千六百四十二丁，共女口二千零八十五口”。这部《县志》的纂修年代，正是郁达夫自传的第二篇《我的梦，我的青春！》所叙述的作者四五六岁的时候。他说，富阳县城“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与县志所载大体是相符的。这是个颇为封闭的小县城，当时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工具是富春江上的帆船，可以上通兰溪，下达杭州，此外就只有肩舆担挑和跋涉了。由于闭塞，小县里的人们不明外界事物，孤陋寡闻，目光如豆都是必然的结果。但可悲的是人们似乎连探求外界新知，改变现状的志向和要求也很少提出来过。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郁达夫的日记中说：“午前接长兄书，劝予勿作苦语；又云：富春无大人物，为地方山水所缚也。”十九日的日记中又载有一首回答长兄的律诗，其中颈联云：“富春人物无多子，东海鱼盐惜此文。”（按：郁达夫名文——笔者。）他们兄弟俩对于缺乏生气，缺乏有为之士的故乡，有着共同的感觉，并谆谆以立志为故乡争气相互勉励。这个小县城又是个基本上纯属商业性的消费城市，而主要的几家大商店，如当铺、钱庄、洋广百货、食品南北货商店等以及仅有的一、二家染坊、酿酒等手工业都是徽州帮，宁、绍帮等外地人开设的，本地人经营的只是些小酒馆、小茶店之类的，此外就是些摊贩了。大多数居民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不事生产，也根本无条件或者不想从事生产，连那些小本生意都不去做，或者是不屑做。由于普遍的贫困，消费水平的低下，仅能在生与死的一线上浮沉。——之所以说浮沉，是因为似乎还谈不上挣扎，顶多只在鼻尖底下的一点滴微小的利益上计较。如《青春篇》中所描写的，人们聚集在茶店里为了煤油是“三个铜子一提”还是“五个铜子两提”而激烈争论以至于动武那样。这地方还流传过“渡船舱里比豆腐”的事。当时县城大街上共有十三家豆腐坊，近邻农民清早渡过富春江上街来买三个铜子一块的豆腐，回到渡船里同伴间相互比较：甲家的豆腐块头大些，乙家的豆腐小些。买了乙家豆腐的人，宁愿再行回渡上街，不惜争论吵嘴，到乙家去退货还钱，再买甲家的。当然，对于哪家豆腐的大或小，整天坐茶店的城里人是最有研究的了，他们谈论、流传着这件事，还着实讥笑近郊人的市面信息不灵呢！
这就是作者回忆中的这个小城当时的真实面貌，至于居少数的几户中、上层人家，既有一点家产可资坐吃，他们的子弟也多数还是以整日坐茶店为业，或者更闹点吃喝嫖赌之类。但其中看来也不乏别具见识之辈，有人就讽刺这种游手好闲，整日坐茶店的生活为“数石板”，——因为县城大街是用大块石板铺地的，大街地面究竟有几块石板铺成，这些无聊的问题，只有每天上茶店闲荡的人才吃得空会去数呀数的——因而成为当地一句骂人的刻薄话而流传下来。郁达夫的母亲就是经常用这句话来大声训斥儿子的，她似乎最反感坐茶店，认为这是最没出息的。因此，郁达夫从小就不准上茶店去看看什么的，甚至不准一个人跑出大门去玩耍。
禁锢在家里，日常与他为伴的，除了厨下忙碌的翠花以外，就只有他的奶奶了。这位老祖母因郁圣山早故，三十一岁就守了寡，自怨命苦，从此开始了吃素念佛。她为人忠厚诚笃，把六岁的儿子郁企曾拉扯大，又读书成婚，是历尽了受气忍让的大半生的。岁月易人，她守寡、吃素的时间愈长，清静无为，看穿人生的脾气习惯也积累愈深。郁达夫的母亲闲谈时常回忆说：她嫁到郁家的当年除夕夜晚，吃完年夜饭，这位老祖母就将全家的收支债务和些微现款移交给儿子和她这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儿媳妇，讲了一些吉利话，次年起，也就是明天起要让年青的一代当家了，“小夫妻俩对着债券现款着实发了一夜愁呢！”从此，老祖母就不再干预当家事务，整天念佛念经。到郁达夫三、五岁，开始有记忆时，她已经吃素念佛三十余年了。
