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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
注：十三岁秋九月遇某氏于剧场。
日本抄件中，第二句的“累”作“费”，注语为：“十三岁秋遇某某，有诗，不存集中。”这首诗中的“娇女”，即注中的“某氏”，应该就是自传第四篇《水样的春愁》中所说的“赵家的那位少女”。日本学者在研究中也都联系到她。富长觉梦先生在他所撰述的《服部担风先生杂记·回忆郁达夫》中有一小节名叫《莲仙》，更为明确地说：“他（郁达夫）十三岁时与一个名叫莲仙的邻家可爱少女的初恋……”稻叶昭二先生在他所著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自述诗》（此书只录载了十六首，缺第二、第三两首）中也说：“左家有个可爱的姑娘名字儿叫莲仙”。他们两位大概都是根据此诗的第一句，从字义推测而说的吧？其实，“赵家少女”确有其人，确是姓赵，今尚健在，已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太了。但名字不叫莲仙，也不曾有过与莲、仙两字相关的小名儿。其真实芳名，看来作者当初就有意隐轶，不仅《自传》内始终以“少女”、“女孩”来避讳，就是《自述诗》内也都以“某某”、“某氏”作代名。这首诗里的“莲仙”也属于相类似的隐语。查郁达夫《自述诗》草稿，这一首曾几经改易修炼，第一句本作“东家弱女貌如莲”。“莲”不妥，改为“仙”；又不妥，再改为“号莲仙”；仍不妥，最后才“东”改“左”，“弱”改“娇”，“号”改“字”，定稿为“左家娇女字莲仙”。这就是“莲仙”两字形成的经过。第二句曾作“×（此字涂改不清）赋闲情事可怜”，初改为“××闲情赋一篇，再改为“费我×儿赋百篇”，最后才定为“费我闲情赋百篇”，而誊清稿“费”又改为“累”。从这一句的修改经过看，自传第四篇中说的“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真是最好的注脚。
“赵家少女”与寡母当时向金姓大户租住的那所高墙大屋也至今犹存，位置正处在作者老家以东的一箭之地。这所百余年老屋，如今当然已陈旧不堪，但从四壁烽火高墙，巍然石库门楼的外貌仍可以遥想它当年的威风。进门是一周圈整齐的楼房围着中间一方石砌天井（当地人称为“走马堂楼”）。朝南的正厅又宽又深，难怪从少年时的作者眼里看出来，“她们家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的了。出门则就是孔圣庙围墙外的沿墙通道，南达东门街，北通城隍庙。古老的、中间铺着狭长的石板、两旁用鹅卵石砌成的路面，如今还留剩着零星的段落 。通道沿围墙的一边，都是高大的柳树，细软的嫩绿柳条垂拂着大红围墙，与墙内泮池上的参天杞柳伸向墙外的强枝密叶交相辉映。这是一条说不上特别怡人，但确实也颇能勾发情思的僻静小道。如果是读过这一篇《水样的春愁》的人，来到这里，回想起当年正是情窦初开的作者少年，“春三四月天，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心怀着热切盼望一见赵家少女楼头的粉脸，踯躅在墙沿路边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理解，为什么作者在这一篇中不惜浓墨重彩，用优美的语言来描写这一带环境并称之为“梦里的游行”的了。如果再把《自述诗》第八首的后二句：“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来对照吟味，更能意会到无法言传而确有所得的意境享受。
赵家少女的相貌，长长的细眉，高尖的鼻梁和粉嫩、光润的瓜子型脸蛋，虽然还不能说是最美丽的一个，但据说她很懂得打扮，很有富家闺秀的大方和派头。特别是有一种舒缓从容，文弱娴静的风度，最易招引像少年作者之类的，精神王国里自惭形秽到唯女性的高贵是崇的书生们的仰慕和爱怜。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据说幼年时只在自己家族的家塾里读过二、三年书，但能粗通文墨。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是很了不起了，也只有大家族中的富裕户才做得到。但稍长以后就只能失学在家“待字”，因为，无论书塾、经馆或洋学堂都是不收女学生的。赵家算得上是当时最开通的富商家庭，故让女孩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富阳这个小县城里招摇过市，其实也是一种“待字”的新式方法。出身在清贫的，很不开通的，极端缺乏男女社交见识的旧家子弟就不能不被这些惹人的浓艳所吸引。她们平日待在闺中打发时光的消遣，多半是抹骨牌或者上戏院看戏。骨牌，也叫牙牌，或者叫排九牌，共三十二张，可以作为赌博输赢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个人游戏如卜算命运休咎之类。《春愁篇》中说的在倩儿家赌输赢玩的就是这种牌。当时的富阳还没有正式的戏院，但一年四季，只除了秋收农忙的几个月外却都有营业性演出，所谓“卖戏”。那就是城隍庙改装的剧场，——虽然不很象样，但却是全城唯一的男女社交的公共场所。凡新换的剧团和新换的剧目，这几位开通人家的姑娘几乎无场不到。当然，未必是他们爱好戏剧而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招摇过市。但青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却是真正的爱好看戏，他不仅在高等小学堂上小学时，经常上城隍庙看夜戏，去日本以后，偶然回家也保持着这种爱好。一九一七年夏他第一次回国，自七月七日抵家之日起，据日记，除因事出访亲友者外，住在家里的几天，八日、九日、十日、十九日等都有上城隍庙看戏的记载。第八首《自述诗》注语中的“遇某氏于剧场”，即他初次遇见赵家少女就是在这种上城隍庙去看戏的场合。这次初见，别无记述，也许只是一次他自己感到了挑动心弦的新发现。别无“微笑一下，点一点头”等等的交流，但却是“恼乱童心”的开始。以后才逐渐有了《春愁篇》中所说的见面时“打招呼”，害得他“头昏耳热”的发展。因此，他开始留心和认识赵家少女早在“年纪只比我大一岁”的同学“邀我上他家里玩去”以前。这份早已被“恼乱”了的童心，虽然经过很长时间的“同芭蕉叶似的重重包裹”，但最后还是讲到了“不时上赵家”去跑跑，以至于“捏住了她的手臂”，“在月光里相对的那一刻春宵”。如果说赵家少女本来“或许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一样，见面时打个招呼，但到了最后这“一刻春宵”，不会无所感触吧。她是怎样想的呢？这位舒缓娴静的姑娘，没有，也不会透露多少的正负符号，也许只不过像一壶清水中滴入了一星点蜜糖，与平日的纯净有着些微不同的滋味罢了。这一晚，应该是作者十五岁冬，正确地说，应该是他十六岁（1911年）的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自十三岁秋后在剧场初见，至此才确实是“整整地恼乱了”两年的童心！
这默默相对的“一刻春宵”，是作者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的自我陶醉。就当时两家贫富之悬殊，志趣之差异，哪怕是平淡似水的关系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的，留给作者的只能是不平淡的“同水一样的春愁”。不久，赵家少女就由她的叔父做主，与一个富商子弟，据说还是作者的同学订婚（当地叫做“传红”）了。这已是武昌起义以后的民国初年，正当作者去杭州、嘉兴等地上了几个中学都感到不满而失意回家自学的时候。《自述诗》第九首，大概指的就是这些事：
一失足成千古恨，昔人诗句意何深！
广平自赋梅花后，“碧海青天夜夜心”。
国内誊清稿本诗无注，而且日本抄件中诗后注有：“罗敷陌上，相见已迟，与某某遇后，不交一言”。查这首诗的草稿，第二句曾作“前人诗句道来真”，最后一句本作“懊恼清狂直到今”。综合这些句里行间的差异和删改之迹来推测，他又遇见了订婚后的赵家少女。他深自懊丧失去了良机，还很有点气呼呼的恼恨——这才真是墙外行人的“多情却被无情恼”，实在叫赵家少女又可气又可笑的了。他自比唐代宋璟作《梅花赋》那样写下了多少情思篇呵！一代名相的宋璟，史称耿介持正，居然也写过那么香艳多情的《梅花赋》。史家左新、旧《唐书》的宋璟传记里甚至都不敢提及此事，难怪晚唐诗人皮日休见了要大为惊叹了：“我还以为宋广平是个铁肠石心的人，然而读他的清便富艳的《梅花赋》，竟很不像他的为人！”这与少年作者当时的情景，如《春愁篇》中所说，“一颗无邪的心”，“有点过份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可说是个十分传神的自比。但在这篇末尾他说只“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的春愁，其实却是“懊恼清狂”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像李商隐以月里嫦娥深悔为喻来寄托绵绵无尽的相思！