作者在全部九篇自传中对这位老祖母着笔不多，大概是认为对他的“内心变革”的影响甚微吧。其实，多少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她长年枯坐在正中的客堂上方，嘴里不停地低念着佛和经，见了熟人点个头，打个招呼也从不停止嘴里的念叨，脸上总是那样毫无表情。但她的内心里却是热乎地疼着三个孙子的。她能看穿、不问不闻别的世事，而对儿孙们的一病一痛、读书离家却是事事连心，甚至一反惯例，忍不住要出面干预的。她反对长孙出洋留学，为的是飘洋过海风险大，从此不能常见，最后拗不过坚强的儿媳妇，着实动情地哭了几场。她有时为丧事人家去念佛，赚到几角小洋，都要兑换成铜板，以便留着给上学后的小孙子作每天放学回来的惯例钱三文。她自己别无嗜好，但有洁癖。她的布衣布裙，孙媳妇为她洗净了也是不算数的，还得自己重来。每次出门去庵堂庙宇念佛，她一身上下，即使上了补丁的衣裙，也净无纤垢，裙褶挺显。而且每次还必须拿两面小椭圆镜子放在楼板上，前前后后，照了又照，务使布裙的前后下摆高低相等她才放心地下楼出门。孙儿们对老祖母也是十分热爱的，每当祖母和母亲有点婆媳龃龉时，孙儿们尽管不敢参与、多嘴，感情上却清一色地都是祖党，没有一个属于母党的。孙儿们长大以后，每次从日本或外地回家，夜夜都要陪侍在祖母床头，坐谈到深夜。有一天早晨，老祖母双颊绯红地悄悄告诉孙媳妇：“昨夜孙子坐得介长久，害我内急实在急煞，差点儿要熬不住了！”把孙媳妇笑个前仰后合。这位洁身成癖的老祖母从来不兴在人前，哪怕是孙儿前说出要去大、小便等未免脏了牙齿的话的。老祖母不识字，郁达夫到日本之初曾给她寄来了亲笔绘制的图画以取悦老人。这是画在一张三十二开普通练习簿纸头上的钢笔画，画的是一个光头和尚的盘腿坐像，身穿袈裟，手持佛珠。面貌有点像自己。右上方题着“东方隐僧佛像”六个字——郁达夫幼小时名叫荫生，取谐音为“隐僧”吧！但左上角写有一行英语：“He is love（应为lovely）”（他看上去有多好——笔者），背面也写有一句英语：“All have been told， he hasn’t hope in the world！”（话说尽了，他对世间并无希求！——笔者）。这两句英语大概不是给祖母或其他代念信札的人看的吧，则是否他自己亦有所感触呢？郁达夫也给祖母特意写过纯白话体的通俗信（当时通用文言体），他知道祖母只能让别人念给她听，通俗就容易听懂。信中说：
“奶奶：长久勿见面了。想想看，实在是想归来。因为夏天路上勿好走，并且回来了之后，又要到日本来，恐怕到了那时候，奶奶又要酸心，所以勿回来了。”
“奶奶无钱使用，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日本，寄钱又寄不来，并且我也没有多少钱好寄与奶奶。我虽然为奶奶伤心，然而也不能为奶奶出力。
“今年大哥似乎要想回家，到了大哥将要回家的时候，我教大哥私下交付五十块钱与奶奶就是了。
“奶奶顶好勿要管母亲的事体，随她去说长也好，说短也好，总教装聋装哑，勿去听她就是。”
老祖母接到这样的信该是十分安慰的吧。一九一七年夏，郁达夫去日本已四年，第一次回国度假。七月二十日的日记载：“午前为祖母送香篮至后土祠，诸巫女皆赞予孝祖母，大笑。”短短的一行记载，充满了祖母的满意，旁观的佛婆们的欣羡，以及他自己为亲爱的祖母做了好事，尽了孝心以后的喜悦性情。可以想象，《青春篇》中叙述的阿千带领他冒险出游，最后到了真觉寺祖母那里，吃完中饭，下午归来的情景：小孙子拎着香篮，伴着祖母，在西晒的斜阳里，穿过荒芜的城垛小北门，一老一小，心里都充满着祖孙融融的喜悦走回家来——简直像是一幅哪位艺术大师笔下的风情画！
阿千是坐茶店的专家们正在培养着的接班人。惜乎这个活泼可爱的人物已无可查考，当地在很早以前就无人知道他了。不过，与他类似的人是有的，后来也果然接了坐茶店的班。但作者并没有把阿千同坐茶店的“蟑螂”放在一起。作者纪念他，记录他带领作者的这一次伟大的游历，是因为正是他鼓励作者大胆逃出被禁锢在小墙院里的笼鸟生活，尝到了“野鹜无粮天地宽”的无限滋味，开始了叛逆个性的第一声。又因为正是他带给作者美好的青春幻梦，进入了自由、光明、丰富、灿烂，鄙夷一切丑恶的梦境之中，萌发了追求解放的执著意念。阿千给予作者的并不是茶店酒馆里的“英雄”榜样，而是照亮心灵的启蒙曙光，这一点，也许连阿千自己也不曾想到吧！
作者对故乡的茶店酒馆可谓感慨无限的了，他甚至不惜用“蟑螂”这样的字眼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但作者与茶店坐客中的不少人却是很有交往的朋友，特别是一起长大的同辈伙伴。以后每次作者回家，往往成为消息灵通的茶店酒馆里的头条新闻，友伴们就闻讯而至，无所不谈。而所谈愈多，感慨愈深，形成了“蟑螂”这个可怜而又可憎的小动物形象。如果要说这是厌恶的咒诅，则毋宁说是怒其不争的愤懑！作者在这一篇的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