关于倩儿她们两位姑娘以及坐在左边，年纪比作者大一岁的那位同学始终找不到确知人。当地经过抗日战争八年的沦陷，凡高等小学堂旧址以西的人家、街道，尽化灰烬，烧杀之惨，令人发指。按《春愁篇》所提供的线索，倩儿和那位同学等的家正在邻近学堂以西的一带，则恐怕永远无法了解到了。但《自述诗》第十首，似乎就是说到了她俩后来的情况：
二女明妆不可求，红儿体态也风流。
杏花又逐东风嫁，添我情怀万斛愁。
注：十四岁夏遇某氏姐妹及某氏。
日本抄件本诗注语为：“是岁秋，又遇某氏姐妹及某氏。英、皇嫁后，樊素亦与春归矣！”此注语称“又遇”，而且比之于娥皇、女英与樊素，所指较国内稿已更为明朗，即指《春愁篇》所说：“当时我们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人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亦即倩儿等“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的两位和赵家少女。诗的第一句中的“不可求”似乎就是《春愁篇》中他曾说过的：“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即倩儿等两位）的对手”之谓。而查此诗草稿，第一句本作“二女明妆非我匹”就更其明显，则“二女”，无疑系指倩儿等二位。草稿此诗的第三、四句本为“杏花难待东风早，千叠情怀万叠愁。”整首诗以及注语是说他又遇见了倩儿等二位姑娘，她们已经出嫁了；同时也遇见了赵家少女，她，迟早也要出嫁了。怎么相识燕归来呢！虽然他与倩儿等两位姑娘的认识、交往，产生“不可求”之感，是在十四岁左右，《春愁篇》所记，亦同，但这最后一次的“又遇”，应该是作者十六岁秋后或者十七岁夏发生的事。此时心底的创伤已像投石于人生的河流，激水之余，剩下了圈圈微波，逐渐向四周扩散。接着《自述诗》有第十一首，对这一段初恋韵事，作了感情上的结束：
几度沧江逐逝波，风云奇气半消磨。
扬州梦醒无聊甚，剩向旗亭学醉歌。
注：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有“惜花心事终何用，一寸柔情一寸灰”句。
日本传抄第四句中的“剩”作“拼”，注语为：“是岁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诗不存集中，……（下同）”正是这两句“不存集中”，而在此注语中被单独保存下来的诗句说明，经过这番恼乱，在他的一颗无邪的童心里开始映入现实人生，尽管一切天真美好的憧憬，只落得“柔情似灰”，但却使他抚着痛疮疤自以为懂得了“终何用”。这对他的“内心变革”以至此后的思想、追求和个性留下长远的影响。据说，六年以后，一九一七年夏他归国省亲时，在故乡街头又看见过婚后怀孕，回娘家小住的赵家少女。到这时，他才极淡极淡地，只是远远地瞟了一下她的背影。十六年后，在他的《日记九种》里反复又出现过“终何用”的困扰。他一生究竟懂了没有，或者懂了多少，至今还是一些严峻的论家探索的课题。
初恋的回忆，确实像很多人说的，是瑰丽的，诗一样的。这一篇《水样的春愁》实在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用不着像读别的传记、小说那样，担心不按顺序连贯地来读会茫无头绪，如果光捡这一篇，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娓娓动听的随笔小品来读。
六 远 程
人生的首此离家远行，恰如初恋一样，往往留下了永远新鲜得难以磨灭的印象。作者在自传的第五篇《远一程，再远一程》中忆述的离家首途情景是十分清晰，又是十分动人的。当地一些与作者同时代的老人，很喜欢读这一篇，特别是起首那几段。他们说，文章道出了他们都曾有过的感受，正是他们脑子里记忆犹新而说不上来的话。但他们对作者高小毕业和赴杭的年份、年龄却颇有争议。事出有因，这也是历来国内外研究家有所争议的问题。作者究竟是几岁，哪一年，首次离家赴杭的？这一篇中没有明说。据前一篇《水样的春愁》的末尾暗示：“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1909，宣统元年已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领取了县高等小学堂的毕业文凭，喝了毕业酒，当晚又去看了赵家少女，并告诉她明天就要上杭州考中学了。即是已酉年正月十四，亦即一九○九年二月四日赴杭。而据《自述诗》第十二首注语：“十五岁冬去小学……”。他毕业于富阳县高等小学是在十五岁的冬天。《自述诗》第十三首说：
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郭正春风。
注：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
日本抄件中，注语还增加了”初到之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的一语。则他上杭州考中学是在十六岁，亦即一九一一年的春天。
《自述诗》第十四首说：
欲把杭州作卞京，湖山清处遍题名。
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注：闻杭府中学无宿舍，遂去之嘉兴。
日本抄件，注语中的“闻”作“因”。他到杭州后，随即转赴嘉兴。这与自传的这一篇《远程篇》所说情节相同，所不同的，是转赴嘉兴的原因：自传说是由于在杭州玩了几天，多花了钱，所带川资已不足缴付杭州中学的半年学膳费，因而转赴“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自述诗》说是由于杭州中学无宿舍。这两种原因，可能都是存在的。总之，他转赴嘉兴就读于嘉兴府中是在同一年的春天。嘉兴，比杭州，毕竟是离家更远了。自传的《远程篇》中叙述了他在嘉兴府中时的“怀乡之念”，“半年之中……一个人真不知流了多少思家的热泪”。暑假回到家乡。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仍旧转入了杭州中学的一年级”。这些情况与《自述诗》第十六首所述也完全一样：
离家少小谁曾惯，一发清山唤不应。
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
注：初到嘉兴，思乡颇苦。五月作病，六月还家。八月改入杭府中学。
这些都是同一年的上半年的事。
富阳县城经过八年抗战的浩劫，原富阳县高等小学堂以及民国后改建成的县立春江小学校均在战火中付之一炬，所有毕业生名册档案已无可查。但却查到了当年嘉兴府中的一张《修业文凭》。
晚清宣统年间，浙江原各府中学堂已改建为统一的按顺序排列的各个中学校。如杭州府中改为浙江第一中学堂，嘉兴府中改为浙江第二中学堂等等。但在民间，习惯上还是依旧称杭州府中、嘉兴府中。校长称监督。当时，浙江第一中学堂的监督是邵伯絅，第二中学堂的监督是方於笥。现已查到的就是浙江第二中学堂的第九十八号《修业文凭》。文凭载明：学生郁荫生（原名文），现年十六岁，系富阳县人。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列入最优等。出具文凭日期是宣统三年闰六月，监督方於笥。
作者一生就读嘉兴府中就只一次，时间是一学期。查宣统三年的闰六月，即一九一一年的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日，正是暑假期内。按通常惯例，学堂不会每个学期给每个在学学生都出具一张《修业文凭》。可能正是因为“学生郁荫生”下半年要转入杭府中学（第一学堂），经申请，校方才特别开具的。这张文凭既证明作者就读嘉兴府中是在一九一一年的上半年，则可以推知小学毕业后离家赴杭州也是这一年，即十六岁的春天。说明还是《自述诗》第十三收所述正确相符。
富阳县高等小学堂无秋季班，毕业都在冬季岁末。富阳当时无中学。富阳学子小学毕业后欲升学的，都在过了年节（现在称为春节）后上杭州去考中学。清朝都按传统的旧历（或称阴历、夏历、农历）纪年。旧历岁末都已是公历次年的一月或二月。如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腊月二十九日，作者十五岁的岁末年夜，已是公历一九一一年的一月二十九日。《自述诗》第十二首所注十五岁冬在高等小学堂毕业，照算已是一九一一年的一月间。这与上述已经证明的赴杭时间是连贯的。